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法学的法律规范性研究批判

在当代分析法学看来,法律规范性与法律存在着概念上的必然关联,是法律规范的先天属性,法律具有规范性意味着法律能够为人们提供行动理由。分析法学就法律规范性提出了“承认论”“道德论”和“证立论”三种方案,但这些方案均无法解决“行动—理由”悖论,故并不能真正论证法律的规范性。分析法学的法律规范性研究之所以未竟其功,直接原因在于其元理论思维方式将语言置于比人们的行动和实践更原初的地位,忽视了法律规范性最终是在实践情境中生成的。根本原因是当代分析法学始终未摆脱的沉思传统和理智主义认识论的桎梏。

论文化定义过程的追求普遍性倾向及其问题

在界定文化乃至在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时候,绝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认真关注并正确解决下列问题,即在对文化进行定义的时候必须追求普遍性吗?如果这样的必要性确实存在,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种追求普遍性的倾向?这样的追求究竟具有哪些问题,这样的问题又会产生哪些影响?这种盲目状况不仅导致了文化定义因为实际上的大而无当而既缺乏现实针对性,又缺乏理论解释力,只能流于貌似宏大叙事的就事论事,同时也导致研究者在界定文化、进而建构相应的理论体系的时候的进退维谷状态,即只要研究者坚持学术研究的严格性和严肃性,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便会由于宏大叙事而难以深入推进,而不坚持这样的严格性和严肃性,又往往会使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丧失其意义和价值。有鉴于此,本文充分强调研究者必须充分重视文化定义过程的追求普遍性的基本倾向,通过进行哲学上的、彻底的批判反思,来扬弃这种模仿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即追求绝对普遍有效性的基本倾向,进而通过对这种追求普遍性的基本倾向进行严格的学术定位,以达到彻底突破和克服上述不良状况,使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结论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目的。

伦理生命的智识转向——熊十力人生哲学的“物性”构建

熊十力人生哲学是在对古道继承中进行的现代转向,这种转向是通过高扬智识主义的大旗,把知识溶于生命之中,释科学为"日益之学"而进行的。通过对科学精神的诠释,熊氏从"道"的层面把科学思想引入中国的人生哲学之中,承认其人生的积极意义,并通过对传统日益之学和日损之学的发微,构建了立足于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上,又吸收现代西方科学精神、具有时代特征的"返本"之学。

论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

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以辩证逻辑方法重建形而上学、以综合创新方法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和以转化再造方法传承中国哲学话语方式。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冯契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努力克服研究中"左"的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取得了重大突破。冯契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其"天人交互"的总特点,深化了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新认识,也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进路。冯契以辩证逻辑方法对"转识成智"机制作了系统、深入、科学的说明;而能正确理解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是冯契能够对"转识成智"予以证成并实现其形而上学重建的关键。

如何处理洛克“观念”的性质问题--从洛克对“观念”概念的定义角度

在对“观念”一词进行定义时,洛克是在经院哲学的一般意义上使用“心像”(phantasm)、“意念”(notion)和“意式”(species)这三个术语的。在经院哲学中,意式和意念不同于感觉和影像,不是感觉性质的观念,而是理智性质的观念。洛克的“观念”既包括感觉和影像,也包括理智性质的观念。在观念的性质这个传统问题上,洛克不是一个纯粹的影像论者,在某种意义上,洛克也是一个理智论者。

基于实验哲学方法的Knowing-How研究

赖尔对Knowing-How和Knowing-That的区分受到了斯坦利和威廉姆森的批判,两人的主要靶子是赖尔构造的一个用来反对"理智主义神话"的无限回溯。赖尔用的是归谬法,斯坦利和威廉姆森误解了这一点,以为中断了这个无限回溯就是反对了赖尔。在关于Knowing-How的思辨性研究遇到关键性难题时,本文采用了实验哲学的方法,用蕴含哲学问题的小场景来调查常人的哲学直觉,以此来解答关于Knowing-How的哲学问题。实验哲学采用的社会科学方法是传统哲学方法的有益补充。

佛教的“智识”和“智识”的佛教

佛教智识并举,有着智识主义的理论特征。其通过对一种特殊“智慧”(般若智慧)的追求,提供一种对生命的认知方法、解读态度和拯救手段;通过对世俗知识的摒弃而达无上圣智。佛教智识主义价值观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智慧体操而创造一个有意义的、智识主义的人生。大乘佛教的出现,正是智识主义佛教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