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时代的担保物权物上代位制度完善再思考

对于担保物权物上代位,《民法典》第390条并未作出有别于物权法的表述,《担保制度解释》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就其实现程序进行了修补,但远未完善。沿着体系解释的路径继续前行,遵循担保物权价值权的属性以及物权法定原则可知,物上代位的客体是债权请求权,担保物权人基于物上代位的权利应定性为法定的债权质权。因应“由不动产担保到收益担保”的担保法范式转换潮流,《民法典》第390条规定的担保物权物上代位适用情形不应仅作文义解释,而应从制度目的以及体系协调的角度综合考虑,解释为包括转让、互易等相对灭失情形为宜。担保物权物上代位的行使涉及担保权人、担保人与给付义务人等第三人利益的平衡,故应围绕代位财产的保全与界定而完善其行使规则,主要包括相关当事人的通知与注意义务、代位财产的识别与公示等。

个人信息权益侵权损害赔偿应然范围探讨:基于数字社会的场景

个人信息权益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应与数字社会相契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规定的个人信息权益侵权损害赔偿范围应包括精神损害,且个人信息权益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应适度淡化“严重精神损害”的程度要件,降低证明标准。数字社会的个人信息具有显著的财产利益,如个人信息处理者擅自利用个人信息,个人将遭受个人信息财产利益损失,理应获得相应的赔偿。个人信息权益侵权损害往往具有潜伏性、未知性等特征,如个人未来遭受实际损害具有“客观合理可能性”,应将个人为防止未来损害发生所支出的预防费用纳入个人信息权益侵权损害赔偿范围,以契合数字社会中风险规制的需要。

个人信息侵权的损害赔偿责任

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失与精神损害,因个人信息泄露而增加的未来遭受不法侵害的风险不属于损害,但个人为了避免因个人信息泄露而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其他侵权行为而支出的费用属于应当赔偿的财产损失。因个人信息权益被侵害而造成的财产损害,既包括合理的维权成本与下游损害,也包括因侵权行为导致信息主体丧失了对个人信息进行商业化利用的损失。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的精神损害分为两类:一是同时侵害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其他人格权而造成的精神损害,二是单纯地因侵害个人信息权益而给自然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对于后一种损害,即便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也可以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2款。在《国家赔偿法》没有作出特别规定前,国家机关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侵权赔偿责任性质上属于民事责任。

论捐赠诈骗财产损失的认定问题

捐赠诈骗是近年来高发的诈骗犯罪类型,尤其是通过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平台发布慈善募捐信息进行诈骗的案件更是屡见不鲜。对于捐赠诈骗行为可否以诈骗罪论处,学界存在不同观点,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应要求被害人意识到自己的财产处分行为将产生财产损失的后果。因此,捐赠诈骗可罚性在于如何准确认定诈骗罪的财产损失。实践中发生的捐赠诈骗案件包括“对价型”和“非对价型”两类,需要分别讨论财产损失的认定标准和路径。在“非对价型”捐赠诈骗案件中,可直接采取“目的失败理论”认定财产损失;在“对价型”捐赠诈骗案件中,应采用梯次判断方法,进行双层次的检验,即首先进行对价关系的判断,当此关系不平衡时再进行客观目的的认定。

论金钱之债迟延履行的损失认定

金钱之债的迟延履行损失认定是司法实务重点关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裁判标准相去甚远。就“利息损失”而言,通过欠付款项的一定比例或参考借款合同利率上限均缺乏关联性与合理性,该损失通过法定孳息之思路确认又面临计算方法难确定、存款利率过低之问题。在守约方损失无法计算时,可通过违约方得利计算,违约方对本应归还债权人的价款在逾期期间占有、使用而减少支出的资金使用成本,可认定为银行贷款利息,以LPR计算。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罚息规定应属特别法定赔偿,除迟延方不具可惩罚性的场合以外,应适用于所有有偿合同。对于其他损失,在合同可体现迟延将发生的损失时,合同订立时债务人知道款项用途及迟延造成的后果时以及债权人因此向第三人举债产生利息时,损失应当赔偿。

骗取贷款罪司法适用核心问题研究——基于2022年《立案追诉标准(二)》第22条的展开

随着2022年《立案追诉标准(二)》的施行,骗取贷款罪司法适用中的核心疑难问题亟待厘清。就该罪所保护的法益,宜主张狭义的“信贷资金安全说”说,即考察行为是否导致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遭受损失。就该罪中的“骗取”,虽不要求因此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但要求在非法使用目的的支配下,基于由“骗”至“取”这一过程的原因力而导致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存在遭受重大损失的具体危险。就该罪中的“其他金融机构”,无论是基于价值判断还是具体解释规则,都不宜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就该罪中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的“重大损失”,其属于客观处罚条件,应限于未归还的本金和贷款期限内未支付的正常利息,且以立案侦查时为计算时点。

论物之使用利益丧失的侵权损害赔偿

物之抽象使用利益丧失在我国法上无法得到赔偿,缘于其既非“利益说”下的财产损害,也非法律明文规定的非财产损害。鉴于该问题之解决涉及损害赔偿法诸多核心问题,故有必要作体系梳理。在体系架构上,应舍弃以“利益说”确定的“财产差额”损害概念,改采以“差额假设”确定的“状态差”损害概念;在内容解释上,应认为恢复原状请求权存在与否取决于被侵害人主张的时点,《民法典》第1183条对非财产损害的金钱赔偿采非限定主义,《道交损害司法解释》第12条第(三)—(四)项应解释为损害计算规则。物之使用利益丧失是被侵害人对物享有的权益被侵害后均会产生的损害,其本身就是一项独立的损害,无须被侵害人实际遭受营业损失或支出替代费用,后两者均是损害的外部体现,其数额至多可作为损害计算的参照。

公司司法解散中股东利益受损的实质地位及其分流功能

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固然是公司司法解散的首要考量要件,但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损同样应是重点考察的实质性要件。股东利益受损在公司司法解散中承载着必要性衡量的制度功能,公司司法解散是否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是公司是否具备解散必要性的关键判断,因而不应将股东利益受损作为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自然逻辑后果。股东利益受损的判断可以在公司解散和替代救济措施之间形成分流:当存在股东人合性障碍,且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将会因此而受损时,公司解散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当仅有股东人合性障碍,不存在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受损的情形时,则应通过替代救济措施对股东人合性矛盾予以解决,而无需诉诸公司解散的救济。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的“法益结合”问题

行为人通过盗窃、诈骗等犯罪行为侵害他人的财产法益,该财产法益并不因犯罪行为的侵害而改变其本权属性。但是,由于物的使用价值属性,该财产法益在被犯罪侵害的过程中往往处于流转和“运动”状态,通常会与其他同样值得法律保护的法益相结合,继而形成一种新的法益形态,即“法益结合”现象。在类型上,“法益结合”存在“准添附型”和“赃物善意取得型”两种类型。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法益结合”情形下,刑事、民事法领域普遍主张的“本权优先”理论立场,可能面临损失扩大禁止、损害后果与因果关系认定复杂、间接损失赔偿无责任主体的实践困惑。因此,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过程中,本权者财产法益的保护诉求,不宜绝对主张“本权优先”立场,而应在充分尊重“法益结合”客观现象的基础上,通过“经由债权转化”的路径进行转化,以周延性地保护和平衡各方利益。

城市贫困女性权益缺失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以国企下岗女工为主体,结合多方面的数据资料以及我国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情况,从劳动力市场、社会网络、社会保障三个方面考察这一群体的权益缺失,并进一步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阐述这些权益的缺失是如何导致她们最终陷入贫困的。对城市贫困女性的忽视会导致对我国家庭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危害,应该得到应有的关注。

中国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及中介目标的选择——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

文章运用新凯恩斯框架下的DSGE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越是敏感,则福利损失越小,因此,货币当局应该充分利用利率政策稳定价格水平;(2)名义利率对产出的反应越是敏感,则福利损失越大,因此,货币当局不宜运用利率政策影响经济增长速度;(3)利率平滑对福利的影响不大,货币当局的利率政策应该直接针对通货膨胀,而不应该追求利率本身的稳定;(4)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的利率政策规则造成的福利损失差别不大,货币当局可以从便利的角度出发,根据上期的通货膨胀率和产出水平来设定当期的名义利率;(5)与利率变动相比,货币供应量的变动造成福利损失更大,因此,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逐步由货币供应量转向利率。

我国粮食流通中利益损失的原因分析与均衡策略

加入WTO,我国的粮食流通领域必须遵照多边协议的要求,按既定的进程对外开放。然而历次的改革表明。由于国家的粮食流通政策变动频繁,流通与生产、消费等环节难以形成稳定的经济联系,以致流通中的利益分配不合理,并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粮食市场的供求矛盾。粮食流通业的弱质性决定了粮食流通利益损失的必然性。我们应采取相应措施,减少粮食流通利益损失,实现利益均衡。

我国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制度逻辑

如何通过完善农地制度来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事关我国失地农民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稳定。通过对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机理进行剖析发现,集体土地产权模糊、产权缺乏排他性、委托代理问题以及征地制度中存在的公益性用地界限不清等制度性因素共同促成了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因此,有效保障我国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就要从我国农地制度进一步改革入手,明晰集体土地产权、赋予农民长期的承包经营权、严格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的界限、构建多层次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

论行政规划中的私益保护

行政规划中的利益冲突,主要是公共利益与私益的冲突,两者的冲突体现为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必须加强对私益的保护。在当前,应当通过确立行政规划中的损失补偿制度和完善行政规划的救济制度来加强对私益的保护。

论我国利润表要素的设置和定义

本文分析了财政部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号—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中利润表要素的设置和定义所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利润表要素的进一步修改完善提出了建议。

中国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与政策规则选择--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框架下,运用福利损失函数和脉冲响应方法研究我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规则相对于利率规则,使外生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更持久,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因此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规则应该逐步从货币供应量规则转向利率规则;在一定条件下,前瞻型利率规则、后顾型利率规则和泰勒规则所造成的福利损失相差不大,从便利的角度出发,中央银行应该选择后顾型利率规则。

从资产负债管理看日本寿险业的利差损问题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寿险公司倒闭事件给世界寿险业带来冲击,也引发了我们的深层思考。日本寿险公司倒闭的主要原因在于利差损,利差损产生的根源归根结底是由寿险公司的资产负债不匹配引起的。我国寿险公司应在经营过程中强化资产负债管理,以防范风险。

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探析

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基础,农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处于弱势状况,盘剥和占有他们的利益促成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也带来了贫富不均、纠纷不断的不和谐音符。阐述了新的形势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必要性:一是落实农村相关政策的需要;二是改善农村经济状况与缩小城乡差别的需要;三是减少土地纠纷,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剖析了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的表现及其原因:一是农民在土地保有环节的权益受损,包括生态补偿制度的缺失和承包经营权的缺失2个方面;二是农民在土地流转环节的权益受损,包括征地制度的缺失、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规范与宅基地流转受限3个方面;三是土地发展权缺位影响农民对土地增值的共享。提出了保护农民权益的对策:一是明晰土地产权;二是规范和完善征用土地制度;三是适度放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四是设立生态补偿和土地发展权补偿制度。

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农民有职业和身份两个层次上的涵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身份上的农民概念和职业上的农民概念在农村非农化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失地农民开始出现。在经济现实与制度跟进不对称的情况下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成为一个突出问题。研究表明,土地产权模糊、征地补偿标准不科学以及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混乱等是造成失地农民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原因,失地农民被边缘化了。为此,改革现行土地产权制度、规范征地补偿标准势在必行。

论外债管理中利率变动的风险及其测度

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不断加大,对于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的国家而言,无疑增加了其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而规避或降低风险的关键在于对金融风险的正确把握和准确度量。本文拟就债务国在借款期初以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借入一种和多种外币的情况下,构建债务国所面临的国际利率变动的风险损失函数,并作实例分析。最后,给出几点说明。本文建立的度量公式为债务国准确计算国际利率风险,并进而有效地规避或降低国际利率风险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