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机制及效果研究

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现实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以正向为主导,具有逐年递增的特征,且呈现异质性,在高创新水平、高人口规模、高人力资本的城市表现更为突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刺激公众消费需求、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等渠道发挥积极作用,但也会弱化政府征税能力、造成税收流失,对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投资冲动的影响效应不显著,使得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强化投资冲动作用于地方财政可持续的机制被中断。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空间溢出性,能够带动地理距离相近和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城市提高财政可持续性。据此,从有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搭建财税领域的智能网络平台、推动产业和消费升级、发挥先行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消费异质性理论研究进展

在消费异质性框架下,经济政策的效果可能和传统代表性框架的预测有很大不同,但传统消费理论均忽视消费异质性问题。消费者类型的不同、家庭资产结构的差异以及消费者时间偏好率的不同都会导致消费异质性,并使得传统的财政政策产生新的效果。这对于新阶段中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消费异质性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将会成为消费问题中的前瞻性课题。

挤入还是挤出:中国公共投资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用DVAR方法对中国公共投资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中国公共投资支出挤入居民消费,在其冲击初期大幅度挤出私人投资,但在长期中小幅度挤入私人投资。基于DSGE模型进行理论模拟发现,公共投资支出通过其生产性和服务功能产生了挤入居民消费的效应,与贷款配套机制和私人资本调整成本一起使居民消费呈驼峰型增长;公共投资支出存在配套商业贷款,且基础设施的生产性存在滞后,使其在冲击初期大幅度挤出私人投资,而后由于劳动投入的增加和基础设施陆续投入使用,使私人投资在长期中缓慢恢复并小幅度增长。本文为公共投资支出是促进居民消费的有效财政措施提供了政策依据,并建议鼓励和引导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论弱利率效应

利率历来都是市场经济国家货币政策的重要中介目标。由于我国现在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现行的投资和融资体制都远不完善,金融资本总量偏小,金融机构传导效率低,从而造成利率与经济运行相关度偏低,利率弹性机制的发挥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导致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利率弹性都偏小,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效果差,即存在弱利率效应。因此,当前应努力增强利率弹性,发挥利率工具的应有效应。

从紧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行业投资的影响分析——基于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的调控分析

本文利用2006-2008年我国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数据,分析了从紧货币政策对房地产行业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利率调整抑制了房地产行业的投资,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没有影响房地产行业投资的增长,与预期的结果相反。主要原因是2007以来的通货膨胀冲销了利率调控效应,紧缩的货币政策使金融机构减少了个人的贷款而不是企业贷款,另外流动性过剩推动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过快增长。当前,应强化房地产信贷风险的管理,进一步理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加强宏观调控作用,使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持续发展。

房地产过热、投资过热与银行加息

中国投资过热的源头是房地产 ,房地产能拉动相关产业快速增长。但无论是从房地产消费来说 ,还是从房地产投资来说 ,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热销仅仅是以往存量需求的释放 ,是一种虚假的需求 ,而不是潜在需求真正地转化为有效需求。这种存量需求的释放基本上是依赖于银行信贷及其收益转移来完成的。如果银行加息 ,有利于把虚假的需求转变为真实的需求 。

提高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能力——以优化经济结构为出发点

为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中央银行动用了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贷款利率、发行央行票据等在内的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由于其作用领域、调节方式等有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解决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国民经济中储蓄、消费、投资等比例关系的协调。只有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作用,才能保证经济的平稳持续健康增长。

中国居民消费和收入分配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含义

2000年以来居民消费率的变化主要受到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变化的影响,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变化主要受到了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影响。同时,居民消费率的变化也受到收入分配不均程度变化的影响。驱动这些指标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财政刺激措施及2015年之后刺激措施的减弱。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可以像投资传统基础设施一样增加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从而改善收入分配,增加劳动者报酬,进一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促进居民消费,实现一举多得的发展成效。

我国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原因、影响与对策

政府驱动的粗放型投资模式和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我国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并进而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和供求失衡,这已经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潜在的威胁和挑战。对此,应从体制方面和收入方面来探寻其失衡的根本原因,进而发现矫正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对策。

促进东亚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公共投资机制研究

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适度产出比例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促进国民社会福利提升的发展机制,由这一比例决定的公共投资规模是社会福利提升的社会基础。东亚各国经济若保持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其公共投资应纳入这一发展机制。依据这一原理建立中国和日本的社会福利生产函数,比较这一比例对二者社会福利的影响。中国社会福利处于规模收益上升阶段,人均财政支出的增速高于人均消费增速,而人均消费支出的社会福利弹性系数高于人均财政支出,后者对前者有一定的外部性作用;日本的社会福利处于成熟阶段,极易受国际经济的影响,人均财政支出主要起调节和平抑经济周期的作用,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相互融合影响社会福利,人均消费增速低于人均财政支出,但其产出弹性高于人均财政收入,经济体系受国际市场摩擦负外部性的极大影响。为此,应从调整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投资比例入手,实施财政支出政策以促进东亚各国社会福利的提升。

刺激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

着重分析了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因素、体制性因素、政策性因素、国际性因素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并对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展望：政府仍应当坚持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充分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启动经济，同时，要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注重政策“度”的把握．

当前宏观经济两难下的政策选择

传统的宏观经济两难是指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提高利率的做法往往也抑制了经济增长.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两难主要是指在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情况下,虽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消费率处于很低的水平.为了抑制投资采取的提高利率和汇率的做法可能进一步抑制了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且主要是政府帮助居民增加消费的财政政策.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绩效评价及发展研究

1998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在 4年中 ,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复苏方面功不可没。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它并未有效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的增长 ,同时也必须考虑到财政风险。因而 ,在今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应注意短期政策效应与中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 ;把启动最终消费和民间投资作为今后工作的重心 ;进行税制改革 ,调整税收结构 ,公平税负 ;强调结构调整与体制创新 。

西方主流利率理论与我国的利率政策

凯恩斯学派否定了新古典学派的利率理论,认为消费和储蓄与利率无关,且利率调节经济作用不大。近年来,我国多次降低利率以调节通货紧缩,但作用不明显。其原因在于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偏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企业预期的投资收益率过低,现行的贷款体制向国营企业倾斜,同时发育不成熟的市场尚不能对利率作出灵敏反应。因此,在我国,财政政策仍然是宏观调控的有力工具。

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财政政策是政府调节市场的两大工具之一,对经济增长有深远的影响。恰当的财政政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现代社会,不同的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相同,政策调控结果也不相同。本文分析了财政政策工具给消费、投资、净出口带来的影响。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应如何“淡出”

自 1998年开始我国连续 5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这一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 ,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对这一结果 ,国内学者说法不一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问题上。本文着重说明积极财政政策要想淡出 ,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 ,政府应拿出一整套的政策措施 ,保证这三个条件的实现。只有这样 ,积极财政政策才有可能顺利淡出。

开放经济下走向浮动汇率的最优选择

中国储备资产绝对规模全球最大,应对任何短期的冲击都显得十分充裕,容易掩盖开放经济体中面临的中长期硬约束。本文从短期偿债压力着手,分析中、长期国际投资头寸结构变化,认为中国汇率机制面临转变;以法国为例,回顾了一个从管理浮动走向清洁浮动汇率的过程,明确了需要同时进行的国内财政和货币金融政策的配套改革;最后,基于中国外汇管理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指出走向浮动汇率可能是更高效地利用国际市场的必然选择。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汇率升值与政策选择——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并通过VAR模型分析了抑制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有关政策。主要发现在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入到贸易品部门,在短期不会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产生影响,而长期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短期内冲销干预是一个较好的抑制升值的政策,但长期该政策是无效的。从长期看,面对国外资本大量流入中国,放松资本流出、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是抵制升值的最有效政策。紧缩财政开支的政策也有抑制升值的功能,但与放松资本流出政策相比,其政策效果一般。

投资需求、利率机制与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在传统凯恩斯模型和新古典总供需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可计量的财政政策利率效应分析模型,并利用2LS方法对模型进行了估计,得出几点结论:一是我国财政政策对真实利率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二是财政政策与真实利率之间无关性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受财政赤字弥补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三是相对于财政政策,我国货币政策对真实利率的影响更显著,货币政策的相机变化通过利率机制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一定的抵消作用,但程度有限。上述结论意味着,我国财政政策通过利率机制对私人部门投资需求产生的挤出效应是相当有限的。

税收、政府支出与消费变动的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霍尔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建立了一个分析消费决策的模型,并利用我国1992-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减税与扩大政府支出都对消费有正向影响;投资收益的增加则会减少消费。在经济衰退时,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是提高消费、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在当前经济脆弱时期,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是带动当前经济增长和奠定未来发展基础的最佳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