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的“地界”(mu ddix):小凉山彝族家支的分化与整合

家支制度被认为是凉山彝族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向内凝聚了血缘共同体的团结,向外抵御了共同体潜在的风险。因此,一般认为家支仅仅是以血缘世系为纽带进行整合的。通过对近代以来云南小凉山的考察发现,在有“等级团结”关系的彝族社会中,家支具有延展性,它既指一个具有血缘世系纽带的群体,也指具有等级涵盖关系的家支联合体。在本土概念中将其归纳为“地界”(mu ddix)。“地界”是指在小凉山彝族社会内部以诺伙家支为名号,诺伙、曲诺、阿加和呷西这三层身份关系为基础,以家支地界利益为最高原则来组成和维系共同体运转的法权机制,以此来讨论小凉山彝族社会中的家支构成关系、运转逻辑与分化原则。只有理解了“地界”中家支分化与整合的关系才能真正厘清小凉山彝族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

民族和谐视阈下的族群边界与社会融通——以云南边境苗族村寨的“祭门猪”为例

苗族特有的围绕献祭为核心的“祭门猪”仪式,是在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建构出的独特秩序结构与象征观念,并自始至终保持一种较为完整的连续性得以延续。仪式献祭中的“猪”为人与超自然力量的对话搭建了桥梁,并从象征意义上强化了族群结构,是保持社会凝聚力和平衡方面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仪式的展现则是对资源的再分配过程,是对社会秩序的重复强调,也是对多民族融合的强化,并在仪式演变中跨越传统仪式功能,实现多民族和谐关系的建构。

民族互嵌型社区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理论分析

从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两个层面来推动各民族相互嵌入,其目标在于从根本上形成一个民族互嵌型社会。民族互嵌型社会是一种与西方平行社会相对立的多民族社会形态,它具有构建有机民族团结的基本功能。在新形势下巩固民族团结的大局,既要注重在宏观层面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型社会结构,也要注重在微观层面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型社区环境。

拉祜族厄莎信仰与基督教的互动整合

拉祜族的厄莎信仰和基督教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厄莎信仰是拉祜族最具生命力的人文系统,是拉祜族得以生存繁衍的精神动力和社会机制。当基督教作为外来文化进入拉祜族社会时,厄莎信仰成为基督教传播的重要载体与平台,为基督教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实现了基督教在拉祜族地区的本土化。基督教的现代理念和手段,有利于拉祜族社区的生产技术、教育卫生、生活观念等的提升,并在厄莎和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共构了一种拉祜族传统的社会和谐。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互嵌式教育环境建构研究——基于社会融合理论

民族互嵌式教育环境建构不仅是多民族国家社会融合的需要,也是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需要。基于社会融合理论对民族互嵌式教育环境的理论内涵、价值逻辑与建构路径进行解析,认为民族互嵌式教育环境是建立在一定地域基础上,由各民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相互交往而构成的公共教育环境,具有空间环境的开放性、教育资源的整合性与个体行为的互动性等特征,其建构有利于促进多民族社会的有机团结、加强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整合以及促进不同民族个体间的心理相融。基于此,应着力构建民汉合校与民汉合班的融合办学模式,完善各民族学生共学共进的育人机制,培育手足相亲的思想情感和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云南藏区“藏回”族群社会结构研究——以香格里拉县哈巴村“藏回”族群为个案

我们对云南迪庆"藏回"族群的社会结构进行了较深入调查,揭示了"藏回"族群的形成是在藏区回族移民和藏族长期频繁的社会交往中,回族对藏族社会生活及文化的积极适应结果,是回族文化多样性的表现。我们研究"藏回"族群结构多元的文化构成,探讨现今"藏回"族群村落社会控制三元结构并存的新问题,提出云南"藏回"是历史上穆斯林积极适应藏区社会文化的产物,是回族的一个亚族群。

1949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与启示

1949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坚持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着力推进社会文化发展,致力于改善民生,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广西壮族自治区各民族在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族际通婚、族际交友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范围日益扩大,程度日益加深。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证明,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着力抓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要善于挖掘和合理利用历史资源;要坚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提供政治保障;要提供坚实有力的经济保障;要构建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居住格局等在内的互嵌式民族社会结构。

少数民族流动儿童融入城市公立教育的调查分析——以呼和浩特市为例

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教育融入关系到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基于对呼和浩特市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问卷调查发现,少数民族流动儿童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公立学校,但却有着强烈的融入愿望。据此认为,政府要成为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的保障者,公立学校要成为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的承担者,学校教师要成为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的支持者。

费孝通的三个重要理论都过时了吗?——对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思考

70年以来,费孝通就中国社会陆续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多元一体"理论"文化自觉"理论。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三种主要理论全都显得有些过时了,都需要向前推进,以便适合新时代发展的需要。经济社会的全面大转型要求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总结中国经验、讲出中国理论。然而,面对理论创新的不足,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亟需形成新的学术理论或者研究范式,也正在形成从"差序格局"到"社会结构转型",从"多元一体"到和"一国多族",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转变中。

劳动分工、社会分层与两性角色差异

人类劳动分工的标准既有自然的也有社会的,二者又交织在一起。历史上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有着多样的劳动样态,但多数村寨只表现为一种简单随意的劳动分工,而不是制度化的分工。社会财富积累的低水平状态不能促成繁复的社会分层,故而社会不平等也有限,社会分层不明朗,劳动、劳动者的贵贱亦不明显。因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两性角色差异亦难以演变为普遍的社会事实。以王朝行政力量为后盾的男权观念在数百年间覆盖西南地区,两种认知摩荡的结果,就是近三四百年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两性角色的现实状态,难以用"男尊女卑"一言蔽之。当地女性地位实际上处于一种结构性低层状态。

一种观念:族群社会艺术学

任何人都是族群的人,族群总是有自己特性的社会内容,从"族群+社会"视角讨论艺术,是一个新的焦点关注与注意力分配的观念与方法。文章以社会学、人类学和艺术学的方法,对何谓"族群社会艺术学"进行剖析认为,族群社会艺术学是指深入族群社会内部空间,揭示艺术存在状态的学说。旨在以艺术为核心、以族群为边界、以社会为空间,全面深入揭示族群自身的艺术状貌、揭示人类艺术的共性、揭示人类共性的艺术。同时认为,族群社会艺术学也是一种认识"本土社会"或"族群社会"的艺术学说与方法。文章具体从"需要+方法 +思想+认识"这四个维度,结构性、系统化地讨论了族群社会艺术学的时空内涵,为消解族群艺术偏见、调控族群艺术多元阶层冲突、增强族群艺术生长合力提供认识论与方法论。总之,该研究是拓展艺术学术视野和建构中国特色艺术理论的尝试,具有学科创新与启示研究取向的价值。

转型期(1982～2010年)云南15个独有少数民族人口职业结构变迁

本文以1982—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云南省15个独有少数民族在社会转型期的职业结构变化状况，并从产业结构的社会变革对各民族职业结构的变化影响，就业者的受教育水平对职业结构变化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展现了各民族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的变迁特征。

深圳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社会融入与城市管理

改革开放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同胞迁移、流动至东部沿海因素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与适应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关系到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深圳是广东省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也是珠三角主要的人口流入城市。本文首先阐述了深圳外来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然后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人际交往、身份认同与心理归属四个方面分析了深圳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社会融入现状,进而提出了深圳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社会融入存在的问题以及城市管理建议。

族群振兴与国家建设——广西回族抗战活动的历史人类学分析

本文从建立抗战组织、宣传抗日、回民参战及赈济难民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广西回族的抗战活动,并认为在族群视野下,广西回族抗战活动的特征为"兴教"与"建国"的互动与互惠,其形成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现阶段农村黑恶势力滋生的结构性原因分析

现阶段我国农村黑恶势力滋生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变迁。由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我国农村社会传统的内生权威式微,如大村落家族衰微、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社会阶层分化等,而以国家强力为代表的外生权威又未能及时建立。在社会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农村黑恶势力依靠暴力、胁迫等非正当手段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关系资源的角逐中有着天然的优势,从而得以滋生并不断发展壮大。

跨境非国家行为者网络对区域社会的整合——以中国云南与缅甸跨境民族为例

区域社会整合一直是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国家行为者则始终是推动区域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随着社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非国家行为者也在区域社会整合中产生一定影响。跨境民族作为重要的非国家行为者,在区域社会的整合中越来越具典范性。其内在结构和外在行动实践因素的联袂作用,则是促成这一切的关键。基于内在结构因素,跨境民族彰显了自我主体化的现实,呈现出归属性的社会身份,具备了自我呈现和行动源泉的自主能力,成为既保持内在延续性,又超越外在空间及历史边界的存在,甚至成为能够代表自身文化和身份政治的存在,进而将与自身有着文化同一性的民族整合在一起,达到整体间共时性平行关系的维护。基于行动实践因素,跨境民族呈现出获得性社会身份,达到转型主体化,并使共享同一实践的人员整合为更大规模的存在,体现出空间的局部化及社会实践关系的时空化,以嵌入社会结构的实践形式建构出真实的社会关系,最终使得社会转变成为以行动实践来重构的内容。

社会猜疑对多重身份融合的影响

社会猜疑是人们关于公平、信任的负面看法,不利于和谐关系建立,但在多重群体身份构成的复杂社会中,社会猜疑如何影响多重群体身份的融合尚不清楚。本研究以两个族群的273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测量了被试的社会猜疑水平、群体身份重叠程度,以及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四个核心变量,探讨与分析社会猜疑对多重群体身份融合的影响及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且社会猜疑显著负向调节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即当被试社会猜疑水平较低时,其族群认同正向预测国家认同;当社会猜疑水平较高时,二者关系不显著。此外,少数族群的社会猜疑还能显著负向预测其多重群体身份重叠程度。总之,较低的社会猜疑有利于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这为解决大型社会的身份复杂性问题、促进多重群体身份融合具有启发意义。

利益结构变迁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关系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利益结构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稳定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把公民的利益的表达纳入体制内,变静态稳定为动态稳定,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维稳不是要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设立规则,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在矛盾急剧增加的社会转型时期,具体表现为处理社会利益关系问题的能力、有效避免社会冲突事件的发生或降低事态的发展程度。

边界与聚合:社会互动视角下的云南回族圣纪节考察

与其他地区回族相比,云南大理上丰呈庄回族在举办圣纪节的时间选择、可参与者身份规定等方面表现出一些差异性地方特点。对上丰呈庄回族圣纪节仪式的考察表明,作为社会互动的重要环节,仪式中的互访与共餐既增强了回族内部的凝聚力,也通过允许、接纳其他民族参与而实现了族群边界的跨越。在多民族交错杂居地区,不同民族在长期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社会互动密切,在各自保持传统的同时也不断突破固有的边界,促成了彼此社会关系与文化关系的聚合,建构起民族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

城市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建设的行动逻辑与耦合机制研究

推进城市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建设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建设是多元主体行为选择、综合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受主体自身利益偏好、认知惯性以及周遭环境变化等影响,民族互嵌内含的政府逻辑、市场逻辑以及个体行动逻辑对民族互嵌式社会的建设水平和成效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建设要对异质主体的内在行动逻辑进行充分的分析考察,并以共同体建设为轴心,建立有效的社会共生、情感联结、利益保障及协作共治的“耦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