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际传播思想中的关系假设

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意义创造和意义关系的交流。它因人们的交往关系而存在并运用于交往关系之中。关系总是同传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关系假设无所不在。正是这些建立在通常假设意义的核心基础之上的“关系”理论造成中国古代乃至现代华人社会信息传播的隐蔽性。因此,只有研究维系中国古代人际传播秩序的关系假设,才能正确诠释“仁”、“礼”、“忠恕”、“和为贵”等传统思想范畴在古代人际传播过程中的意义。

中国古代伦理学的身体性

滥觞于周礼的原初意义上的中国古代伦理学,既与西方传统的唯识主义的伦理学不同,又与那些晚出的业已理学化和心学化的中国伦理学相异,其乃为一种根于身体、从身体推衍出社会人伦的伦理学理论。这种伦理学的身体性不仅表现为其通过一种反求诸身的现象学还原的方式把身体视为社会伦理的基础,不仅表现为其通过一种身体发生学的追溯把对话主义的“夫妇伦理”视为人类伦理的原型,而且还表现在其通过以行训身而对一种躬行主义的伦理的高度推崇。无疑,这一中国古代伦理学中的身体性的揭示,无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伦理学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一方面,它是对中国古代伦理学真实内涵的一种真正的正本清源;另一方面,它也代表对远离生命之根的、日益独白化的和业已流于唯心主义的现代主义的伦理理念的最早的纠偏和批判。

从中国古代的诗画理论看图文内在张力

中国古代关于诗画关系的相关命题主要有二:诗画同源与诗画一律。至明清时期,前者演变为"以书入画",后者则演变成"题诗入画"。诗与画是两门不同的艺术,各有其内在张力,诗与画,或者说文学与图像的相互言说,建构了二者互文表达的共同情境,也由此形成了图文关系的张力表达。以诗画关系为切入点,对当下图文关系展开学理渊源层面的考察,将有助于理解当下图文战争的学理立场和图文的互文建构逻辑。

女娲与伏羲:华夏初民对两性关系的认识

女娲与伏羲的神话传说和演变,折射了华夏初民对人类起源和男女两性关系朴素的唯物认识。华夏初民认为女娲是人类的始祖;伏羲是华夏文明的领引者。他们的“功业”反映出:起先女性是社会主导者,而后逐渐被男性所替代;人们最早对生育的认识是直观的,以后才认识到男女两性在繁衍后代上不可或缺;男女两性结合形式从原始的状态而实行班辈婚,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婚姻家庭——血缘家庭。

国际关系理论之于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应用于对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的分析中,但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范围存在一定的限度,国际关系理论在应用于分析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时必须谨慎使用。有些中国古代政治行为体间的关系不适合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研究,有些中国古代政治行为体间的关系也不适合作为部分理论的案例。尽管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判断上述适用性的前提,是对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及其演变过程做完整而系统的分析。以处于"分裂格局"中的行为体关系为例,对这种适用性进行分析认为,尽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未必适合对中国的研究,但只要能够找到合适的过滤方法,就可以最大可能地将其作为分析工具,这可能是未来的一项重要研究议程。

近三十年来蒙藏关系史研究评述

蒙藏关系史研究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蒙古学界和藏学界比较重视的课题。近三十年来,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整体研究、关于蒙藏早期交往、藏传佛教与蒙藏关系、蒙古族在蒙藏关系中的地位等方面。梳理、评述研究成果,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中国古今人本思想比较及其意义

新的世纪提出了许多关于人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有适合现代社会的人本思想的指导 ,这种思想应是在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人本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本文就拟从中国古今人本思想的比较中更清楚地去认识现代人本思想的内涵 ,以使其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

中国古代城市与园林的理水空间特征及关系探讨

基于园林、城市、水体三者空间关系,阐述中国古代城市与园林的三大理水思想。然后采用"由宏观整体到微观局部"的研究方法,从"‘城市和园林’与水系关系"角度探讨古代城市与园林的"选址和山水空间格局"特点,再从"水系本体"角度研究城市与园林的水系空间布局特征,为现代城市水系规划和海绵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集部之学”与中古别集体例研究的拓展

"集部之学"是钱基博对集部研究法度的概括,其内在理路尤为重视对别集体例的把握。历来学人经史著述,多有论例之作;而关于别集体例的思考,大多散落在序跋札记等单篇文字中,只有少数学者,曾将辨体推例作为问题意识生发点并进而做专门考论。当下学界开始关注于中古别集的深度整理问题,凸显出体例研究对"集部之学"的方法论价值。审视中古别集体例,抽绎别集文本演进规律,是古典文学在作家、作品之外的第三条研究路径,不仅重新赋予传统体例之学以新的阐释空间,还可以更新基于文本规律的问题意识、寻求辨章学术流变的新视角。体例研究方法在"集部之学"中的展开,是对当下中古写本学、中古文本研究范式的呼应,可以寻得写卷本文集原貌追溯的新路径,为当下别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提供参鉴。

文化、地理与城镇化:城乡关系的文明之辨

我们已经步入一个人文地理的时代,文明或文化正在成为未来发展的核心话题。就城镇化研究而言,文化地理和文明应该成为必然的视角和价值关怀。在研究的方法论上,可以采取灵活、多元、批判的态度。中国与西方从历史时期到现代城镇化的文化地理背景和条件是有差别的。通过重新解读和引申《荷马史诗》等经典,比较古代中国与希腊在城乡关系和文化地理上发展的差异,可以看到中西城镇化道路的文化地理异同。从长期历史视角看,中国一面临海的地理格局促生了制度上的重农抑商,文化上的重乡轻城,这在经典理论中都有反映。城镇化与城乡关系的演进,是地理、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与文明是一种归根结底的力量与理念。

华北平原东部全新世古年地表径流量的估算

利用以现代数据建立的年平均降水量、年平均温度与年平均地表径流深间的关系式和全新世古年降水量、古年温度的推测值估算了华北平原东部的全新世古年地表径流深，并将估算结果与已有的古水文数据作了对比。

“雒王”与“雄王”问题考辨——与刘瑞先生商榷

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者,曾根据遗址出土木简文书和今人辑佚的《南越志》,提出了中越古史记载的"雒王"是"雄王"误写的观点。作者经考辨却认为: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文书,报告者是把其中的"雒"字误释为"雄"字,反而是再次证明中越古籍中的"雄王"是"雒王"的讹变;而且,今人辑佚的五世纪的《南越志》也多经后人改写,称越南古代"雄王"得名是因越地"厥气惟雄"的观点也不成立。越南古史记载表明,把"雒"改为"雄"或"貉",是越人为了强化父系君权崇拜和民族独立的意识。

府兵制的创立和胡汉民族关系的改善——以族群关系理论为视阀

府兵制对西魏北周胡汉民族关系的改善有积极意义。从族群关系理论的角度去考察,这种制度打破了胡汉族群分层的界限,之后又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上下流动机制。居住格局也由原来的胡汉军士各自分居走向相互混杂居。胡汉两族人民对职业、社会分工的选择也更为自由,出现了兵农合一的局面。另外宇文泰在行政体制上采用周制,而在军事方面实行八柱国制度和改胡姓的政策也促进了胡汉两种制度的相互融合。这恰恰又体现了现了胡汉两个族群相互交流,由多元的族群文化走向隋唐大一统政治格局的过程。

传统和谐文化与古代国家关系——从先秦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视角

中国先秦时期即已产生了许多深刻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其中,以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坚持"为政以德",为国家关系和谐奠定坚实基础;以"协和万邦"为促进国家关系和谐的总体原则;视"和而不同"为实现国家关系和谐的本质要求;树立"禁暴除害"的用兵理念以保障国家关系和谐。这些思想为中国古代和谐国家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新中国以来的中国国际关系发展亦有重要意义,为我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倡导共建和谐世界提供深厚的理论渊源和传统文化基础。

清代典籍中的吕宋

在清代,菲律宾与中国的交往比较密切,吕宋则是当时菲中关系中最重要的菲方政治行为体,因此,在中国典籍中留下的相关记载也最多。这些记载的内容主要涉及自然地理、民风民俗、与中国的交往等。通过对清代典籍中有关吕宋的记载进行梳理,可以展示清代中国对吕宋的认知水平,也可以了解清代时期菲中关系的发展脉络。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研究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学界提出民族关系思想概念后,近30年来,国内一批专家学者对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民族关系思想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既有对中国古代或少数民族政权民族关系思想的宏观探讨,也有对某个朝代或民族的某个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的深入研究。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研究成果作一简要总结,既有助于专家学者全面了解研究概况,又有助于深化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更将有助于民族学和思想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六朝建康比丘尼参政现象探析

比丘尼参与政治活动是佛教史、妇女史上既特殊又重要的历史现象,它表现了这一时期妇女的解放和自主精神,同时也是佛教深入中国社会的标志。建康比丘尼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卷入政治斗争中,不仅影响了政教关系的格局,对隋唐时期比丘尼的活动和戒律制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代韩国女性在中韩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古代中韩文化交流过程中,韩国女性的地位与作用非常重要。她们推动了两国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韩国女性与中国的和亲促进了政治的相对稳定,缓和了民族关系;韩国姓氏的发展与民族的大融合也与古代韩国女性有关,甚至古代韩国女性对当代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古代女性的从属地位,她们在古代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可能是被动的,但是她们起到的作用不应该被忽视。

论瓦剌蒙古与西域社会

元末明初,瓦剌诸部在"元朝强臣"猛哥帖木儿管辖下,一方面由于自身部落繁衍,另一方面也由于不断吸收和联合周围蒙古与突厥语族其他部落,势力渐强,人数发展到4万户以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明初对蒙政策的实施结果,使北元国势衰微,可汗势力大大减弱,于是握有实力的权臣贵族们乘机雄据一方,形成了封建割据局面。由于东蒙古日趋衰落,而蒙古瓦剌势力从此坐大。随着瓦剌活动重心逐渐西移的漫长过程,与西域诸族发生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对西域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为17世纪准噶尔政权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15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初的瓦剌,并不是像有些史学家所说的那样,随着也先之死销声匿迹了,而是在西域诸多事务尤其在哈萨克等民族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西域多民族社会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近四十年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研究的动态与展望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和“纲”,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这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拓宽了思路、夯实了基础、丰富了研究范式,提供了根本遵循。通过对1979-2021年CNKI高级检索获得的215篇以“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为主题的期刊论文的统计与归类分析发现,该领域研究多集中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民族政策、民族融合等方面。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回顾不同时期民族关系研究的演进脉络、发展趋势,正确总结并科学评价民族关系研究中形成的知识和观点,有助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知识和理论支撑,促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