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满族家谱探析满汉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满族家谱是记载满族家族发展变迁的文字载体,具有记述满族姓氏源流、维系满族亲族联络和承袭官职之重要凭证等作用。而从其功能和内容上来讲,皆仿效汉文化。满族借鉴汉族家谱“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之宗旨,编纂家谱。从满族家谱发展过程可知,其按字排辈、满姓变汉姓、满人取汉名、满汉通婚、满人学习汉人文学和汉文取代满文书写等内容,均体现了满汉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面相。

清代法律的满汉融合——以旗奴告主法律的变迁为中心

清入关前所定离主条例鼓励旗下奴仆通过首告家主的不法行为,获得离主的机会。入关之初,即便与顺治律中严禁家奴告主的律文完全冲突,官方仍旧允许旗下家奴首告家主。康熙、雍正年间,官方在旗下家奴告主的立法上表现出一些游移:既开始吸收顺治律中“干名犯义”条文制定相关条例,对家奴告主的行为做出一些限制;又比照关外法条新定一些鼓励家仆告主的条例。至乾隆年间,官方才彻底接受“干名犯义”律条,严惩旗下奴仆首告家主。官方对旗下家奴告主的立法,从依照关外传统予以鼓励,到逐渐接受内地法律,最终转向严惩旗奴告主,是满汉法律融合复杂过程的真实写照。

清代“断脚筋刑”考论——兼论清代满汉法律“一体化”的另一途径

清军入关后的断脚筋刑,直接承自关外满洲旧刑,主要用于惩治窃盗、逃人、贩卖人口、劫掠等犯罪。顺康雍乾四朝,该刑制经历了废而复兴、兴而复废的反复过程。乾隆三年以后,虽于制度上彻底终结了该刑,但在实践中一直沿用,迄清季而未绝。清代断脚筋刑的旋废旋兴,反映了"乱世用重典"的阶段特征,而其适用对象,自起初的旗人至后来的旗民兼有,折现出清代满汉法律"一体化"的另一途径。

清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的考察

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进行考察,清代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清朝建立后,不仅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也继承了明朝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重点对宗族、保甲、乡约以及会馆等民间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予以支持,并让渡部分公权力,使其统治触角向下延伸,“皇权”也由此渗入县以下的城乡基层社会。满族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而非域外之人,因此,他们一旦取得政权之后,除了保留满族的部分政治文化和风俗传统外,更多的是在大中华文化体系中寻找生存智慧与治国理政之道。在清代,不仅汉族、满族,也包括蒙古族、藏族或回族以及其他中国境内各民族,都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因为如此,民族融会才升华为“中华民族”这一新概念。

秦汉不孝罪考论

中国古代家国合一的族姓统治形式和忠孝一体的哲学观念,是不孝入罪的社会背景。不孝罪随着时代的发展、孝观念的变迁而变迁。它在先秦社会是一种轻罪,到了战国时期的秦,始被刑罚认真对待。两汉四百余年,不孝罪又随着以礼入法的进程越来越受到重视,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多。西汉初不孝罪只限于不养亲、殴骂杀伤尊亲、诬告尊亲、不听教令等罪名。刑律似乎对轻慢父母、妻后母之类没有特殊关注,尤其是居丧奸、居丧嫁娶、居丧生子、别籍异财等更是社会正常现象而不被刑律所涉及。西汉中期以后,这些罪名相继入律,至东汉"与母别居"也成为不孝罪的内容之一。之后各代,沿着汉代以礼入法的进程步步深入,对于不孝罪的惩治愈来愈重,到唐律终入"十恶不赦"之条,永不得翻身。

论清代满、汉服饰文化关系

清代满、汉服饰文化关系首先表现为尖锐而又激烈的冲突,一方面清统治者以"首崇满州"来竭力维护满族服饰文化的自系统性,并通过"剃发易衣冠"这一具体的政策将满族服饰文化强加于汉族厚积了几千年的服饰文化之上,以满族服饰文化来改造汉服饰文化;另一方面汉族儒生、士大夫和广大民众拼死反对"夷狄"文化,贬斥满族服饰文化。然而,在禁止、反对、排斥的同时,又在积极地进行交流,相互学习仿效。同政治、制度、伦理等其他文化一样,满族服饰文化朝着汉化的道路不断演进,而汉族服饰文化也在不断吸收满族服饰文化的精华,以致满、汉一家,两种文化完全融合后共同创造出更加光华灿烂的服饰文化。

汉代法自然精神探析

法自然是一种法律文化现象,其源于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先秦时期,许多思想家对其进行了阐述。西汉时期,董仲舒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法自然加以综合论证,最终使其由学术理论走向了法律实践。在汉代法自然主要表现为司法上的“秋冬行刑”司法时令说、则“天”理狱及“灾异赦宥”制度等。法自然自汉代形成之后,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被历代封建王朝奉为法律圭臬而加以继承,一直延用到清末法律现代化之前。

论清末报刊舆论界的满汉融合思潮

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忧外患下民族意识的觉醒,救亡图存思想的盛行,使满汉融合思想不断发展,而以往史学界对舆论视野下的满汉融合思潮关注不足。这一时期的报刊舆论,一方面从民族与国家的宏观角度对满汉融合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进行理论上的论述,另一方面从微观角度对促进满汉融合的具体措施展开讨论。满汉融合思想由此得以丰富,满汉融合思潮发展为排满思潮外的另一重要社会思潮。

清朝历史的文化记忆

本文对全清296年历史分作文化演变、文化自信和文化纠结三个板块进行论述。其一,就清朝兴盛衰亡的文化演变做出简要分析和简明阐述;其二,从文化史视野肯定清朝在版图、民族和文化方面的历史功绩——阐析盛清时对1400万平方公里版图,尤其是对满、蒙、疆、藏、台地域,实行长期有效稳定巩固的管辖,论析清朝民族与宗教管理的经验与教训,剖析清朝文化政策的成败得失。其三,论述清朝内在的文化纠结,其主要表现是:未对八旗制度进行深入有效的改革,未对满汉权益做出根本性政策调整,未对海洋文化短板给以足够的重视。清朝之结局:于外,败在外敌海上侵入;于内,失在民族关系纠结;于心,衰在制度运转失灵——导致大清帝国的覆亡。清朝历史的殷鉴,既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需要,更是世界全球化潮流的必然。

清代内务府汉人与满汉融合

清代内务府汉人来自汉族,数量庞大,隶属内务府,拥有旗籍,地位高于民人。内务府汉人本身随着入旗渠道不同,身份和地位随着历史演进还有差异和变化。内务府汉人因为法律身份和经济地位等原因,其民族认同和族群文化在有清一代尤其是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后呈现出反复和多样的变化特征,与此对应的是满族文化也呈现类似的变化,二者从互相影响到趋向融为一体。

满汉涵化视野下的清代宫刑

出于绝人子嗣者应绝嗣的同态复仇理念,乾隆帝正式恢复宫刑。除了宫刑外,清代还长期存在着三种肉刑:刺字、割脚筋、贯耳鼻。宫刑等肉刑在清代的恢复甚至大规模使用,一方面是入关前法律文化的延伸,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传统立嗣观发展至顶点,恢复肉刑的舆论阻力极小。无论是满族原有的割脚筋、贯耳鼻,还是中原王朝固有的刺字、宫刑,在清朝的实行沿革中,都存在满汉文化相互涵化的现象。

清末修律中法理派满汉民族平等思想论析

清末修律中法理派满汉民族平等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晚清社会发展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现实需要、中西平等理念或思想提供的理论来源以及清末修律提供的实践基础等社会历史条件。在清末修律中,法理派主要提出了满汉民族适用法律平等、司法平等和经济地位平等三个方面的满汉民族平等思想,并使之进入了法律体系,在相关修律成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确认。法理派满汉民族平等思想具有时代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双重性质。

甜食与清代满汉民族融合

清入关后,满汉两族的甜食文化迅速交融。京师的满族擅长制作各种甜食,其主食满洲饽饽与小吃奶制甜食逐渐被汉族接受,并成为京师的流行风尚。与此同时,定都中原的满族贵族,受到汉族优秀饮食文化影响,宫廷御膳中出现了诸多汉族甜食,饮食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另一方面,满汉两族在节日饮食、祭祀神灵等方面亦受到对方甜食的多重影响。二者在甜食上呈现出文化融合的趋势。

国家治理视角下清初逃人法的政治困境——以顺治时期“窝隐逃人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为中心

清初为整治旗下奴仆逃亡的“逃人”问题而出台严酷的“逃人法”,对窝隐逃人的行为惩罚特重,成为清初“虐政”之一。“重惩窝隐”的规定发轫于入关之初根据明律制定的临时管制措施,在满人推动下升格形成正式法律制度。因应于清朝国家构建进程,“窝逃罪”惩治措施在“逃人法”历次修订中争议频现,顺治中叶一度有着缓和倾向,旋因满人保守势力反击而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修订后重归于严。由于“逃人法”于立法之初未能妥善处理逃人辨识问题,加上满汉关系问题对司法制度干扰,“重惩窝逃”措施不仅在处理逃人问题时未能表现出足够效能,更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危害地方社会,并且深入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成为地方政府施治的巨大阻碍。

清代旗人民人法律地位的异同——以命案量刑为中心的考察

清朝二元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以满洲人为主体的八旗制度统摄旗人,以汉人为主体的州县制度管理民人。旗人与民人,构成社会人群的基本分野。前人言及旗民法律关系,多强调其不平等方面。本文则通过对刑科题本有关旗民命案的考察,旨在说明:旗人与民人在命案审理方面基本享有平等法律地位。这具体体现在六个方面:命案量刑标准、"宽严相济"原则,"存留养亲"律、"恩诏"减刑、"良贱相殴"律、命案审理程序。上述问题的澄清,有助于说明旗人在什么场合下享有特权,又在什么场合下不享有特权,从而更加全面地评估清代旗民(满汉)的法律关系。

文化交融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力——以黑龙江地区满族对汉族的文化影响力为例

满汉文化在数百年的互动中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汉族文化对满族产生过巨大影响,乃至极大改变了满族文化的发展进程。但同时也应看到,满族文化其表征虽似乎隐匿,然而其文化成分却不断被注入汉族文化之中,尤其是在黑龙江地区,更是形成了具有突出满族文化特征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影响的反作用,显示出少数民族文化在与汉族文化的交融中的发展趋向,以及多民族文化合作与共荣模式的文化发展进程。

论子弟书中男子服饰的文化意蕴及其民族特征

纵观车王府收藏的描写当时社会现实的子弟书篇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官员、一般旗人男子及另类男子服饰进行了描写。这些人物形象的服饰各有特色,将清代服饰所具有的民族性、时尚性、兼收并蓄性表现得酣畅淋漓,为研究清代中晚期旗人服饰提供了说唱文学方面的佐证。

汉律“性越轨”治罪条令与汉代女性人身权益——基于简牍资料的研究

解读相关简牍资料可知,汉律"性越轨"治罪条令具有如下特点:轻视常人间的强奸罪,重视对和奸的判罚,为了维护夫权,量刑环节注重和奸中妇女的婚姻状态;在严惩乱伦行为的同时,客观上为某些特殊身份地位妇女群体架构起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虽然汉律维护良贱等级界限,但对某些下层妇女权益有所关照。上述条令创制初衷乃为维护既有社会等级制度,而非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因此,对于汉代女性人身权益的法律保护而言,该条令虽产生过一定积极效用,但从根本上讲,无论是从立法条令内涵来印证,还是以司法实践效果来检验,均反映出该条令存在诸多局限。

清代刑部满汉官关系研究

清代刑部是"天下刑名之总汇",权责甚重。部内满汉官并设,满汉关系对刑部的政务运作有着重要影响。有清二百多年,各阶段的刑部满汉关系表现不尽相同。清初,部内满汉之间矛盾较多,交流不畅,刑部采取的是满汉分治的管理方式。雍正及乾隆中前期,刑部满汉双方语言隔阂消除,但汉官办理庶政,满官决策大案的基本模式仍然延续。乾隆后期及嘉庆、道光年间,刑部满汉官权力相对均衡,在打破了"汉人不办满事"旧例的同时,所谓汉官办庶务、满官决大事的界限也逐渐模糊起来。晚清满汉堂官之间几无畛域,所有堂宫唯律例最精的汉堂官马首是瞻,是为"因其人而生权力"。

满汉法律融合视角下清代旗人立嗣法规的传承与变迁

清代旗人立嗣法规具有满洲法与汉法两种法源,主管机构、立嗣程序、嗣子户口造报等规定始终紧密结合满洲独创的八旗制度,嗣子择选与承继次序规范则借鉴了汉法的伦理观念,逐渐向既有的民人立嗣法规靠拢,这显示出清代立法满汉融合的趋势。乾隆朝以降,过继成为旗人爵职传袭的重要手段,旗人宗族的立嗣规范与国家律典基本一致。旗人立嗣法规的传承表明清代法律常规化的认识在民事领域有一定局限性,其变迁则展现出旗人专条的法源多种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