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建构路径优化——基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方法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兼具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属性,基于实体法或程序法单一维度的制度建构将会陷入“一元观”困境。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程序建构提供一种实体法关照。通过优化最具交互特征的三个支点:受案范围、责任形式和证明责任,不仅能够促进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的二元论,也有利于推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衔接,实现司法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其一,从实体法维度,将“不特定多数人”公共利益说作为基础,增加“规模性”与“无差别性”的标准,解决受案范围“众多个人权益”的程序判断难题。其二,从程序法维度,通过诉讼信托的方式,允许原告受让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解决惩罚性赔偿这一责任形式缺乏实体适用空间难题。其三,从交互维度,一方面承认法官裁量分配证明责任,解决“规范说”在新型复杂案件的实体失范难题;另一方面设定证明责任减轻的请求权基础,解决裁判失度的程序适用难题。

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如何指定与为何指定?——基于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

2023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新增指定遗产管理人特别程序,回应了《民法典》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不过尚未实现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按照“实体与程序交互—非讼程序—法律解释”三个维度架构理论框架,并遵循“如何指定—为何指定”逻辑进路展开。首先,针对新《民事诉讼法》第194条和第195条进行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提起与裁判的规范解释;其次,通过实体与程序赋权明确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以及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程序衔接,完成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发展性作业;最后,提出迈向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体系化的观点。

连带责任的诉讼形态研究--基于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双重视角

连带责任诉讼形态的判断应避免陷于诉讼标的识别困难的窠臼,并落于实体法与诉讼法观点截然对立的偏误。应从实体法的静态视角出发,检视诉讼标的背后实体权利义务的性质,考察实体法对权利行使、义务承担方式的规定,将普通共同诉讼作为连带责任的基本诉讼形态。于此同时,需以诉讼法的动态视角加以调整。应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衡量债权人的特殊保护利益、法院代表的公共利益、各连带责任人的利益,综合实体法和诉讼法的价值追求,控制各方的利益平衡,以此确定其他连带责任人的追加、程序的合并、法官的释明、后诉的遮断效等问题,寻找保全整体利益的最优方案,以应对实体法和诉讼法的联动与交互,尽力避免厚此薄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