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失灵的司法干预——反垄断规制理论修正与合同解释规则重构

当前法院在裁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时所采用的诚信谈判框架,存在巨大的局限性。其虽然有助于具体案件中的过错认定与司法裁决,但却不当扭曲了标准许可市场内的组织选择,可能招致许可合同司法定价和标准实施不当拖延等损害。事实上,单独的许可费争议在专利法或者合同法上不具有可诉性,而反垄断之诉也不会导致法院直接裁定许可费的结果。鉴于标准必要专利密集的技术领域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市场失灵,法院援用反垄断法微观调控具体的许可条款不具正当性,应以竞争损害为反垄断诉讼的看门要件,限缩反垄断法适用空间。最后,法院应发展一套高效的FRAND合同解释理论,来遏制那些星散的专利权人事后机会性的劫持行为。明确FRAND承诺产生利第三人合同的法律后果,并引入专利权人违约和受益第三人承诺权利消灭机制,将有效抵偿专利排他权减弱导致的高交易成本,促使谈判双方由目前诚信地参与谈判迈向实质性地达成许可合同,重拾标准实施的时间效益。

诚实信用原则在劳动法适用的类型化

劳动关系较之一般的契约关系更着重双方信赖利益。对于诚信原则在劳动法中的适用范围各国尽管尚存争议,但大多均肯定其价值。我国《劳动合同法》对此亦有明文规定。但无论是诚信原则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抑或从我国司法适用现状的考察,诚信原则均有类型化适用的必要。即在考量劳动法特性前提下,按照诚信原则三大功能的指引,在适用时区分不同的类型进行建构,明确具体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在补充性功能上,注意劳动者附随义务划定的边界,不能擅自突破法律既定的保护框架。在限制性功能上,应通过精细化阐述或下位原则适用,对判定要素加以说明。在修正性功能上,应遵循维护法律安定性为本旨,例外情况下才适用的原则。

合同法诚信原则之研究

诚信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私法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更是以其诚实、善意、公正的理念受到了人们的推崇。根据合同成立的不同阶段,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一是磋商中的诚信,即在合同谈判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不得以恶意隐瞒、欺诈及胁迫等形式促使合同的成立;二是诚信履行,即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阶段应当按照交易的本旨勤勉的履行合同,不得滥用权利,违反诚信、恶意履行;三是合同终止后的诚信义务,通常表现为合同终止后的通知、协助及保密的义务。在以合意为中心构建而成的古典契约法理论和绝对契约自由遭到抨击之时,诚信原则犹如普罗米修斯之火给合同法带来了新生,以诚信原则为基础的关系契约论的兴起,限制了绝对的契约自由,将传统的"铁面无私"的合同法重塑为富有"人类真情实感"的合同法。

超额保险的法律规制

超额保险破坏了保险的根本原则———“损害补偿原则”,故为法所不许。在分析超额保险时,必须遵循“损害补偿”这一保险的基本理念,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出发,区分构成超额保险的不同原因,并对之进行不同规制,从而达到保护善意投保人,惩戒恶意投保人的目的。

保险“最大诚信”之反思——兼论保险告知义务的理论依据

诚信没有大小之区分,把“最大诚信”论作为告知义务产生的理论依据已经不合适宜,它不仅有循环论证的逻辑缺陷、制度构建的困惑,也不符合保险制度发展的实际需要。告知义务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多元的,危险信息不对称与危险估计需要是事实基础,而诚信原则是该事实需要转化为制度构建逻辑结论的理论工具。

试论诚信原则对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

对缔约过失行为的规范已越出了契约法则或侵权行为法则的范畴 ,应由诚实信用原则这一一般条款予以调整 ,并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实现。我国《合同法》上的有关规定十分明确地揭示了缔约过失责任行为的本质 ,解决了《民法通则》未能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 。

保险实务诚信的反思与前瞻

诚实信用原则是在实践中不断发生变化的,不同时代赋予不同的内涵,诚信原则之所以如此发展,实为追求公平正义结果。我国保险实务诚信则必须在保险法制健全、保险司法强化、监管机制更加完善等情况下实施。

论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区别

目前学界对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区别的研究存在误区,在方法上,他们或从应然到实然,或从实然到应然,而正确的进路应为:从应然到实然,再从实然到应然。诚实信用原则是对私法自治的内部限制,公序良俗原则是对私法自治的外部限制;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权利与权利的纬度,体现了私人之间的利益,公序良俗原则适用于权利与权力的纬度,体现了私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法律效果不同,根本原因即在于背后所涉及的利益不同。

浅析海上保险中的保证制度

海上保险中的保证制度起源于英国,它是海上保险法中一项特有的制度。保证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与演变,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航运事业发展,当代国际海上保险立法与司法呈现出更倾向于被保险人利益的特点,保证制度的发展也顺应了这一潮流。我国《海商法》对保证仅有一条原则性的规定,难以适应海上保险实务之需要。应借鉴航运发达国家之相关立法,以完善我国海上保险中的保证制度。

论《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是适用整个民事合同的基本原则。尽管《合同法》的总则、分则的多处条文,对诚实信用原则均有明文规定,但对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的诚实信用原则来说,法律的规定显得十分单调、概括。正确理解《合同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精神,特别是正确掌握诚实信用原则在先合同义务、合同附随义务及后合同义务中的运用,无论对合同当事人还是对裁判人员都无疑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试析《合同法》中合同义务的扩张及意义

传统的民法理论、民事立法实践中对合同义务和合同责任的规定过于狭窄 ,不利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权益 ,也不利于提高交易效率和保障交易安全。新《合同法》中对合同的义务进行了拓展 ,表现为先合同义务 (缔约过失责任和保守商业秘密 ) ,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和后合同义务 ,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性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浅议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 ,一方因违背其依据的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 ,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 ,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它是一种新型的责任制度。从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这一角度 ,对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予以阐述 ,对目前颇有争议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以达到很好地理解和适用缔约过失责任 ,防止其不适当扩大。

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比较研究

诚实信用原则在当代合同法中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它不仅是当事人的行为准则,而且具有平衡利益的功能,它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实现社会正义,因而在大陆法系合同法、英美法系合同法、中国合同法以及有关的国际条约和惯例中都作了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因而两大法系的各国均采用判例形式或在司法实践中将其具体化,以克服该原则适用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值得中国合同法借鉴。

预约合同责任的“诚实信用”进路及法经济学解构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颁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第三份司法解释,以澄清买卖合同中的相关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最高法院在该司法解释中明确指出预约合同可以附带法律责任。这是一个在国内外法学界都具有争议性的议题。本文以比较法为视角审视主要法域相关立法和案例所衍生的诸多问题,进而理解预约合同的复杂性,提出了三层次递进式的"诚实信用"框架理论,并尝试在该框架下明确《合同法》与最新司法解释应该如何互相配合以处理和预约合同相关的法律问题。本文以法经济学方法,深度分析预约合同可能产生的责任的理论基础,提出一种干预主义的路径,以期进一步完善预约合同责任理论。

保险保证条款的法律控制

我国保险法没有规定保险保证是重大的制度缺失,而在最大诚信原则之下来加以理解则是认识观念上 的严重偏差。保险保证是限制交易风险的有效手段,但也有被保险人滥用的可能。应立足于投保人利益保护,建 立保险保证的限制制度。

论保险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保险法的一个基本原则,贯穿于保险法的始终,是保险合同当事人在保险活动中必须遵守的最基本行为准则。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深入分析我国保险法对诚实信用原则的有关规定及立法完善。

最大诚信原则在海上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适用

最大诚信原则是海上保险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文结合英国法中的相关观点和判例,对我国法律下海上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最大诚信原则应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缔约过失责任的法理基础

"无合同即无责任"是自罗马法以来传统契约理论的基本观点。但是当面临合同成立以前因当事人的过错致使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受到损失这一情形时,受害人的利益得不到救济。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与发展,传统的观点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因此1861年德国法学家耶林提出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弥补了此种缺陷。此后,缔约过失责任理论逐渐为世界各国契约法学理论界及立法、司法判例所接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国新合同法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观点,标志着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