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一体:先秦时期族群交往交流交融探析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民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概念而被使用是近代以来才有的现象,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群体自部落和部族时代就有着交往交流交融的密切联系。通过梳理浩如烟海的史籍文献,我们发现,远在先秦时期,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华夷诸族就已经有极为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关系,并通过杂居相处、互通婚姻、联合作战等打破区域与族际隔阂的多种方式,不断地进行着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交往格局,进而为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阖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胡化·汉化·涵化:蒙元时期“华夷之辨”的嬗变——以绘画人物服饰“左右衽”变化为中心

地域气候、生活习性等不同因素造就了汉民族右衽、少数民族左衽的主要服饰特征。左右衽背后是一直以来的“华夷之辨”的正统论观念,历代也默认遵循着汉人右衽、少数民族左衽的认同规则。蒙元时期绘画作品开始出现汉人形象左右衽并存的现象,集中体现在同一经典母题画的衣襟改动。蒙元绘画中产生人物左右衽变化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宋与辽、金对峙时民间服饰交流的前期铺垫;蒙元大一统环境加速服饰文化融合;蒙元绘画机制重立及迎合性献画风气。其本质是蒙元时期“华夷之辨”观念从“胡化”“汉化”到“涵化”的嬗变过程。

中国古代华夷族群和合之道的现代启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助推中国梦的实现。在先秦至清初的历史时空中,华夷族群遵循"华夷有别—华夷互动—华夷一体"的和合之道,演绎着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自在形态,维系了大一统格局。这一和合之道,既有一定的传承价值,又因落脚于新时代背景,更能发挥其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价值功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客观承认民族间的发展差距,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这一凝聚历史智慧的中国方案势必为解决当前世界性民族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论赵武灵王“胡服”改制的本质及影响——兼论战国中期骑射与赵国的关系

史学界长期以来对“胡服骑射”改革的认识局限于这是一次革新赵国军队战服、进而革新作战方式的军事改革。事实上,“胡服”是使胡人顺服、化服,“骑射”是在华夏地区首次出现将骑与射相结合的战法。“胡服骑射”是战国时期赵国以政治为先导、以军事为目的、以文明为代价的一次全面改革,赵武灵王通过全面接纳胡人礼仪风俗,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就是刻意穿着胡人的各种服饰,加强胡人对赵国的认同,进而招纳胡人骑兵为赵国所用。“胡服骑射”显著提升了赵军的战斗力,军事效果非常明显,但并非赵武灵王改革的全部。

《三国志》民族书写与陈寿民族思想的双重性

《三国志》的民族书写与陈寿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三国志》设立《乌丸鲜卑东夷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体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及汉化过程的民族文化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陈寿民族思想既有华夷之辨意识又有华夷一体倾向的双重性。复杂的历史环境、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自身的学习经历共同造就了陈寿的复杂民族思想。陈寿的民族思想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汉书》民族书写与班固的民族思想

《汉书》的民族书写与班固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汉书》设立少数民族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华夷共祖的民族同源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班固华夷一体思想。而《汉书》论赞所强调的边疆无用论和怀柔羁縻政策又是班固华夷之辨思想的典型表现。班固的民族思想源于其著史理念、儒学观念以及时代背景,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基于“文化整合”视阈的二胡曲和唢呐曲《一枝花》之比较

"文化整合"是文化地理学五大理论之一,原指"不同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文章基于"文化整合"理论,从音乐素材的同一性谈到音乐结构的相似性,详尽的论述二胡曲《一枝花》和唢呐曲《一枝花》的异同。对于二者之间的融合与发展,结合谱例,具体从演奏技法的传承、艺术特点的传承、音乐风格的传承三个方面进行仔细的剖析,揭示了二者对于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与处理族际关系的智慧研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频繁。以"华夷"二元为核心的民族思想就是民族关系的一种反映,不同时代"华夷"民族思想在处理族际关系时充满了政治智慧。这种政治智慧成为多民族中国的历史文化能够绵延不断、生生不息,一直发展到现代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与处理族际关系的智慧问题,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苏雪林早期散文中的“画意”构成论析

在苏雪林的早期散文中,处处能品味到其间所散发的"意与境浑"的意境美,古典的意境中还隐隐闪现出西画的构成.结合中国传统的美学观与西洋绘画观,从"画"与"意"两方面,对苏雪林散文中的画意构成进行了剖析.

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孕育产生,其内涵是政治一统与“华夷有别”。自秦以后,疆域一统和“华夷分治”成为汉至明时期“大一统”思想的内涵。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华夷互动加速,强调“入华”为“正统”。隋唐时期则偏重于“华夷一尊”。五代宋辽金元时期“华”弱“夷”强,“大一统”的内涵更强调“合九州居正统”。明朝在民族观念上趋向保守,更强调“华夷之辨”和“内外之别”。清朝对“大一统”进行全新的阐释,突破了此前的“华夷之别”和“内外之别”,突出华夷一体、中外一体和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从而实现了“大一统”思想的重大突破。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溯源与当代建构

“民族大一统”观念滋生于春秋战国,定型于秦汉之际。中原王朝与异族政权的“正统”之争,固然各自以利益为本位且不乏自我标榜,但客观上强化了“共为中华”的观念。自汉代确立“黄帝始祖”的帝王谱系始,历代王朝统治者、民间宗族以及“异族”政权对这一“国族”的“攀附”,造就出“炎黄子孙”的共同称谓。随着治理实践从“羁縻”之治逐渐走向“一体化”,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最终确立。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在承认“多元一体”这一现实格局的基础上,扬弃传统华夷之.辨、正统之争和“羁縻”之治,从而成为民族理论的重要创新。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需要在强化观念自觉和深化价值认同的基础.上,以促进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共.同繁荣的生活共同体为根本宗旨,进一步改善民族治理模式,并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联和互动中,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略论柳宗元的民族观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政治家的柳宗元在担任民族地方行政长官时颇有政绩,这和他的指导思想是有联系的。其民族观包括华夷一体、夷夏若均、以夏变夷和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认同四个部分,其中“华夷一体”的共同体思想是基础,“夷夏若均”的平等思想是核心,以夏变夷,是以中原文化助力民族共同体形成,认同少数民族地方文化是实现途径,是双向的互动互化方式。柳宗元民族观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既受到传统儒家民族观的影响,也和唐代的民族政策、历史现实密切相关,同时还和其个人经历有关。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考察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有着密切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并在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中不断发展与巩固。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起源时期即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性,并表现出相互吸收、交融的特点与统一的趋势。经过夏、商、周时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萌芽于夏、商、西周的大一统思想,经春秋战国时期的丰富与发展,随着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完善、确立,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大一统思想为内迁各少数民族所接受,中华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得到进一步加强。隋唐大统一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而辽、西夏、金非汉民族的发展及其对中华的认同,加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中华整体观念得到强化与发展。经过元、明、清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整体观念深入人心,“华夷一统”发展为各民族共为中华的思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渐清晰,并在近代全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得到升华,成为凝聚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