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

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文化中国”的命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诸如“三个意义世界”、“公众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以及“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等命题。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和文化蕴涵,不仅显现了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理念,而且也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走向从新儒家角度提供了一家之言。尽管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论证富有创意,但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仍留有广阔的思考空间,它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当代新儒家在新世纪的文化诉求提供了样本。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本文集中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问题。从中国传统社会中解放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进入新闻报刊、文化出版和教育领域 ,建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 ,这“公共空间”在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转型和知识分子自身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教育:一种跨越边界的公共领域——吉鲁批判教育思想论略

吉鲁是美国批判教育学的奠基人之一,其批判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和美国新左派运动及各种批判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吉鲁的批判教育思想主要包括:教育的民主价值追求,认为教育应培养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学校是一种民主的公共空间,应跨学科组织课程知识;教育者是一种转化性知识分子,应帮助学生批判性地观察社会,并在必要时改变社会,也就是使学生成为批判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作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批判的一股正义的力量,吉鲁的批判教育学值得深入研究和吸收。

公共图书馆的表征空间及其再生产

在信息服务机构林立、信息技术不断更迭、用户需求和偏好不断变化的高度动态的环境下,公共图书馆尚存在服务内容宽泛、服务边界模糊所造成的困惑,表征空间这一概念有助于公共图书馆剖析立身之基并彰显其在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根据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所要传达的意义与价值,其在理念、功能与形式方面分别表征着公平、记忆与现代性,并且在数字文明时代,公共图书馆的这三种表征也将有新的发展趋势。

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以出版家张元济的公共交往为中心的考察

依靠文化机构开展公共交往,是近代知识分子区别于传统士大夫的突出特点。出版家张元济以现代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为平台、通过文化活动开展的公共交往,呈现出人员众多、关系多元、中介化、充满思想分歧与新旧冲突等特征。张元济的公共交往推动了商务出版事业的发展,同时拓展了促进知识分子转型的公共领域。从社会公共交往网络的角度,可以推进、深化当下的张元济和商务研究。

从近代刊物看上海居家理念和住居空间的现代转型

开埠后的上海随着租界的兴起和城市的建设,西方文化和技术的传入,都市小家庭模式的盛行,加上女性社会地位的崛起,使得近代上海居家理念和住居空间较过去发生了巨大改变,并朝着现代化趋势转型和发展,而这一切都与上海近代出版业的传播与推动有关。文章从近代刊物的角度对上海居家理念和住居空间展开研究,力求梳理出上海居家环境在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现代化演变的趋向和特征。

近代潮汕墟市的发展与特征略论

墟市不仅是潮汕地区商业贸易的中心地,也是各方宗族势力互相较量的关键场所,同时还是民间宗教信仰、公众活动的重要空间。从数量、规模、开市频率和租税等方面看,近代以来潮汕地区的墟市可以称得上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发展水平;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浓厚的宗族色彩、鲜明的侨资元素、缓慢的转型过程和多功能的社会公共空间等特点。这表明墟市在潮汕地方社会变迁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城园互动:上海近现代城市化中公共园林转型机制研究

上海近百年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类型城市空间逐渐转型成为公共园林。豫园、外滩公园和上海世博园区是公共园林转型驱动城市发展的典型案例,它们在发挥锚固作用、诱发更新动因、型塑空间文化3个方面共同构成“城园互动”的转型机制。以城市编年结合更新叙事的空间文化研究视角,就这3个城市公共园林在上海城市现代化的空间转型议题下加以“范式”的比较研究,总结并提出上海城市空间公共园林转型的“城园互动”机制基本理论框架。

论缅甸近代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与政治表现(1886-1941)

自1886年缅甸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缅甸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和持续发展。其中,缅甸知识分子起了关键作用。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当中的精英群体,他们传播社会文化价值并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创新。知识分子在缅甸近代化过程中的公共形象具有自身特质,在1886—1941年期间,他们利用协会组织、出版物等公共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们在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上历经波折,在思想上不断探寻新的方向,从而导致群体内部出现不同的政治见解。

转型与重构——近代公共纪念空间的形成

作为古代社会中极具重要性和文化象征意义的物质表现,国家主持建造的公共纪念空间一直为传统礼制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自辛亥革命推翻古代帝制后,由皇权主导的封建礼制体系逐渐消隐,承载着新的民族共同记忆的“革命纪念”活动,在近代民族国家中应运而生。导致以往象征着古代礼制制度的传统公共纪念空间,因不能满足新时代社会、文化、政治需要,也于同期开始转型与重构之路。该文从传统公共纪念空间出发,剖析其转型与重构原因的同时,并聚焦于探究近代公共纪念空间形成后的类型及其特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