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网络犯罪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分析

跨国网络犯罪组织逐渐策划和实施更加复杂的犯罪活动,给社会治安和国家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要惩治跨国网络犯罪,单一国家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各国政府和执法机构必须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这些犯罪行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各国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和协调行动的平台,使得各国能够共享情报、收集证据,协同执法行动,以实现打击跨国网络犯罪的目标。

论作为兜底罪名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随着网络产业在新时期的迅猛发展,我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数量逐年上涨,由此引发对该罪名立法设定与司法适用广泛而激烈的反思和质疑,批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兜底罪名的见解层出叠见。为规范该罪名的现实运行以及释放该罪名的内在价值,我国应立足该罪的本质意涵,肯定该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本质,科学看待其兜底罪名的性质特征,重新审视过往对于兜底罪名全然否定的标签,明确该罪的积极意义。在立法设计方面,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针对网络犯罪非接触性、去地域性以及分工离散性的特点,以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等信息网络犯罪的犯罪支援为核心要旨,体现“围点打援”的犯罪打击策略,实现对网络犯罪本身的治罪和治理,在立法技术与立法策略方面具备充分的合理性。在司法实践方面,首先,应当保障罪名适用的处罚正当性,精确罪名的可罚性等价程度,实现罪名处罚的正当性;其次,应建立定罪量刑的归类模型,对行为定罪量刑进行归类分析,构建使法秩序得到统一的结构模型;再次,应规范不同层级罪名适用条件,拒绝随意化与扩张化地认定犯罪;最后,应准确把握明知要件的适用条件,防止帮助行为自身类型化特征不足而诱发的罪刑法定原则危机,充分释放该罪在信息网络犯罪治理中的积极价值,实现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动态平衡。

追逃追赃与刑事司法协助体系构建

追逃追赃工作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密切相关。我国当前追逃追赃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相关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模糊以及与国内法的衔接不够完善等问题,制约了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成效。我国应当确保国内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现有效衔接,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紧完善《引渡法》,尽快出台《刑事司法协助法》,加强执法司法机关人员的能力建设,更多地运用境外追诉,完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以131份判决书为视角

作为新型网络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在案件数量、地域分布、被告人情况和刑罚情况等方面均具有较为独特的特征。具体考察该类犯罪的司法适用情况可知,在主观"明知"、被帮助者所实施的犯罪、帮助行为、情节严重等构成要件要素的认定过程中,司法实践均存在一定不足之处。应当通过合理使用推定"明知"的判断标准、加强对被帮助对象的行为所构成犯罪的查证、完善对"帮助"行为含义的解释、严格规范"情节严重"的司法认定等途径予以解决,从而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确适用。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新发展与新展望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有关刑事鉴定制度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确立了"鉴定意见"的称谓、建立了鉴定人作证的特定保护制度、完善了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取消了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的鉴定权、创建了专家辅助人制度等。这些新发展在确保鉴定结果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保障鉴定人、当事人等的合法权益、促进刑事司法鉴定制度乃至证据法制的现代化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未来还应在立法技术、司法鉴定启动模式、鉴定人出庭作证、强制鉴定以及司法鉴定期间等方面继续推进。

关于追缴犯罪所得的国际司法合作问题研究

作者根据我国目前在追缴犯罪所得方面国际司法合作的实践,列举了五个急需通过国内立法或者国际协议加以解决的问题,即:⑴如何根据外国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对银行帐户资金实行扣划或者对有关的不动产实行处置;⑵如何在有关的追缴和返还合作中切实保护善意第三人和潜在权利人的合法权益;⑶如何在案犯外逃的情况下决定对属于犯罪所得的财产予以追缴和没收;⑷如何合理确定追缴程序中的举证责任;⑸如何处理发生在追缴合作中的费用补偿和收益分享问题。文章对外国的有关法律制度以及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进行了介绍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就上述问题的解决提出如下建议: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赃款赃物的“简易处置”制度,增加配套的法院裁决程序;在我国建立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罚没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在特定情况下将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前移,并在条件成熟时设立独立的财产没收程序;变通现行的证据制度,要求特定案件中的财物持有人或者关系人承担关于合法来源或者善意享有的证明责任;本着互惠和务实的精神处理被追缴财物的国际分享问题,建立专门的基金组织将分享的资金转换为开展有关国际合作的资源。

试论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职能机关

在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是指内地、香港、澳门、台湾等四个法域,而其职能机关是指具体办理刑事司法协助事务的部门,它不仅限于司法机关,还应包括实际从事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活动的其他机关。中国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是一个崭新而复杂的问题。在复合法域刚刚开始形成的背景下,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职能机关的确定,不仅取决于有关法律的规定,而且取决于实践的发展,并将随着各个法域行政和司法体制的变化而变化。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论纲

强化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是遏制跨境犯罪的必要手段。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 ,由基本法作出原则规定 ,没有上位法调整是该制度的重要特征。协助应在”一国两制”、相互尊重、以程序为主、效率优先等原则的指导下进行。针对缺乏法律调整和法制化运行机制的现状 ,亟需各法域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 ,采取先易后难、由个别到一般的方略 。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制度研究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制度是双边刑事司法合作中最重要的内容。近几年我国与东盟成员国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有很大发展,通过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条约的签署和适用,初步建立起刑事司法协助和打击犯罪合作机制。但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是明显的,需采取适当的途径和措施,推动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的完善。

内地与港澳跨境洗钱犯罪的刑事司法协助问题

洗钱犯罪不仅具有跨国性特点,也具有明显的跨境性。由于内地与港澳刑法对洗钱罪的立法差异,给打击跨法域的洗钱犯罪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内地与港澳共同合作打击跨境洗钱犯罪势在必行,包括合理确定跨境洗钱犯罪的刑事管辖权、拓展区际个案协查、促进三地间相互移交逃犯、加强洗钱犯罪收益的没收等四个方面。

关于完善中国与东盟各国刑事司法协助立法的几点思考

中国与东盟各国开展刑事司法协助存在着许多空白或重大不足。一方面,中国立法的某些缺失无法对双方的刑事司法协助给予强有力的国内法律支持,以致于双方在协助中产生矛盾与不协调;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已有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其协助形式大多比较单一,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增加一些新型的协助形式应为当务之急。同时,中国应加快与东盟各国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签订与完善工作。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扩张与规范适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当前有异化为信息网络犯罪之“口袋罪”的倾向,在实践中呈现出扩张适用。这表现为“明知”认定标准的模糊化、“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要件的矮化、“帮助”行为的扩大化以及“情节严重”的虚置化。司法扩张适用不仅导致将应认定为相关联犯罪的共犯情况不当认定为本罪,而且与“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不符。单以帮助犯正犯化说、量刑规则说、积量构罪说解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均存在疑问。立足于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与构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具有补充功能、强化功能与纠偏功能。以此为指引,可以从理论上提出限缩本罪适用的方法,以及明确本罪与诈骗罪的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界限,规范本罪在司法中的适用。

论海峡两岸刑事管辖的冲突及消解

两岸刑事管辖的冲突直接源自于各自立法上的差异。而这种由立法差异所导致的两岸刑事管辖权之冲突,使得海峡两岸互不承认对方法院刑事判决,从而造成罪犯遣返后出现双重判决之情形。如此,既有违禁止双重危险之法治原则,亦有碍两岸司法合作之发展。为解决这种冲突,建构海峡两岸刑事司法合作管辖机制应当提上议事议程,以具体划分两岸管辖权,并相互认可、执行对方法院的刑事判决为重点内容。借此,推动海峡两岸间协作管辖制度的建立,并最终促成两岸司法之良性互动。

国际反恐怖主义犯罪和我国刑事立法

目前 ,国际社会相继达成一些国际公约和条约 ,加强国际间司法协助 ,以对付国际恐怖分子。这类公约和条约大多针对特定恐怖行为制定 ,将某些性质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非政治化以便作为普通罪行惩罚 ,对恐怖主义的刑事管辖权适用普遍管辖原则 ,同时对恐怖分子不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目前在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方面 ,我国参加了有关国际公约并在1 997年刑法中体现了有关国际公约精神 ,不仅国内立法方面增加了刑事司法协助内容 ,还与一些国家签订具有刑事司法协助的双边条约和加入了含有刑事司法协助内容的国际公约。

“一国两制”下的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

香港、澳门回归后的实践表明,"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不仅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一个最佳模式,而且也为港澳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但是在"一国两制"下如何积极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进展缓慢。各法域要在"一国两制"的指导下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最关键是要把握并处理好"一国两制"所包含的内在辩证关系。

我国引渡立法的现状与发展

结合国际引渡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我国引渡立法:一是妥善处理国内引渡法与国际条约的关系,在国内立法中规范政府在缔约谈判中的变通权限和程序,以维护法制统一;二是顺应国际公约精神,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避免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矛盾;三是在《引渡法》中设立简易引渡程序,以提高司法效率和适应数量剧增的国际引渡合作需要;四是细化对“被请求国就准予引渡附加条件”的回应制度,以及时有效地引渡和惩治外逃犯罪嫌疑人。

数字时代跨境刑事取证制度的转型

跨境刑事取证的传统模式建立在司法协助制度基础上,以惩罚犯罪为主要目的,主要证据种类是物证、书证等传统类型证据。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电子数据跨境取证的现实需求不断增加,传统跨境刑事取证制度在取证方式、程序目的、程序性质、程序构造和程序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动。为了促进传统跨境取证制度的数字转型,建构网络犯罪公约、优化司法协助制度、创设行政协议机制等改革路径应运而生。整体而言,上述路径未能有效回应跨境取证面临的挑战,电子数据跨境取证正朝着实用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方向发展,数字时代跨境刑事取证制度的转型尚未完成。

论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的基本特点

2009年4月26日,两岸签署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协议》,创造性地规定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的新模式,协议的内容和形式都有诸多创新性规定。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迈入常态化、法制化轨道,对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理论和实践具有深远影响。

关于境外追逃追赃的思考——以“猎狐行动”为例

2014年开展的以境外追逃追赃为目的"猎狐行动"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这次行动也暴露出我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与监督机制不够健全,我国与国际警务合作机制存在诸多障碍。完善我国经济运行制度的法律法规,加强经济领域的监督,解决境外追逃所遇到的司法瓶颈问题,与有关地区和国家建立缉捕犯罪嫌疑人、分享追逃资金等方面的双边互信合作机制——对促进我国经济健康运行和发展以及廉政建设意义重大。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是国际打击与惩罚腐败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证人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规定较为具体,如电视会议作证方式、污点证人作证、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我国仅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证人制度,在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规定上存在明显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梳理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证人制度的规定,指出我国制定《刑事司法协助法》、引入高科技作证方式、构建污点证人及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