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财税法促进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福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意义十分重大。作为以调整财税关系和解决财税问题为己任的发展促进法,我国财税法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财税体制改革、财税法制度的完善,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财税法治环境并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财税法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五个方面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我国财税法应就自身体系进行改革和创新:一是明确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财税法革新的基本思路,强化财税法的发展促进理念与功能,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为契机推进财税法治建设;二是以发展功能为导向,进一步完善预算法律制度;三是高质量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完善税法体系;四是在发展和改革进程中推进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

统合式回应:部门间合作的生成逻辑——基于H省税务稽查执法协作的扎根理论研究

推进部门间合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税务稽查执法领域的部门间合作本质上是一种“统合式回应”,即部门间合作是对外部环境刺激和内部部门条件约束的综合式反应。制度规则所规定的部门职能是合作的外在起源,资源约束将合作转化为部门的内在意愿。在压力型体制下,上级压力、高位介入、社会需求等要素影响着部门间合作的结果。部门间的合作最终受行动者本身的特质、认知、利益的直接影响。合作是行动者在外部条件和行动情境的刺激下结合自身的利益、认知等情况作出的有选择性的回应。

事物本质、领域区分与领域法的特性透视

集合性只是领域法学研究范式的一个面向,探求特定领域的独特功能及背后的事物本质,才是验证领域独立性、防止领域概念泛化的关键。作为特定社会事务的集合,领域是社会功能分化的结果。这些独特的社会功能衍生出千姿百态的领域范畴。把握领域内的事物本质是领域规范基础的客观要求,取得领域内共同体的普遍承认是领域独立性验证的主观要件。在领域与法律交互作用过程中,法律制定应尊重领域内事物本质和固有规律,同时法治理念可以注入领域实践,确保领域内事物运作的一致性和规范性。实施层面,领域法学回应社会重大需求的实践品格与依循事物本质的规范基础,可有效涵摄我国法治实践中“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全流程。

论包拯的财税法治思想

包拯的财税法治思想生成于北宋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之下,根植于儒家以民为本、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之中,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调和社会矛盾,包拯为官期间提出了一系列财税改革主张:轻徭薄赋,养民固本;占地还民,兴修水利;废除榷禁,扶植工商;减冗节用,控制支出。这些改革主张反映了包拯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在发展自由贸易、减轻百姓负担上发挥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北宋的财政危机和阶级矛盾,并给当代财税制度提供历史镜鉴。

民营建筑企业业财法税融合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筑业也从高速增长进入中低速发展的新常态。文章以民营建筑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建筑业新常态下,构建业务、财务、税务、法务融合体系(以下简称“业财法税融合体系”),并探讨其应用场景,旨在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效率、降低企业运营风险。

现代财政制度的法学审思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是建立健全现代国家治理机制、实现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传统财政制度重国家本位轻人民本位、重管理轻治理、重结果导向轻过程导向。而现代财政制度具有法治性、回应性、均衡性和公共性的品格,彰显对公共财产权的规范,进而实现对公共财产、私人财产的双重保障;其法律构造内含宪法规范、公共财产规范、分配规范和宏观调控规范四个维度。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应以点带面、循序渐进,现阶段应将改进预算制度、完善税收立法和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分权模式作为三大抓手。

财政规模决定:一个经验模型

在借鉴国外财政规模实证分析建模方法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澄清了研究中国财政规模决定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建模方向。我们认为,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结构等市场内生变量不能较好地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财政规模的演变,相反,揭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外生制度变量———经济分权和财政分权,连同显示市场交易总规模的国民收入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这种变化。理论上,作者所构建的简单计量模型分离出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前者反映了市场边界与政府边界的重新渐进界定,后者反映了财政学中广为人知的“瓦格纳定律”。诚然,沿着这一基本思路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财政规模决定:一个经验模型

在借鉴国外财政规模实证分析建模方法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澄清了研究中国财政规模决定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建模方向。文章认为,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结构等市场内生变量不能较好地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财政规模的演变;相反,揭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外生制度变量———经济分权和财政分权,连同显示市场交易总规模的国民收入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这种变化。在理论上,作者所构建的简单计量模型分离出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前者反映了市场边界与政府边界的重新界定,后者反映了财政学中广为人知的“瓦格纳定律”。诚然,沿着这一基本思路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理财治国视阈下财税改革的法治路径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与"理财治国"观念一脉相承。在现代国家,法治构成了国家运行和发展的基本轨道,因此,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从本质上看就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从整体主义视角出发,财税改革与财税法治密切衔接、相互配合,堪称国家治理的两大核心要素,共同铺就了建立法治化的现代财政制度的必由之路。将《三中全会决定》、《四中全会决定》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结合起来看,便可管窥法治框架下的财税改革整体方案和行进路线,其需要从财税立法、财税法律实施等角度着力构建,并且以机构设置的改善、专业人员的充实为内部配套,以政治体制的优化、经济体制的升级为外部保障。通过明确和坚守财税改革的法治思维,能够有力推动我国财税法治体系的全面形成和顺畅运行,进而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保障纳税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我国财税法治建设的破局之路——困境与路径之审思

环顾经济、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背景,财税法治建设是新时期改革进路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开创新局面的有效关口。面对着此群体利益与彼群体利益、稳定性与变革性、代议制民主与行政高效率等多重矛盾,难免使我们对前路进行再度审思。要突破僵局,亟需从摆正财税法的性质定位、调整立法主体的结构、加快立法或修法的进度、理顺立法与改革的关系等角度切入,通过整体、全面的路径构建,强化全国人大的税收同意权和预算审批权,进而达致财税法律体系完善、法治观念融贯、法权配置协调的"良法善治"目标。

作为综合性法律学科的财税法学——一门新兴法律学科的进化与变迁

就财税法学自身特点的本体认识而言,主要体现在其学科地位的相对独立性、学理基础的综合包容性与学术视域上的纵横延展性。在方法论上,财税法学在财政学与法学领域存在交叉领域、在学科内部和学科之间呈现结构协力,且在技术路线上偏重价值分析和实证分析。就学科存在的逻辑反思而言,财税法学更为强调学术的知识自主、学者的价值中立和学问的功能效应。财税法学是兼具理论性和应用性特质的法学综合学科,立足中国语境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财税法学从传统法学过渡到现代法学并成为新兴法律学科。

中国国家治理的进路选择:财税治理及其模式转换

随着中国经济从粗放到集约转型,国家治理正由传统的行政主导模式转向"共治、法治和善治"的现代治理模式。财税不仅要考量社会基础和国家性质,还要尊重市场机制,维持财税的中性特质。也源于此,财税治理必须与公共财政、民主政治与法治理念相适应,既要防范市场失灵,又要防范政府失灵。为此,应从横向层面加强代议制机构的民主职能,实现财税权力的合理配置;纵向方面有必要实行地方自治,推动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

我国财税法中转移支付的公平正义——以运行逻辑与实现机制为核心

财政转移支付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协调地区均衡发展的重要宏观政策工具。在我国,长期以来,财政转移支付被作为国家调整各地政府经济行为的手段而运用;近年来,财政转移支付逐渐被作为财税法保障实现公平正义的一项具体政策工具,需要财政转移支付法治化的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由央地一一对应谈判的机制向法治化转向,是新时代财政税收体制和经济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的程序法律控制,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价值目标及既定程序,通过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进一步明确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法治化的目标、支付形式及主体法律责任,进而实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法治化的核心制度、程序制度、预算程序制度及监督惩罚程序制度的完善。

论集体土地征收与入市增值收益分配的协调

研究目的:探讨新《土地管理法》实施背景下集体土地征收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协调与衔接。研究方法:法律文本分析、法律规范解释和数据比较分析。研究结果: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建立之后,其所形成的市场价格会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领域所设定的“区片综合地价”构成挑战,进而会在集体土地入市和集体土地征收两个领域形成不同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结果。研究结论: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应当适用市场价格进行补偿;征收集体农用地的“区片综合地价”应当以“规划所允许的最佳用途”为基础进行测算;国家通过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方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为此,国家应尽快完善土地税收等配套性制度,省级人民政府则应合理设定本区域的“区片综合地价”标准,防止因为土地入市和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不均引发大规模社会风险。

财政法和税法实质一体化的障碍及其突破

虽然学界一直有实质性整合财政法和税法的努力,但成效并不显著。该状况缘于二者实质维度的建制原则和形式维度的建制思路存在差异,在偏重自然法和偏重实证法之间各不相同,法律规制重心也不一致。制度逻辑的差异归因于财政法和税法对国民的假设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同的,这也意味着,在二者对国民的假设趋同的场合,实质性整合二者是必要且可行的。由此出发,在最抽象的观念层面,以及地方财政的层面,应当打通财政法和税法。这种有限度的财税一体化对于制度设计至少有四项要求:一是从财政收支的关联性考量地方税种的择取;二是从财政支出的地方性推导地方税立法权的适当下划;三是基于以支定收的思路确定财政收入的妥适规模;四是基于收支一体的观念改善财政支出的结构。

论财税法与财税政策的调适

生成背景相似的现代性经济法与公共政策深度关联。面对社会化条件下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处置和经济社会治理,"纠偏性"经济法与"调试性"公共政策相互为用。而鉴于财税法相比其他经济法,涉及对国民财产权的保障,其与相应公共政策之间除一般适用经济法与公共政策间的关系外,又有着别样的界分和关联。需要获得深切认识,关注税制改革中二者现实冲突,探寻协调路径,以避免当今民主法治时代可能的财税合法性危机。

“法治财税”的理念阐发与制度实践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只有"法治财税"的理论框架和制度建设,才能张扬财税制度在现代治理体系中的积极功用。从"财税法制"到"法治财税",不仅是语词概念的置换,毋宁是一系列理念和制度变迁的先声。后者立意于公共财产治理和社会利益平衡,对"财税制度"和赖以治理的"法"持开放性见解,格外强调静态意义上法的质量和动态意义上法治精神在制度缺位时的补正。以此检视之,公共财产的收入、支出、监管制度均有制度更新与再造需求;在财税法律制度生成过程中,要提高科学性与民主性,拨开部门利益的迷雾,破除试点依赖,构建有效率的民意吸纳机制。

产业精准扶贫财税激励政策反思与法治进阶

产业精准扶贫旨在通过发展产业,帮助扶贫对象脱贫,核心在于精准。而政府在扶贫中处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得财税与产业扶贫难舍难分。产业精准扶贫中财税政策工具应用存在工具类型单一,精准程度不足,法治化思维欠缺的问题,难以与精准扶贫这一内在理念有机契合。产业精准扶贫的实现有赖于财税激励措施在内容上进一步提高针对性,在方式上拓宽收入类财税政策工具的应用,在形式上应当遵循法治底线,也唯有增强财税激励法律供给,政策之治僭越法律之治的局面才有望避免。

基于“信息管税”战略的税收管理创新

推行信息管税战略是以信息化带动税收征管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税收征管思路的重大变革。推行信息管税战略,应当对包括税收管理理念、税收管理制度、税收管理方式、税收管理手段和税收管理机制在内的现行税收管理整体框架进行创新,逐步建立适应信息管税要求、符合我国实际的新型税收管理框架。

城乡“剪刀差”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与财税法规制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剪刀差"现象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剪刀差"概念的提出,其内涵不断被学者扩大,如今常用来形容城乡之间不等价交换、不平衡现象。由于城市偏向法则、迪雷克托法则、市场失灵和三层分配理论等因素作用下,我国依然存在三类城乡"剪刀差"体系,即政府导致的"剪刀差"、市场自发形成的"剪刀差"以及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剪刀差"。每一类"剪刀差"体系中的各个子"剪刀差"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都有直接的影响。作为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法,财税法对缩小城乡"剪刀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不可替代之功效。通过财税法律制度的构建,对农村居民实行"多予少取或不取"财政收支政策,逐步消除城乡"剪刀差",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