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三月三”歌圩节: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范式

“壮族三月三”歌圩节,是壮族重要传统节日,也是全区各族人民会聚交流、共同欢庆的节日。“壮族三月三”歌圩节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借鉴和吸收了汉族三月三上巳节的节期及活动形式,融入壮族的诗性思维、能歌善唱、以歌交友、依歌传情、倚歌择偶的传统,使“三月三”成为融祭祖、对歌、赏歌、娱乐为一体的盛大节日。遍布壮乡的歌圩,人潮涌动,歌声飞扬,塑成了广西“歌海”的美誉,是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范式。

汉画像中胡人图像的宗教意义

汉画像中的胡人图像较多表现在胡汉战争图、羽化升仙图以及一些早期的佛教图像中。它具有三重宗教意义:第一,胡汉战争图中的胡人从历史中真实的匈奴人变为墓主人升仙的障碍,象征了墓主升仙道路的艰辛;第二,汉画像中的一些羽人和仙人具有"胡状"外貌,证明了胡人与西王母仙境有关,代表了汉人对胡人的"异域想象";第三,在汉代佛教图像中,胡人出现在佛像身边,与其组成固定搭配。这既是对贵霜佛教艺术的效仿,又与处于西王母仙境的胡人有相似之处,表明了佛教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中同本土神仙、方术思想的杂糅。

略论辽朝汉人契丹化问题

辽朝境内汉人来源广泛,主要有五种,分布上已遍布五京地区,并可按照地域与安置方式不同各分为两大区域。辽朝汉人契丹化现象性质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为其重要一环。契丹化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在汉人契丹化过程中呈现由逐步至深入、不同地区程度不同之特点。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中之必然现象;其二,辽朝民族政策之推动作用;其三,辽朝统治区域内胡化传统与辽宋关系之变化亦为推动汉人契丹化的之重要因素。

广西民间故事《金仲和阿翘》的采录与研究

通过对流传于广西的京族民间故事《金仲和阿翘》的采录和研究 ,厘清了该故事由中国传入越南 ,再由越南传回中国的大体年代、路线和变迁情况 ;认为“京族化”的《金仲和阿翘》既是中越文化交流的见证 ,也是京汉文化融合的结果。

论清代满、汉服饰文化关系

清代满、汉服饰文化关系首先表现为尖锐而又激烈的冲突,一方面清统治者以"首崇满州"来竭力维护满族服饰文化的自系统性,并通过"剃发易衣冠"这一具体的政策将满族服饰文化强加于汉族厚积了几千年的服饰文化之上,以满族服饰文化来改造汉服饰文化;另一方面汉族儒生、士大夫和广大民众拼死反对"夷狄"文化,贬斥满族服饰文化。然而,在禁止、反对、排斥的同时,又在积极地进行交流,相互学习仿效。同政治、制度、伦理等其他文化一样,满族服饰文化朝着汉化的道路不断演进,而汉族服饰文化也在不断吸收满族服饰文化的精华,以致满、汉一家,两种文化完全融合后共同创造出更加光华灿烂的服饰文化。

民族整合与文化认同:努尔哈赤汉人“恩养”政策

努尔哈赤在起兵统一东北地区的过程中,对汉人实行"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的政策:即对据城不降的汉人实行野蛮、残忍的屠杀政策;对归降的汉人实行"恩养"政策,并以严法打击女真人侵犯汉人生命、财物和妇女贞洁等事件。在"恩养"的同时,汉人也被吸纳到后金的政权建设之中,承担起地方治理、教习"军令法纪"和传播中原文化的责任,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原文化中"孝悌"之道、为政以德和惩恶扬善对努尔哈赤等女真人的影响。而随着女真人对中原文化认同的加深,民族之间的整合也在曲折中前进。

汉族风俗特点论——汉族风俗研究之二

风俗往往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汉民族的风俗特点是农本、儒化。

从荆州之争中蛮夷“拥刘”看蜀汉民族政策的成效

三国时期蜀汉实行的民族政策最为成功,成效最为显著。在争夺荆州的战争中,各少数民族尤其是武陵蛮夷部落,表现了鲜明的"拥刘"倾向,为蜀汉集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蜀汉之所以能够赢得各少数民族的鼎力支持,是因为刘备、诸葛亮等人改变了过去单纯杀戮的民族压迫政策,执行了以"和""抚"为基本原则的民族策略;而且消除歧视行为,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民众的人格和文化习俗,采取了汉夷两级官吏共同管理地方等行之有效的措施。

清代内务府汉人与满汉融合

清代内务府汉人来自汉族,数量庞大,隶属内务府,拥有旗籍,地位高于民人。内务府汉人本身随着入旗渠道不同,身份和地位随着历史演进还有差异和变化。内务府汉人因为法律身份和经济地位等原因,其民族认同和族群文化在有清一代尤其是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后呈现出反复和多样的变化特征,与此对应的是满族文化也呈现类似的变化,二者从互相影响到趋向融为一体。

宋朝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地赋税政策

除少数几次“开边”之外,宋朝政府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实行较为温和的开拓政策,“纳土”以及“赐土”行动伴随两宋始终。在所谓“变夷为汉”的实施过程中,对夷民征收赋税是一项关键措施。宋政府的土地赋税政策并不确定,各地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田土交易也大体经历了从禁到开禁,到再禁三个阶段。

“畲/汉”边界的流动与历史记忆的重构——以东南地方文献中的“蛮獠—畲”叙事为例

畲族与"中原移民"以及古越土著所构成的多维时空关系,是东南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东南地方文献中"蛮獠—畲"叙事的再解读表明,畲族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族名继替或族体延续的过程,还是一个"畲/汉"边界流动的过程。与之同步展开的,则是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生态经济变化、文化实践、族群认同以及历史记忆的不断重构。这一过程实际上塑造了明清以后该地区族群关系的基本格局以及地方社会的结构和文化面貌;而隐藏在这一过程背后的,则是整个东南区域从"豪酋社会"演变为"家族社会"的一个基本"结构转型"。

秦汉边民与“亡人”“蛮夷”的演生——以东北边塞为例

秦汉时期,边塞被赋予了限制亡入、亡出的职能,但北边的越塞现象仍然经常发生。其中,尤以边民的亡出最具代表性。在其时东北塞外,基于边民群体性越塞亡出的基本史实和华夷区分的观念意识,形成了两条“边民—亡人—蛮夷”的身份演生路径。边民跨越边塞成为“亡人”后,除有以“中国人”身份区别于当地“蛮夷”外,其亦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被辨识、建构成“蛮夷”。关于“亡人”“蛮夷”身份的辨识及二者关系的解说,既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显著的现实因素。

两汉时期乌桓鲜卑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属于东胡系统的乌桓和鲜卑极大地影响着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格局,乌桓在三国末期融入北方以汉族为主的民族,鲜卑则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晚期才最后融合结束;东汉后期的乌桓鲜卑已经有了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随着他们融入汉族等相关民族,这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

民族交融与回汉关系——以华北地区沧州市回族为例

文章根据文献资料和在沧州回族地区的调查资料,探讨沧州地区回汉民族关系长期保持和谐的原因。民族交融的主要形式是血缘交融、文化交融和居住交融。回汉关系的和谐与民族交融密不可分。血缘交融主要体现在族际通婚方面,文化交融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字、伦理道德、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等方面,居住交融主要体现在交错杂居。文章于此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回汉民族关系的影响,并说明民族交融是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

仪式实践与榉村的社会整合

滇西汉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世系结构、祖先信仰、自然崇拜等是实现社会整合的有效方式。宗族内部秩序的整合依靠祖先认同所产生的内聚力来实现,并通过宗族祭祀仪式表达出来;村落共同体秩序的整合则依靠村民的集体信仰,这也是建立村落地域认同的关键因素。对村落社会整合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挖掘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为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助力。

隋唐墓葬出土袒腹胡人俑类型、特征与文化渊源

陕西、甘肃、山西、河北、辽宁、河南、湖北、湖南等地隋唐墓葬陪葬俑中发现一些穿衣袒胸露腹的胡人俑,按照姿态分为站姿俑和骑姿俑,按照身体暴露程度分为穿衣袒胸露腹型和袒露右臂与腹部型;按照服饰分为胡帽翻领胡服型、翻领胡服露发型、圆领袍服胡帽型或露发或幞头型。他们身份多样,包括伎乐、牵夫、猎手、骑驼(马)侍从等。从文化渊源上看,既有中国古代礼制文化和墓葬传统,也有希腊罗马因素和佛教影响,反映了北朝至隋唐时期"胡人遥集,夷歌成章"的胡汉交融盛景。

论在藏汉族干部学习藏语文的重要性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促进各民族交流交融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西藏是一个以藏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汉族学习藏语文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当今社会,汉族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学习和掌握藏语文,不仅可以促进藏汉民族的交流与交融,还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

治理、边缘与交融:东汉时期羌人研究的几个问题

羌人是历史十分久远的族群,古代中国西部众多的民族都与羌人有一定的源流关系。二十四史中《后汉书》专为羌人立传,即《西羌传》,与东汉时期羌人的发展、汉羌关系成为中国民族关系的重点等历史背景相关。然而《后汉书·西羌传》中关于羌人“出自三苗”记述,受司马迁“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之说的影响,而该传中有关羌为“姜姓之别”的记述,实际上否定了羌源于三苗说。羌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由其所居青藏高原东部地理环境决定。羌人不断向外发展,特别是东、西、南向发展,对中国历史上民族交融发展和民族分布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朝胡汉融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

,唐朝军事实力猛增,政治、经济上的强盛和富庶,国际影响力与号召力的持续增强,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快速形成。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胡汉民族之间的高度交流与融合的新发展,唐朝的胡汉融合,所涉及民族的范围、地域的广度及融合的深度都是空前的,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关键历史时期。期间虽然也有类似“安史之乱”一类的反复和曲折,但总体上,这一时期胡汉融合的趋势和方向是鲜明的,其发展进程有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和巩固的关键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