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工程专业“运筹学”课程内容选择与教学

“运筹学”课程是标准化工程专业学生由通识与公共基础课程转向到专业基础、专业方向课程学习的重要纽带。以标准化工程专业学生就业方向及学院特色为导向,结合标准化工程专业课程体系,选择线性规划、图与网络、存储论、决策论四个分支作为授课内容,运输、生产控制调度、经济决策、体系评价等工程领域应用问题与基础并行。在教学实施中通过淡化复杂计算、板书与多媒体相结合、趣味教学与翻转教学结合等方法增强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启动标准探析——基于《安全生产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的理解与省思

2021年修改的《安全生产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为检察机关办理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但亦存在诸多争议,其中之一在于“重大”究竟是立案标准还是起诉条件。对此,结合公益诉讼制度之初衷和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的特殊功能定位来看,对这一条文的理解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检察机关在办理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时要坚持先行后民原则,优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当行政措施难以有效消除重大事故隐患时,应当及时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第二,在行政公益诉讼中,“重大”是起诉条件,而非立案标准。第三,在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既是立案标准亦是起诉条件。

论合同无效后利息的返还——基于对司法案例的实证考察

通过损害赔偿路径还是得利返还路径解决合同无效后的利息偿还问题,会有明显不同的法效果。《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5条将过错作为确定利息返还数额的条件,混淆了返还责任与损害赔偿责任的制度逻辑,对此应予修正。因无效合同导致资金占用的情形,金钱用益价值的所得与所失之间可建立起直接的相关关系,在得利返还的路径下处理利息给付问题更为符合矫正正义的要求。从规范得利的角度观察,利息的返还数额应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计算标准。合同效力瑕疵规范的目的、对价值主观性的尊重、双务合同的牵连性等均对应返还利息的数额具有影响。

数字经济下网络主播的劳动权益保护

数字经济下,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的规模不断扩大,有关劳动关系认定的纠纷也在同步增加,这对网络主播的劳动权益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发现,贸然引进“类雇员”制度并不符合我国实际,为网络主播单独立法也会对现有的法律体系和法律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应当对传统的劳动关系从属性标准予以调整和解释,使其与新业态用工环境相协调,进而能够适用于网络主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劳动关系认定。即使不能认定劳动关系,对网络主播的劳动权益保护也需要从违约金、竞业限制补偿金和休息制度等方面进行完善。

基于POI数据的北京市2016-2020年医疗资源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对北京市医疗资源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为科学配置医疗资源提供参考依据。该研究以北京市2016年和2020年医疗资源兴趣点(POI)为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和平均最近邻等方法,探讨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北京市2016—2020年医疗资源分布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大部分集中在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石景山区和丰台区;医疗资源表现为稳定趋势且有离散方向性。其核密度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医疗资源存在一定的不均衡现象,表现出典型的“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其空间布局均表现为聚类状态,到2020年有所削弱,并向市中心以外的方向扩散。

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数据处理的权力证成、利益协调与环节标准明确

公共信用数据处理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核心内容。我国各级公共信用信息中心负责公共信用数据的归集、共享、公开等处理,是信息数据融通的关键枢纽。但是,其设立至今一直存在着处理数据权力来源不明、数据利益待协调、处理环节模糊、处理标准有待细化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应当在未来的“社会信用法”中赋予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数据处理的权力,通过明确数据财产权益的分配来协调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与其他主体的数据利益。另一方面,应统一公共信用数据的处理环节,明确环节的处理标准:归集环节以中心“职责决”为标准;共享环节以“对象决”为标准;公开环节以“性质决”为标准。

程序出罪的内涵重塑与判断标准

随着犯罪治理多元化进程的加快,程序出罪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在实体入罪的同时通过程序出罪实现犯罪治理多元化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既有研究未能妥善解决程序出罪的概念共识问题,导致程序出罪的理论基础不清、适用范围不明、体系协调性不足。对此,应通过逐级分析“不入罪”与“出罪”,以及“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的理念差异,凸显程序出罪的独立性。程序出罪的本质属性表现为因裁量性程序终止行为使行为人在法律意义上无罪。因存在犯罪阻却事由、法益恢复事由、证据不足、欠缺诉讼条件导致的法定性程序终止因不具有个案利益衡量特性,与程序出罪存在本质差异。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明确程序出罪的判断标准,处理好不同属性利益之间的衡量问题,即制定不同出罪情节的叠加适用标准,以及出罪与入罪情节之间的冲突衡量标准。

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实证分析与立法检视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刑事处罚有了具体的法律指导。本研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行为类型、裁判结果、量刑因素、减刑情节等司法现状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非法占用草原犯罪存在犯罪行为类型不均衡、犯罪构成要件认定模糊、裁判量刑较为随意的问题。研究认为其原因在于立法层面对草原生态法益重视不足、犯罪构成要件不够明确、刑罚档次缺乏区分度、刑罚手段过于传统4个方面。故研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设置独立罪名;统一定罪标准,明确“大量毁坏”内涵;细化法定刑档次;设置多元化刑罚手段。

地理标志合理使用综合保护格局之构建

地理标志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近年来却引发诸多争议。本文选取“景德镇陶瓷”为典型研究对象,对地理标志案件的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司法实证分析。发现当前地理标志司法保护中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地理标志权的公有性与商标权的私权性之间存在矛盾。对此,应当建立以品质为核心的地理标志综合保护格局,突出品质标准,规范地名使用,提高注意义务,引入公益诉讼,聚焦重点领域,从而实现地理标志权利专有与社会共有、权利人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实现法理与常理的统一。

全科医生培养的中德对比及借鉴分析

我国全科医学近年来发展迅速,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欧美发达国家间差距仍然较大,在培养全科医生方面仍不完善。德国在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建设以及全科医生培养上卓有成效,在全民医保覆盖及分级诊疗的体制下实现了居民的高健康水平以及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高患者满意度。故本研究将中国与德国在全科毕业后教育及继续教育建设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我国全科教育改革的痛难点,借鉴德国全科教育理念框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和建议。(1)针对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适当增加轮转自由度以促进学员个性化的能力完善,纳入心身医学规范课程及巴林特小组活动以改善学员的心身医学能力,尽快确立统一的社区师资遴选标准并促进社区师资统一培训发展,在改善社区带教师资水平后重审全科(含社区)轮转时间;(2)针对继续教育:将亚专长和小专长纳入全科继续教育体系中以增加全科医学的功能医学特性并促进全科医生的职业多样化发展,建立全国统一的全科医学继续教育课程平台。将来仍需要更多的实践性研究和资源投入来完善我国的全科医生培养体系。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视域下性侵未成年人证明标准的研究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逐步扩展至有关未成年人权益的一切活动,其要求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活动尊重未成年人的权利主体地位、坚持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立场以及充分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在处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时仍继续严格采取“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证明标准,将可能违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三项基本要求。探寻确立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主的证明标准,有助于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立足于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必要性、品格证据与传闻证据的引入以及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为核心构建证据体系等可操作性展开探讨,将促使此类案件从成人“我认为”视角到未成年权利人“我需要”视角的合理转向。

新课标背景下初中语文写作教学策略探赜

语文作为一门基础性科目,是培养学生各项能力的重要载体,而写作教学在提升学生核心素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新课标背景下,教师应在写作教学中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及主体认知规律,结合提质增效的目标优化课堂设计,以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利用读写结合激活学生的想象力、创设多元化写作教学情境、组织多样化写作教学活动、科学设计评改方法等创新性教学策略,构建高效语文课堂,积极提升学生的理解认知能力,发展学生的学科素养。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之认定标准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中国对于解决环境资源侵害问题的一项创新性法律制度,对于保护环境资源意义重大。如何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而我国法律对这一关键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对理论界及司法实务过程中形成的行为标准、结果标准、复合标准、二阶层说的核心观点、理论依据以及弊端或缺陷等内容进行分析后,提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标准应以结果标准为原则,以行为标准为补充。

多阶段均值—标准差投资组合时间一致性策略研究

文章运用标准差度量投资组合的风险,考虑交易成本、借贷约束和阈值约束等情况,提出了具有Vasicek随机利率和风险偏好的多阶段均值-标准差投资组合模型(V-M-SD)。基于博弈论的方法,将该模型转化为时间一致的动态优化问题,并使用离散近似迭代法求解满足时间一致性的最优投资组合。最后,实证分析借贷约束、阈值约束和风险规避系数对V-M-SD模型的最优时间一致性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其他约束条件保持不变时,在一定的阈值范围内,投资组合的终期财富分别与借贷约束、阈值约束、风险规避系数正相关、正相关、负相关;投资组合的单位风险水平分别与借贷约束、阈值约束、风险规避系数负相关、负相关、正相关。

血液透析室护理带教中标准化WORLD教学法的作用

目的:探讨血液透析室护理带教中干预标准化WORLD教学法的效果。方法:抽取2022年3月至2023年3月在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红河医院血液透析室中实习的40名护士,抽签分2组,各20名。对照组实行常规教学,观察组实行标准化WORLD教学。对比考核成绩、教学趣味性等情况。结果:较之对照组,观察组考核成绩、教学趣味性、教学质量、临床综合能力评分均高(P<0.05)。结论:标准化WORLD教学法的运用,效果理想,不仅能培养护生学习兴趣,还能改变教学质量,提高综合能力,值得推广。

离婚经济补偿数额认定标准实证研究

离婚经济补偿标准决定补偿数额,影响裁判结果和当事人的实益,是补充数额认定的准则。由于民法典未明确补偿标准,补偿数额的确定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增加了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对2021至2022年175宗离婚经济补偿案件补偿标准适用的梳理发现,其中存在利益识别不准确、认定规则不一致、标准适用不当、不同离婚救济制度补偿标准混同等不足。明晰补偿标准适用的意思自治、利益平衡和适当性原则,厘定补偿数额认定的“利益识别﹢要素考量﹢数额认定”规则,构建以相当生活水平维系标准、人力资本标准和替代成本标准组成的补偿数额认定标准体系并明晰其适用情形,有助于提高补偿标准适用的适当性和认定规则的一致性,提升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平衡当事人实益的效能。

证券操纵犯罪的法益侵害界定与定量标准审视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新型证券操纵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对刑法规范的体系化阐释带来挑战。证券市场管理秩序并非证券操纵侵害法益的本体,秩序法益也难以发挥犯罪构成界限定位的作用,且证券发行注册制等资本市场改革对秩序法益产生消解效应,需要重新定位证券操纵犯罪的法益侵害。证券操纵行为的危害主要在于破坏了证券市场正常的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影响了市场的流动性,损害了证券市场效率。将证券市场效率作为刑法规范保护的法益,符合证券操纵行为的危害特征,对新型操纵行为也具有涵摄性。在证券市场效率之法益侵害视野下,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关证券操纵犯罪定量标准存在形式化判断的问题,可考虑借助大数据等金融科技将“引起市场波动程度”作为操纵证券市场犯罪的实质判断标准,这样更能契合证券操纵犯罪法益侵害的界定。

论互联网平台恶意不兼容的司法认定

互联网平台属于互联网企业的私有财产。互联网企业是否开放、向谁开放、以何种条件开放、在多大范围开放应用编程接口(API),从而允许其他网络经营者的网络产品、服务接入自身开发、运营的平台并分享平台流量,原则上属于私法自治、企业经营自主权与竞争自由的范畴。司法者应秉持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谦抑秉性,树立自由价值是基础、公平价值是补充的理念,明确创新效率与配置效率的关系,对恶意不兼容条款采取权利本位的裁判路径,谨慎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互联网企业拒绝开放平台API的行为进行打击。具言之,不能忽视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共性要件的审查,以利益综合衡量标准客观化地认定恶意要件,工信部相关文件不能作为裁判或参考依据,无正当理由差别待遇并不等同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不正当性。

论成片开发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规范内涵与认定优化

采用理论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对成片开发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规范内涵与认定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符合特定条件的成片开发纳入公益需要的情形。成片开发是否符合公益要件取决于其是否具备“空间、规划、审批、标准”4个规范要素。具备规范要素的成片开发构成公益需要的一种情形,转化为可实施征收的规范意义上的成片开发。成片开发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规范内涵体现在成片开发的规划相符性、政府组织性与用途综合性。但现行规则似乎仅承载着“缩小征地范围”的功能,而未能形成一种公益的认定机制。研究认为:为防止成片开发征收偏离公益轨道,在程序上,有必要将省级以上政府的批准程序改造为公益认定程序,强化省级以上政府的公益论证职责;在标准上,应当对成片开发征收进行类型化,合理确定最低公益性用地比例;在公益实现方式上,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方式的优先性。

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劳动法责任——兼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5条、第80条

继《民法典》明文规定禁止性骚扰条款之后,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5条、第80条针对职场性骚扰防治做出了详细规定,但是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劳动法责任制度构建仍然存在明显不足,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法律责任的可诉性不强亦是其印证。我国《劳动法》应当将用人单位的性骚扰防治义务定位为劳动基准,进一步界定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保护对象、保护类型、处置措施等;根据防治义务的公法属性,应当规定用人单位未尽防治义务的劳动行政法律责任;根据防治义务的私法效果,应当将劳动合同相关制度与性骚扰防治相衔接,使得性骚扰事由能够适用于当事人行使劳动合同法定解除权、同时履行抗辩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情形,便利当事人在劳动争议中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