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数字行政执法方式的行政行为码

数字信息技术与行政权力的融合为以法治为中心的政府治理带来挑战,而行政行为码作为数字行政执法方式的应用是数治与法治结合的重要体现,并蕴含着整体智治下对行政执法体制一体化塑造的制度逻辑、行政自制论对数字赋能与赋权关系重塑的理论逻辑以及行政效能对行政执法全流程覆盖的实践逻辑。行政行为码以统一赋码、一码关联、一码查询与一码追踪的实践运行机理,兼具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性质,也为拓展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作为数字新兴执法方式的行政行为码由于规制理念的不明确、规则体系不健全以及功能应用程度不足,限制其应用场景与空间。在未来,行政行为码应从理念更新、规范控制和功能拓展三个方面进行塑形,推动行政行为码的功能实现与广泛应用。

论涉罪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

涉罪企业合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是企业合规预防违法犯罪功能得以完整实现的必然要求。企业合规刑行衔接关涉刑事合规整改监督评估衔接、合规不起诉后的接续监管衔接以及其他相关企业合规建设衔接三个方面。为保障刑事合规企业合规预防功能、激励功能的充分实现,检察机关需要与行政机关加强理念沟通、操作配合,优化刑行衔接机制,推动涉罪企业及关联企业、行业企业的合规建设。

一体化视野下自由刑执行衔接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的自由刑执行需要司法机关、执行机关以及安置帮教机构的协同配合。然而,多部门在自由刑的执行过程中呈现出交付执行衔接脱节化、执行变更衔接割裂化、执行完毕衔接滞后化、执行监督衔接形式化的现实表征。自由刑衔接困境的形成是执行理念、执行体制以及刑事治理体系综合形塑刑罚执行机制的结果。为此,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系统观念统合多部门之间的工作理念,以特殊预防为目标统筹指挥不同机关的协作配合,以刑罚适应性原则促进自由行执行与刑事治理体系的协同发展。遵循国家的顶层设计,从刑罚执行的管理机制、指挥机制、协调机制三方面入手,促进自由刑执行全链条管理、统一性指挥、适应性协调的现代化转型。

企业知识产权刑事合规适用的检视与探索

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客体进入“安全与发展权”阶段,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中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适用企业知产刑事合规,有利于维护知识产权市场竞争秩序和企业利益,防范企业刑事风险、预防犯罪。为应对检察机关在知产案件办理中综合履职能力和专业水平的阙如,完善企业知产犯罪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畅通刑事合规不起诉前后的行刑衔接,以能动司法持续监督涉案企业知产刑事合规公平合理运行。应在抽象的刑法学理论中找到相契合的逻辑依据,为涉知识产权案件企业刑事合规的完善适用提供理论支撑。进而支持检察机关积极能动履职、发挥知识产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采取企业和个人责任分离处理模式,以统一的知识产权案件合规监督评估机制等强化行刑双向衔接。文章在对我国知识产权企业合规实践样态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指出现存的争议问题,找到企业合规刑事政策选择的理论支撑,并提出知识产权案件刑事合规的完善进路。

再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是国家基于宏观政策对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整体考量,旨在用较小成本实现高效管理的同时,避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为了实质性解决环境犯罪问题,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当行政手段无法起到充分评价其社会危害性和保护法益之效用时,适用震慑力更强的司法程序。在实践中,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仍存在标准不明确、证据转化难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案件移送不力、以罚代刑等现象长期存在。故而,在衔接过程中应明确移送案件的标准、完善证据转化制度以及加强检察监督,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机制,更加充分地保护生态环境。

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监管问题及对策分析

本文介绍了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存在混淆保健食品与药品、非法添加化学药物、虚假宣传等市场乱象,表明保健食品市场仍然存在监管盲区。分析了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如备案系统不完备、电商平台的审查体系不严密、经营者的安全责任难以落实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按功能类别与风险级别优化备案管理模式、搭建合作监管路径完善平台的审查体系、引入行政和解与衔接行刑责任落实商家的食品安全责任等建议,以期对现有的监管制度进行完善。

《长江保护法》实施下行刑衔接机制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创设性提出多领域、跨区域、多部门联合执法的管理机制,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为最终司法保障,贯彻落实“最严”生态法治观。因此,行刑衔接是长江最严保护中不可避免的一大难题。实体法层面,《长江保护法》与《刑法》设置罪名之间存在部分脱节、案件性质判断标准模糊空白。程序法层面,公安机关职能交叉混用、检察机关监督力度不足。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提出完善配套立法、强化公安机关的职能定位、设立跨行政区域检察制度等解决对策,从而保障《长江保护法》顺利实施,实现对长江流域的最严保护。

条块互动视角下基层职能整合的实现逻辑——基于S市G街道“三整合”改革的实证分析

在基层治理领域,条线属事与街镇属地之间的权责不对等,制约着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面对基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职能碎片化问题,基层治权在职能部门与基层政府间寻求平衡、推进条块部门联合行动,是推进基层职能有效整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有益探索。从S市G街道“三整合”改革案例切入,梳理当地在行政审批、综合执法、城市管理三个重点领域的改革措施,探究基层治理中条块联合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基层条块互动并非简单的“条条带动块块”或“块块调动条条”的联动模式,而是在信息机制、压力机制和权责机制共同调节下形成了一种动态化、长效化的条块配合机制。在基层职能整合场域探索条块互动新机制,为深化条块关系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行刑衔接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合规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目前行政机关尚无配合刑事机关参与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导致行刑衔接不畅成为合规建设完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问题之一。对合规建设之路的有效探析,仅靠检察机关合规前移的努力显然独木难支。从行刑衔接的视角出发,利用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通过适度延伸参与行政合规,立足公安机关与企业、行政机关、社会及其自身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而探寻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有效路径,以适度参与行政合规举措完善刑事合规建设,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双向优化。

法治化背景下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研究

档案法规体系建设是切实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档、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施行标志着档案法规体系建设开启了新征程。现有档案法规体系存在地方性档案法规滞后于时代发展需求、档案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存在大量空白、档案法规与刑事立法衔接不畅的缺陷,亟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修订老旧地方性档案法规、推进档案行政执法程序法治化、完善档案法规与刑事立法衔接。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构建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来看,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的内涵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参与涉案企业合规考察的启动、监管和验收评估;二是行政机关采纳检察机关合规从宽处罚的检察意见;三是行政机关接续合规监管,推动行业合规发展。然而,并非所有的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都能像在合规典型案例中那样配合默契、衔接流畅,实践中行政机关在贯彻合规从宽和接力合规监管方面均面临困境。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企业合规改革在保障合规质效和实现合规激励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应当立足于理念、实体和程序三个维度构建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在理念之维,打破“检察机关主导”的思维旧式,开辟行政、司法、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新格局;在实体之维,重塑企业行政违法责任的归责模式,破解合规从宽处罚的法治困境;在程序之维,以建立第三方机制管委会为契机,实现由“结果认同主义”向“过程参与主义”的转向。

贸易合规行刑衔接困境及实践路径

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动了企业合规从宽制度改革,由此产生合规行刑衔接的问题。目前我国贸易合规行刑衔接系“检察机关主导”模式,存在部门沟通不畅、企业合规整改缺乏动力、合规互认缺位以及行业合规难以推进等困境。企业合规从“检察机关主导”转向“行检协作”具有合理性、激活行政合规激励机制具有必要性、推动进出口企业形成行业合规具有可能性。基于“行检协作”模式的优越性,拟提出构建行检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刑事合规为主、行政合规为辅的激励机制以及推动形成行业合规等实现路径,构建“行检协作”的贸易合规行刑衔接新模式,以破解贸易合规行刑衔接的困境。

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数智化的困境与出路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不畅问题在我国长期存在,用数智化路径解决知识产权行刑衔接问题是我国司法实务的探索方向,然而行刑衔接数字平台的低利用率现状映射了我国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数智化路径存在困境,如何通过数智化路径有效畅通知识产权行刑衔接堵点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需在明晰数智化路径的辅助定位后,从信息平台数字化、法律规则标准化、平台功能智能化方向着手解决行刑衔接数智化难题,破除不同机关间的数据壁垒,并建立统一的法秩序顺畅案件在不同机关的移送路径,同时建立犯罪线索发现模型等平台智能化功能畅通知识产权行刑衔接的堵点,以期实现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间的高效率、高质量衔接。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行为廉政风险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本文采用统计学德尔菲法,对近年来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行为典型腐败案例进行分析研究,结合执法流程和执法方式等特点,确定五个执法行为廉政风险影响因素,并对廉政风险影响因素权重量表和廉政风险量表进行描述性统计和配对比较法计算。影响因素中,“可监察程度”权重系数最大,“涉及执法对象的经济利益程度”和“与执法对象直接接触的密切程度”权重系数次之,“自由裁量权大小”和“执法行为发生频率”权重系数较小,说明“自由裁量权大小”和“执法行为发生频率”对执法行为廉政风险影响较小。执法行为的各维度廉政风险变量的高风险频数占比均大于10%,各维度廉政风险均值为2~3,表明交通运输执法行为廉政风险层次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产生执法行为腐败事件的高风险因素依然存在。最后,本文对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提出了廉政风险防控的相应对策建议,以期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核心要务是整合统领相近的执法职能,实行执法队伍综合设置。这一改革举措在其它领域的成功应用可为改良国家公园行政执法模式贡献思路。通过梳理发现,我国首批国家公园行政执法呈现执法主体多元独立、执法职能整合不一、执法地位保障不同等外在特征,影响了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体制建立,为此,设计了“强综合行政执法”和“弱综合行政执法”等2种具有不同适用场景的执法模式。其中,“强综合行政执法”的执法主体为属地政府,要求地方政府与国家公园的发展目标易于匹配;“弱综合行政执法”的执法主体为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承担资源保护类执法)+属地政府(承担多种社会职能执法),要求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自身具有较强的资源保护综合执法能力。未来,要真正实现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落地,还需从政策、立法、体制等层面给予充足保障。

钱塘江水政辨析

从当代水政的现状与理念出发,梳理钱塘江水政发展脉络。法规修改、机构改革和浙江省行政执法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后的跨行业衔接问题,导致钱塘江水政在一定范围内出现认识不够明晰、机制运行欠畅的现象,相关水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存在一定风险。基于此问题,迫切需要厘清法规、改革与机构队伍3个维度的实质内涵与运行规范,同时就浙江特殊的“河海划界”等问题阐明成因与对策,提出解决当下钱塘江水政问题的路径。

构建“四个衔接”机制强化施工船舶配员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海安法》)是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母法。用《海安法》推动解决海事监管重点难点问题,是海事系统做好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以在施工船舶配员监管中构建《海安法》“四个衔接”机制为例,探索加强“法法衔接”,推动《海安法》落地落实。

网络犯罪治理的刑行衔接:基本价值与运作模式

在网络犯罪的深度社会化和产业链特征的双重加持下,网络犯罪成为严峻的社会挑战。在此背景下,网络犯罪案件的刑行衔接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契合对网络犯罪进行溯源治理、过程治理与协同治理的需求,反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新业态的风险管控等网络治理课题也需要贯通性的责任处置策略。网络犯罪刑行衔接的两种模式包括刑事判决生效后的“刑-行关联罚”以及未能实现有效刑事判决后再反向衔接的“行-刑补罚”,前者有助于实现法律责任的闭环而后者有助于司法解释中“多次行为入罪化”模式的实现。基于网络犯罪的产业链特征以及网络犯罪的协同治理需求,司法机关要对案件进行全链条审查,注重追究网络平台等犯罪案件“被害人”的行政责任。

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优化研究

构筑涉水违法行为法律责任体系是防范水事风险、确保长江流域水事安定的重要保障。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否顺畅深刻影响着长江流域治理的实效。《长江保护法》的颁布为水事“行刑衔接”提供了框架性制度。基于执法实证研究,发现存在新旧法律责任设定协调性不足、证据收集与转化认定困难、水事案件信息欠缺“智慧共享”、跨部门跨地区协作缺乏长效性、检察监督线索获取渠道不畅等问题,影响着“行刑衔接”的效果。为确保“行刑衔接”发挥保障流域善治的作用,应从细化执法规范依据着手,构建高效合理的证据收集与转化机制,以“智慧执法”模式助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提升流域合作协议约束力,拓展检察监督线索来源,实现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优化。

行刑衔接中的检察监督机制构建——以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为例

2000年国务院开展打假联合行动,首次提出行刑衔接。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发展,行刑衔接中存在的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在食品安全领域当中最具代表性。基于对当前食品安全领域中行刑衔接相关制度规定进行对比,发现其中检察监督不到位是导致衔接不足、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在行政执法前置过程中检察监督不到位、行政执法机关向刑事司法机关案件移送的检察监督不到位、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检察监督不到位、对食品安全领域犯罪的刑事司法追诉检察监督不到位。针对此问题,构建一种全新的检察监督机制,即巡回检察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实质上的检察监督权,衔接人大的外部监督,形成监督闭环,破除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各环节的检察监督不到位问题,从而为真正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领域中的问题,提供理论和制度探索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