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

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治理秩序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内容和途径。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公益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必要手段,保障和服务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作为一项基础权力,虽具有非强制性和有限性,但具有一定的刚性和权威性。为更好地贯彻二十大精神,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应对公益诉讼不断发展的现实需求,应积极配合公益诉讼立法,在立法中对“调查核实”这一检察公益诉讼的核心环节加强规范,对调查核实权的属性、权力边界和运用程序予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权”观念与帝制中国“大义灭亲”案件的处置

帝制中国始终有大义灭亲事件,但都被视为一时一事不得已之“权”。儒家强调“权”之用,必须在更高层次上合于经,反对以诈行权,但行权主体要求过高、范围不明确,操作性较欠缺。法家则大力提倡权术,变阴谋为阳谋而广泛应用之。随着君权强化,大义几等同于臣民对君之“忠”,经法家权诈观推波助澜,儒家经权论有时充当文饰之具,君臣所实施的“大义灭亲”行为,有滑向“大利灭亲”的趋势。尽管如此,儒家经权论植根于人之心性,尚在持续发生约束作用,“大义灭亲”在整个帝制中国都未完全正当化。

权力概念的法学定位——兼论全球化时代的法益分析范式

“right”形同实异的一词多义现象,囿于宽泛的“能力”说,只看到权力和权利的共同性而无视其根本差异,权力和权利在一定条件下的可相互转换性,导致人们长期以来误把“权力”混同或归属于“权利”。法律思维的日益精细和法律观念的不断分化;“把权力关在制度笼子里”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共识;作为现代法治灵魂的“权利本位论”,唯有在“权力”独立于“权利”以及“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四位一体的思维坐标中才能凸显其真正的意义和精髓;这些因素决定了权力概念成为法学独立范畴的必要性。萨尔蒙德和霍菲尔德的分析法学图式,虽然有些琐碎和似是而非,但第一次系统梳理了法律分析及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较为充分地区分了“权力”和“权利”,初步意识到“法益”的本体地位,从而为我们构建全球化时代的法益分析范式奠定了基础。如果说现象层面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的分析方法主要服务于法律实务,那么深究法律本体、相对繁复的法益分析范式,则主要着眼于法学的体系性学理建设及其逻辑自洽检验。

我国“大海洋”战略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由于“重陆轻海”意识与政府“禁海政策”的施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与近代百年,海洋事业陷入全面没落与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共产党建构了自1949—1978年以“图存”为目的的防御型海洋战略,到1978—2013年以“图富”为主线的开放型海洋战略,再到2013至今以“图强”为核心的外向型海洋战略体系,由此中国现代大海洋事业进入了一个全面恢复、发展和崛起的新历史时期。实践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记中华海殇,以一脉相承且不断发展创新的“大海洋”战略理论为根本遵循,坚持发展为第一要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海洋强国崛起的支撑与根本。

科技外交理论的概念演化、范畴界定及欧美实践的启示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科技外交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及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愈加重要。科技外交运用科技和创新国际合作作为软实力工具,建立和改善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当国家间的其他直接关系遭遇困境和挫折时,科技外交仍可充当国家间保持彼此联系的桥梁作用。科技外交包括在国际关系决策中需要明确考虑科学知识和科学建议,为便利国际科技合作和人员交流、促进国内创新而采取的外交政策活动,以及促进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合作性科技活动等三重功能,国家利益是科技外交的主要驱动力。欧盟及其成员国和美国都重视科技在决策系统和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从早期增设使馆科技专员到任命美国国务卿和欧盟对外行动署的科技顾问再到向海外派驻科技大使,资助科技外交研究和培训等,不少做法值得借鉴。我国应在完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机制、建立既精通科技又具有外交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储备和人才培养及培训机制、鼓励参加国际性科技外交研究和实践交流合作网络等方面加强科技外交工作,制定科技外交战略。

规制战略理论的现状及其课题

规制战略理论是行政法学中制度设计方向发展的最前沿成果。其在行政法学方法论近半个世纪的讨论过程中,从传统公法的“权力”“主体”和“利益”定义要素中发展出了新的内容。如突破对“权力”性行政活动的限制,分别在行为形式、行政活动复合构成的行政过程以及诉讼之外的立法和制度设计三个方面获得新的开拓。再如在主体要素方面,突破了国行政组织的范围,将民间主体本身、民间主体与行政之间的协作以及法政策的动态形成过程归入了研究对象范围之内。与此同时,规制战略理论本身也在主体与权力方面开拓出新的理论空间,如在组织方面,关注公益实现的意思形成过程中未必明确且分散的行动者和国家立法者的作用;如在权力方面,除了行政固有的权力性外,从作为股东的国家和作为所有权人的国家的角度关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国家作用。未来,规制战略理论还需要刑事法学、信息技术之间的联系方面的课题。

新时代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价值与利益既是构筑意识形态发展的两个本质向度,也是解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内涵的“双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是科学表达、真实践行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推动特殊利益走向普遍利益的一种实践力量,这股力量是由价值建构力、价值实践力和利益推动力形成的一股“合力”。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内蕴的科学性、真实性和人民性等本质属性有效回答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何具有引领力的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新时代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应以科学性为底色,建构崇高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以真实性为动力,推动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实践转化;以人民性为根本,推进人类共同利益的渐进实现。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律规制边界和限度问题研究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给不孕不育夫妻带去希望的同时,也对社会公序良俗和生命伦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讨论离不开对人工胚胎的法律规制以及对生育权益的法律保障。因此,基于当前对生育权益的保护现状,在对公主体授权以及生命科技立法时需要遵循比例、不伤害、允许、尊重以及公众参与原则。本文最后从立法例的选择、人类胚胎的法律地位和保护以及对男性生育权益的保护三个方面讨论法律介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边界和限度,以期促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健康有序发展。

电碳市场背景下典型环境权益产品衔接互认机制及关键技术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我国电力市场、碳市场、绿证市场等在产品属性、价格形成、治理监管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推动电碳市场背景下典型环境权益产品的联通互认,是推动实现不同市场体系之间充分融合、协同发展的关键桥梁和有力抓手。目前,国内电碳环境权益产品尚未形成规范统一的概念定义,暂未出现电碳环境权益产品衔接互认的成熟案例,亦较为缺少密切相关的政策与市场机制设计。该文通过归纳分析国内外主流电碳环境权益产品特点及衔接互认经验,结合我国电力市场、碳市场等市场建设发展现状,剖析当前绿色电力证书、绿色电力消费、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碳排放权、自愿减排量(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CCER)等不同类型环境权益产品衔接互认过程中存在的碳排放量核算不准确、减排量重复认证、CCER申领范围不清晰等问题。该文在分析论述已有方案的同时,研究提出一种电碳市场背景下的不同类型环境权益产品的衔接互认体系,包括绿色电力消费与碳排放量的衔接、绿证或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与碳排放量的衔接、绿证与CCER的衔接等,并阐述支撑电碳环境权益产品衔接的4大类关键技术,为推动电、碳、绿证等多市场体系之间的协同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电力企业海外利益保护制度体系研究

文章从当前电力企业海外利益保护立法及典型企业实践的实证研究出发,结合相关案例,分析了当前电力企业海外利益保护制度体系的不足,并从立法、行政、体系建设等多角度提出合理化完善路径,以期完善中国电力企业海外利益保护制度体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研究:发展演变与未来趋势

域外各国对当代南海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大致经历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达成前的早期阶段、DOC达成至“南海仲裁案”之间的阶段和中美竞争加剧后的新发展时期这3个阶段。在早期阶段,域外大国学界和智库虽然也对南海问题有不同的观点,但其立场和态度总体上是对中国有利的。第二阶段后期特别是中美竞争加剧后,其研究成果体现的对待南海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逐渐多元化,研究方法也日益多元化,研究领域逐渐由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扩展。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中对中国不利的结论和声音逐渐增多,这使得中国在国际舆论斗争和南海维权斗争中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上述变化受到各国研究人员代际更替、国际海洋法新发展和国际格局变迁的多重影响,但根本原因则是国际格局变迁及相关国家对本国利益的自我选择。中国应充分认识到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工具性作用,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域外各国在南海问题各领域研究取向的变化,坚决反对歪曲或有选择地援引国际法来“抹黑”中国的行为;同时又要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耐心,努力加强和深化对国际法、国际政治和历史等不同学科交叉互融的研究,提高阐释运用国际法的能力,援引恰当的条款来维护中国的正当海洋权益。

利益属性视角下国家紧急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对立统一关系研究

在常规制度设计无法应对威胁国家生存的紧急危机时,为了最大程度地保障公共利益,以政府为代表的公权力主体权力范围扩大、个人权利相对克减,这本质上是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而行使国家紧急权力的逻辑结果。权力和权利是法理学研究的一对核心范畴,同时也是保障紧急危机治理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进行的本体支柱。国家紧急状态下与紧急危机治理有关的所有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实际上都是围绕权力和权利的关系展开的。从权力和权利的利益属性出发对国家紧急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不仅能够回应国家紧急状态下社会公众对公权力和私权利界限问题的关切,在法治原则和法治思维的基础上解决诸多社会问题,而且能够充实对该研究主题的整体性认识和精细化考量,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明确而有效的创新思路。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逻辑、政治内涵与实践路径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出的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的新型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民主“资本至上”的理念,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式民主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优越性。从历史逻辑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四个伟大历史时期民主建设的必然结果;从政治内涵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突显新时代“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从实践路径上看,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在党的领导中以党内民主带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在改革开放中利用资本带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培育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文化。

重构城市更新利益博弈机制——一个土地发展权“产权差”的新视角

因土地发展权配置而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是城市更新中政府、社会、市场多主体复杂利益博弈的核心。土地发展权配置存在着法律上的“名义赋予”和现实中的“实际行使”两大过程,且“名义与实际”之间普遍存在差异。本文将土地发展权的“名与实之差”定义为“产权差”,以控制权为理论视角,提出了影响土地发展权配置的三大控制权——政策制定权、博弈表决权和监督审批权,并以深圳湖贝片区更新改造为例,详细论述了多元主体利用三大控制权对土地发展权产权差进行争夺博弈的过程。从中发现,土地发展权的产权差争夺是城市更新利益博弈的关键,产权差大小伴随着控制权的强弱行使呈现出“抑制—释放—扩增—弥合”的演变特征,可以用来表征利益博弈的复杂激烈程度。产权差博弈为城市更新中的政策优化和空间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边界研究——以“比例原则”为分析视角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新增“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的规定,餍足了社会公众对行政执法信息的知情权,然,行政处罚决定涵盖的否定性评价关涉违法相对人的个人信息与隐私,在大数据时代,一旦不当公开,势必会给其造成难以修复的损害。面对这一张力,传统的权利位阶理论与公共利益优先原则,举张公众知情权地位至高、行政处罚决定应以公开为原则,与《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所持的审慎立场背离;而采更为全面的比例原则,根据个案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目的判定应公开的方式,在诸多公开方式中选取对违法相对人侵害最小的一种,确保公开方式与公开目的均衡,有助于平衡上述张力。

地缘政治风险及其对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影响

当前,世界正处于地缘政治风险频发的动荡时期。地缘政治风险通常与相关国家、地区甚至全球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密切相关,地缘政治变局因此备受各界广泛关注。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面临的国际形势和风险日趋复杂多变,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国际体系中,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分析方法,能够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中的政治经济互动进行深入探究,而结构性权力格局的不平衡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力。从结构性权力及其形成地缘政治风险机制的角度看,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深受大国权力博弈的影响,同时与中国的海外战略布局紧密相关,并且越来越受到多方行为规则的限制。对此,中国应当继续强化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维度的海外利益保护的战略布局。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在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构建和完善过程中,虽然已经关注到行政权的作用并对其作了初步规范,但从现行规定来看,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错位现象依旧明显:一方面,在以维护环境公益为目的的制度预设和司法能动理论的共同影响下,司法权存在僭越行政权之嫌疑;另一方面,行政权的优先性和专业性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环境行政执法前置程序缺失,法院立案后告知制度不合理,行政权在审判阶段和执行阶段的作用也未得到有效彰显。因此,要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的优势互补,既要严格遵守司法权的谦抑性和被动性,又要尊重行政权的优先性和专业性,注重发挥“行政权协助司法权”之功能。

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趋势——基于利益-综合国力分析框架

中美战略竞争发展趋势是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世界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根据中美之间的利益基础和综合国力两个关键变量,建立中美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策略的分析框架,以中美高层对话为切入点,分析过去20年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复杂态势,并研判中美战略竞争发展趋势。基本研究结论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中美两国间的利益增加,两国竞争与合作空间都在提升;美国国内资本主义及世界霸权主义本质仍会以对抗为主的战略策略挑战中国;中国是推动两国合作共赢、管控分歧的主导方,积极应对、大有作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表决权差异化结构下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进路——以限制特别表决权为切入点

股东异质化已成为大势所趋,陈陈相因的传统法理:股东“同股同权”制度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上交所科创板出台关于表决权差异化的规则表明“AB股”架构在内地正式登陆。但此制度设计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小股东会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现有交易所规则对超级表决权的行使虽然做了限制性规定,但《公司法(修订草案)》对此付之阙如,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司法裁判陷入困境。本文以合理限制特别表决权为切入点,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维度展开讨论,从而弥补法律由于不周延性和滞后性而造成的行权限制的“真空”地带,以期兴利除弊,保护好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

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理论证成

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符合国家公权力介入社会自治的一般理论,具有保护农民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及其目的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客体的特点决定的自治管理的异化可能性以及集体资产自治管理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决定了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必要性。国家公权力介入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监督以尊重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为前提,必须符合正当性介入条件,并且以保护集体资产所有权利益和成员利益实现或者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