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体育史学的现状与未来走向——兼论体育史学的学科地位与“文史合一”的发展

简要回顾百年体育史学的学术发展,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的体育史学的发展。指出:作为一门研究历史的科学,体育史必须面对社会转型及社会变迁带来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开放思想,更新观念、融入社会、融入多学科之中,从而获得体育史学的"开新之路",并向后现代化迈进。

从“整体史”到“全球史”——西方史学史的一条线索

全球史的观念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整体史、18-19世纪的普世史和文明史以及20世纪的总体史。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西方史学中识别出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它有其古典基础,经历了从整体史、文明史和总体史到全球史的发展过程。

中国美学史与中国史学史

“中国美学史与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项新的研究命题,具有寻根、整合性质。它主要从四方面展开:史实为美学史输送了足可征信的原始资源,具有史料的直接性甚或惟一性,评述的权威性甚或经典性;史撰展现了美学史的生态现场和发展历程,提出具有时代特质的审美理想,撰著者宏深的史学眼光凝定为闪光的史识,给美学史家以深刻启迪;史论在论史中暗合或勾连了审美论,为美学史铸就了相关的审美范式和范畴体系,其中,意象论、个体论最为称名;史传则转换为传记文学审美形态,对小说审美形式和特质产生了诸多影响,形成以史为本体的叙述模态。这样,便在审美发生学、史学—美学精神、审美原则、叙事学、价值评判标准、主体审美要素等契合点上出现话语置换和深度整合。历代文史大家在“大通”思维光照下,运用相应的方法论,经过学理化的连手和“光合”作用,最终建构起独具华夏风采、智慧和涵质的史学—美学范式。

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香港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为香港文学修史成为一个自觉的行动。然而书写观念和叙述方式的制约使得这种"书写"并不成功。"香港文学"如何被整合进中国文学史,一直是内地学者孜孜以求却又难以解决的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突破既有的史学观念,建构起新的整合理论,提出新的史学模型。新作品在不断出现,旧作品被重新挖掘与阐释,文学史理论也处在不断的调整与建构之中。

数学史:从辉格史到思想史

以代数解释为代表的辉格编史学一度在数学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编史学导致了数学史的盲目和贫乏。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许多数学史家努力开辟不同于辉格史的研究进路,然而迄今为止仍未能清除数学史中的辉格倾向。为揭示这一困难的根源,我们回顾了克莱因对数学史本身的起源的追溯,从中看到,数学史中辉格倾向的根源恰恰在于近代数学本身。因此,数学史要想摆脱辉格倾向,必须首先成为一种能够揭示自身根源的研究,即一门思想史。包括柯瓦雷的科学思想史在内的许多思想资源都可帮助数学史实现这一转变。

顺沿班纳姆与柯林·罗,重读布扎与现代建筑

文章以班纳姆和柯林·罗的史论中涉及布扎体系与现代建筑关系的思辨精粹为线索.类比式地将经典的布扎思想之于现代主义宣言对其的批驳并置于现代运动的信条之于"后-现代主义"对其的修正。通过配合阅读这两位史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的具体人生经历.并将其史评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建筑学界思潮的整体转型中,文章在个人史和学科史两个层面上呈现了现代建筑的评述者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一种思辨同时贯穿于历史研究与当代评论.并进而完成一次对布扎与现代建筑的批判性重读。

思想史编史理论与实践的比较——以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绪说部分)》为参照

选取陈来、漆侠、钱穆等学者的相关文本与《朱熹的历史世界(绪说部分)》进行比较,揭示了《绪说》与这些文本之间在思想史编史理论及其实践上有着重要差异,这些差异给思想史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启示。

20世纪音乐史的真正“原点”——塔鲁斯金“泛”论新古典主义

塔鲁斯金视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步流行全欧的新古典主义为20世纪音乐史的"真正"原点。他站在现代主义的高度,拓展了新古典主义的定义,不单涉及音乐风格,也辐射至音乐表演、音乐批评、音乐学方法论、音乐与哲学、音乐与政治等议题。本文从塔鲁斯金对新古典主义的讨论切入,剖析他书写20世纪音乐史的四重特点:与思想史(尤其是主体性问题)挂钩;细读与互文兼具的文本分析;对音乐社会话语的捕捉;与当下(后冷战美国)的关联视角。

以思想史的视角介入史学史的研究:意义与限度

为了解决“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何以可能”的问题,本文首先指出“思想是史学史的灵魂”,史学史研究必然是思想性的,甚至是一种双重思想经验的表达。其次,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又并非仅仅是一种思想决定论。再次,思想史与史学史的结合更可能实现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所想要达成的深化学科建设并实现跨学科整合的目的。最后回答了“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能够给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贡献什么”的问题,我们认为,当一切被书写的历史都被作为历史学家的思想史时,批判性的史学史才能在对史家思想世界的剖析中得以实现,也只有这样,史学史研究才会真正成为培养历史学家主体意识的重要工具。

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何以可能:以启蒙史学为例的思考

在研究对象方面存在的类似之处,使得史学史可以借鉴思想史分析文本的一些方法。就这方面而言,对启蒙史家爱德华·吉本的研究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莫米利亚诺、特雷弗-罗珀及波考克都将吉本的文本与语境相结合,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历史化的解读,进而深化了对启蒙史学的研究。但史学史研究除了要思考文本语境外,还需思考史学史作为学科史所具有的特征及相应的研究方法。近年来研究者们吸纳了知识史的研究方法,试图分析“历史”是如何“生成”的。对于从知识史角度展开的史学史研究,思想史亦能帮助研究者更深入地考察史学知识生成的智识条件、史家行动的智识环境。譬如,离开了对启蒙时代智识语境的考察,研究者就很有可能无法历史地理解启蒙史学。

思想史研究指要

目前国内的思想史研究,既缺乏深刻的学术反省,也缺乏系统严谨的学术规范。我的看法是:在思想史研究中,研究者应该是观察者而非评论人;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史料,所谓的历史不过是史料的镜像;研究方法包括解读史料、构建个案模型、在不同模型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任务既包括阐发史料中既存的知识,也包括探索蕴含在史料中未知的真理;研究宗旨是为人类当前生活提供借鉴。简言之,思想史研究是以史料为对象,以史料分析为手段,以发现真理为任务,以提供借鉴为宗旨的学术活动。

村冈典嗣的日本思想史学理论方法与历史认识

村冈典嗣是近代"日本思想史"学科的创立者与重要先驱,在同时代史家中尤为重视思想史学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建设。近年,伴随着日本学界反思近代学术的潮流、村冈遗稿的整理公开、相关西方理论著作的翻译引进,长期沉寂的村冈研究不断升温。村冈借鉴伯克文献学与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哲学,试图将新生的日本思想史学打造为一门近代科学。村冈深受近代德国人文学风,特别是浪漫主义、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对前人理论的继承、扬弃乃至误用中,他形成了自身具有本质论、性格论特色的治史路径和历史认识方式。其思路与方法是20世纪乃至今日日本思想史学的重要源泉。

历史观引领、案例深化、专题整合: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史教学改革

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以史为鉴是历史研究的学理原则。近年来,全球传媒生态遭遇诸多挑战危机与认知混乱,新闻传播史的课程价值与学术价值渐趋弱化与虚化,业界与学界均有急功近利现象,亟待正本清源、回归初心。因此,提升新闻传播史教学内容格局,梳理其与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际形势等等维度的勾连杂糅,打通其内在逻辑关联路径,以跨学科阐释、专题整合、案例分析等方式'加持'该课程的学术底蕴;以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分析新闻传播史上诸多先贤的卓然开拓与矢志坚守,引领、培养、强化学生的职业崇高感与使命意识;探究历史与当下的巧合与对接,彰显该课程的经世致用与鲜活;以翻转式课堂、模拟新闻发布会等教法,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与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