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试点推动全局财税体制改革

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远远超过之前的改革,这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此,应以改革试点为先导,这既可以发挥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探索最优改革路径,又可以降低改革风险。本文总结了需要改革且适合试点的领域:税收分享体系改革试点、地方财政收入结构改革试点、分类转移支付改革试点、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试点、横向政府间事权合作改革试点、预算编制改革试点、预算透明公开改革试点、地方债改革试点。这些均涉及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财税领域长期未解决的问题,因而可以通过试点探索全局性改革方案。同时,改革试点应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确定各方参与和协调,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和行政主导,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探索权,共同促进财税体制改革。

以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谋划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距离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要求仍有差距。未从根本上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事责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不相适应、政府间事权和财力不相匹配问题,是影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纵深推进的核心因素。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亟须以推进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在明晰划分和配置政府间事权、事责、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财政支撑。

区域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政策执行为何受阻——基于长三角地区的案例研究

作为辖区内“一网通办”的延伸与扩展,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政策执行呈现出较为明显且错综复杂的网络结构。当前,我国“跨省通办”政策执行不仅面临体制性束缚,还遭遇技术性难题。同时,执行过程中各执行主体、执行网络之间的互动以及重要事件都会对政策执行产生影响。因此,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政策的顺利执行,应在加强顶层设计、打破网络边界、坚持网络治理等方面采取措施。

长三角区域水环境府际协同治理影响因素研究

长三角地区水环境治理情势复杂,地方政府是水环境治理的主要力量,地方政府水环境治理能否达成协同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而地方政府协同是长三角水环境治理的关键。文章通过设计水环境府际协同治理影响因素分析框架,进行案例分析,同时将根因分析法引入问题研究,用亲和图、鱼骨图、帕累托分析图等工具,探析水环境府际协同治理主要影响因素,并根据因素数量占比进行次序排列。研究发现,合作治理机制、制度设计、社会参与等是影响水环境府际协同治理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构建合作治理机制、完善协同制度、鼓励企业与社会公众参与治理、法律协同、技术协同。研究结果可丰富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研究视角,为地方政府水环境治理实践提供一定参考。

论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下应急物资保障之府际协同治理机制的完善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呈现“跨域性”特征,所带来的“负外部性”亟待通过构建府际协同机制来解决。分析L市地方政府应对该危机时的表现,从纵向与横向研析该危机防控下府际协同治理的实践,发现地方政府面临应急物资保障的困境,提出当以府际协同治理为依托来保障应急物资之可及的现实路径。

乡村典型治理何以何能?——基于Z村典型治理过程、动力与模式的考察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乡村典型涌现,地方政府偏好使用“典型”推动乡村治理工作。但是,地方政府这种偏好缺乏深入的微观理论解释,而Z村则为之提供了一个解释性范本。基于实地调查,从动态观察和府际关系、政社关系角度分析了乡村典型治理的过程、动力与模式。研究发现:乡村典型治理历经了“发现—塑造—扩散”的过程,反映了背后存在的中央政治引导、地方竞争运作、精英策略选择以及基层主动配合四大行为逻辑,其实质是在政治压力下形成的府际间、政社间合作典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基于科层制度、辅之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带有运动式治理特征的混合治理机制,虽然能够带来一定的“以点带面”示范作用,但也需要警惕其实施过程中的异化现象,避免“以点代面”。

行政区交界地区趋利型府际协作何以可能?——基于交界地带产业协同发展案例的过程追踪

通过横向府际协作解决跨域公共事务已经成为当前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的热点。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在省、市场域下通过协作助推共同发展的治理议题,对微观情境下趋利型府际协作的特征和效用探讨较少。本文在回顾交界地区竞合关系和事实型府际协作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分析框架探讨趋利型府际协作的发生逻辑。本文选取了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框架下彭什川芎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跨域趋利型府际协作案例,对协作过程进行了深描和回顾。微观情境下趋利型府际协作的运作过程呈现嵌套推进而非单一线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协作历史和现有制度形塑的协作愿景受到了议题领域属性的制约,经由政策学习与政治势能嵌入的纵向赋权和协作机制创新的横向增能,最终将实现协作绩效的持续产出和趋利型府际协作的良性运转。本文通过对行政区交界地区横向府际协作案例的回顾,对趋利型府际协作的运作过程进行了检视,探讨了微观情境下行政区交界地区府际协作的可行路径。

中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创新扩散研究——成本收益和外部压力的竞争性解释

[目的/意义]探讨府际关系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并将成本—收益理论和外部压力理论作为竞争性理论,揭示创新扩散的具体机理,为我国大数据发展战略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方法/过程]选取2014—2018年中国29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事件史分析,考察成本—收益和外部压力变量的调节效应。[结果/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府际学习和府际竞争对政策采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相比于“成本—收益”理论,外部压力理论对于政策创新扩散机制的解释力更强,上级政府和社会舆论压力催化了同级政府互动所产生的水平方向上的政策扩散。

基层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项目制的视角与四川省的实证

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公共财政或金融信贷问题,更是一个与我国基本治理结构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论文以项目制治理为理论导向对此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在此治理模式下,基层地方政府可以将省以下的转移支付作为项目运作的资源配置杠杆,申请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从而推高其地方政府债务。利用对四川省2016-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基层转移支付收入在整体上会扩张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并加重其债务成本;这一扩张效应更多是由专项转移支付带来的,而一般转移支付则与债务付息支出更为相关。该发现说明,我国基层转移支付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已经深深嵌入到更为宏观的政治激励与经济建设模式之中,从而也需要从完善官员治理、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以及加强各种财政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加以改善。

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事件治理研究——基于基金会介入的演化博弈模型仿真

跨界环境污染事件频发阻碍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府际治理博弈中环境污染外溢性使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从而倾向选择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策略,而中央政府介入治理模式成效不彰。以演化博弈与政府行为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引入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与A、B两省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对均衡点进行稳定性分析并进行仿真,进而通过厘清府际行为机理,评估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介入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在博弈介入效果与引导调节速度方面优势显著,对行政资源过度依赖问题纾困效应明显。提出引入三方机构参与治理、推进府际治理权力下沉、构建高效协调机制的政策建议,最终实现平等协作、优势互补、互利互惠。

跨区域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实践考察、困境缘由与规范进路

跨区域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已在实践中成功实施,但还存在行政性联合惩戒措施清单不明、对接与联结机制不完善、跨部门跨区域联动不畅以及政社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究其缘由,主要是跨区域联合惩戒的法制供给不足、性质与功能存有争议、信用一体化机制发展不均衡以及类型化合作规制不力。为规范跨区域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的实施,需以法治原理为逻辑,健全跨区域行政性联合惩戒措施的行为模式与清单体系;以合理行政为原则,建立跨区域行政性联合惩戒措施的联结与对接机制;以部门联合为模式,构建跨区域联合惩戒的强制性措施和推荐性措施;以合作治理为取向,对跨区域行政性、非行政性联合惩戒措施实行公私合作。

结构变迁视角下的粤港澳跨域协作治理

港澳回归以来粤港澳政府间合作面临诸多困难,因此中国中央政府以纵向嵌入的方式助推大湾区建设来破解跨域协作难题。基于多维动态过程视角,系统分析了三地产业结构、府际关系、社会文化变迁与跨域协作的内在关联,认为产业结构消长压缩了经济合作空间,社会文化交融不足弱化了三地协作动力,而全面管治权与中国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则重构了府际间政治距离,这为中央政府高位推动跨域协作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指出,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虽可在短期内调动各方积极性,但受制于地方政府理性人与代理人的角色关系,难以维持跨域协作的长期能动性。未来应树立动态过程管控理念,建立制度性跨域协作框架与功能性跨域治理机构,督促港澳采取积极产业政策,并高度重视三地社会与文化交融问题。

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的现实基础、动力机制及优化路径——基于长三角S市“跨省通办”实践的调研分析

跨域治理是应对跨域政务服务需求的有效治理理念,可以为市场要素跨地区流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行政支撑。“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务服务价值导向,数字化技术的赋能增效,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基础,为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提供了可行性。科学且高效的府际合作动力机制是政务服务跨域治理效能实现的重要保证。基于APT-R模型,构建起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动力机制。通过对长三角S市“跨省通办”实践的调研分析,发现其府际合作动力机制存在运行梗阻,表现为引力有限、压力不均、推力式微和阻力难消。这是地方行政系统内外部的利益、组织、制度、理念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优化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动力机制,需要从提升引力、平衡压力、强化推力和消减阻力入手,调适四个作用力的方向和力度,形成府际合作的动力合力,切实增强政务服务跨域治理效能,助推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

中国与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国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现状研究

在对比中国与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创新实力的基础上,将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分为四种类型。利用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研究报告内容和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同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科技创新合作网络结构和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计算了合作网络总体情况,评估了网络结构。得出了该网络具有不联通、稀疏性和网络的最大成分具备明显的核心-边缘特点等结论,析出了关键合作机构节点。研究发现:项目合作的规模和层次与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科技创新实力正相关;同二十国集团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在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方面拓展空间巨大;科技人员交流、联合研究和技术标准合作是最普遍的合作类型;综合性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合作中优势明显;产业界参与二十国集团成员国间科技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还需要一步提升。

区域生态府际合作治理困境及其消解

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特性使局域生态环境问题在无法得到精确治理条件下,呈现"脱域"特征,演化成超出行政区政府的治理意愿和能力的脱域生态危机。要实现对脱域生态危机的有效治理就必须实现区域内各行政区政府的良性合作,形成生态治理上的"集体行动"。但集体行动生成因素的复杂性,使这种"集体行动"生成面临三大困境:理念认知差异、利益结构差异和制度机制缺失。相应地也应从认知的协调统一、相关制度的优化完善及利益的协调来寻求消解三大困境的有效路径。

多层级视角下京津冀科技创新政策府际关系研究

府际关系协调有利于实现创新资源、要素的有效汇聚与整合,进而提升政策有效性。以京津冀为例,构建中央-地方多层级府际关系模型,分析中央政策主体合作网络特征与政策扩散特征、地方政策主体合作网络特征与政策执行特征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央政府部门间形成了以科技部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网络结构特征;北京市政府部门间呈现出以中关村科技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网络结构特征;天津市政府部门间呈现出以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为核心的星型网络结构特征;河北省则没有形成稳定的网络关系。中央政策主体合作网络中的度中心性与政策扩散广度具有相关性;地方政策主体合作网络中介中心性、度中心性与政策执行强度具有相关性。

系统性完善与培育府际伙伴关系——关于“对口支援”制度的初步研究

"对口支援"是一个具有明显中国特点的府际关系现象。在三峡移民、重大灾害重建、西部地区开发等一系列工作中,这一制度安排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财政收支的空间分布不均,平衡了区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并在调整区域关系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特定作用。这一制度目前面临的主要课题有:如何兼顾完成政治任务和履行法律义务的关系;如何实现与受援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更好地衔接;如何定位该制度下的地方政府间关系等。要总结这一制度的特点,提炼完善该制度的思路,从更深层次来研究中国府际关系问题,以提高这一工作的系统性,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发展和区域发展。

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均等化效应测度与评价——基于横向财力失衡的多维视角分析

本文以我国横向财力失衡的财政调节效应为视角,采用省级财政收支数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以及我国各区域人口数据,运用泰尔熵指数模型对我国现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财力均等化效应进行了多维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中央转移支付制度对横向财力失衡的调节方向和调节力度呈现多重性、复杂性特征。最后,本文围绕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均等化定位提升、策略调整以及制度创新等多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研究——基于九龙江流域政策文本(1999-2021)分析

省域流域治理的有效性依赖各级政府间的相互协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1999—2021年59份与九龙江流域治理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利用Nvivo 12挖掘出1608个参考点,构建出管制型、市场型、技术促进型、多元参与型、协同型等五种政策工具,并建立起基于时期变迁、工具结构、府际协同、治理效能四要素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九龙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历经议题启动、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法治构建四个阶段;在初期,地方政府均偏好选择管制型工具;随着治理制度和机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协同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府际协同得以深入推进和不断增强。基于此,省域流域治理需要综合考量政策过程阶段性和政府结构层次性所带来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精准采纳政策工具,以进一步加强府际协同和提升治理效能。

政策执行中的特征差异:基于政策文本的综合量化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综合量化研究范式为理解政策执行中的特征差异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体系。通过构建公共政策综合量化分析框架,从政策关注点、政策主题、政策强度、政策关联度等维度分析了政策执行过程中呈现的特征差异,并从政策文本属性与制度环境因素两个层面讨论了政策执行特征差异产生的潜在原因。研究发现,具体政策措施、关注点、主题、强度及关联度指标能够呈现政策文本在各主体执行过程中的波动与变异,揭示政策执行特征存在的差异;制度环境因素中的冲突性府际关系与压力型体制影响着政策执行过程,冲突性府际关系可能导致上级政府对基层政策实践过程影响放大,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存在主动“加码”行为。研究表明,基于政策文本的综合量化分析框架适用于政策执行特征的分析,相较于政策文本解读的方式更加直观、详细,结合定性与定量的多维度解析也可以更加客观的呈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特征差异;基于政策文本属性与制度环境因素,对政策执行特征差异产生的潜在原因进行讨论,能够补充与丰富现有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