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胚胎主体性证成及认定规则的建构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不断完善,给不孕不育家庭带来了福音,然而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尚未明确规定,实践中极易产生纠纷。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获取的冷冻胚胎,承载着不孕夫妻的情感寄托,基于法律天理人情,应当具有“准主体”和“准客体”的双重法律属性。在对冷冻胚胎的主体性权益受到损害进行认定时,应当以胚胎移植时间作为其权利能力的赋予依据,可以有效地解决“冷冻胚胎究竟是偏物多一点,还是偏人多一点”的问题,不仅有利于统一司法决策,也有助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多元利益主体认知比较——基于实证调查分析

探明不同利益主体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的价值认知,对于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基于建立的CES评价指标体系,通过1073份有效调查问卷分析,探明居民、管理人员、游客等多元核心利益主体对CES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熵值法与综合模糊评价法对国家公园CES重要性与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居民和管理人员都对生态改善服务的价值认知最高,具有一定趋同性;而游客则对保健服务认知程度最高(2.44),这与其旅行目的相关。居民、管理人员与游客认知程度最低的CES分别是系统治理(1.89)、民俗文化普及(2.12)、精神崇拜(1.86)服务。(2)在重要性方面,3类主体均认为人文关怀服务>自然体验服务>社会服务,在具体指标层面,居民最看重民俗文化普及服务(0.1355)、管理人员和游客最看重精神崇拜服务。(3)3类主体对CES认知评价排序为管理人员(4.24)>游客(4.11)>居民(3.99),管理人员与居民分别作为重要的政策制定执行者与利益获得者,体现了不同政策参与主体利益需求对CES认知评价的驱动作用。(4)CES认知的权衡关系主要体现在管理人员,居民与游客的CES认知为协同关系。协同性最强的CES是管理人员对于生态改善和艺术灵感服务的认知、权衡性最强的是荒野保护与科普教育服务之间的认知。CES认知与不同主体的内在利益需求和自身认知难易程度有关,研究结果将为国家公园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规则的解释论

面对注册资本完全认缴制所产生的问题,2023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改采了限期认缴制,并引入了催缴失权、加速到期等规则予以完善。《公司法》第54条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该条款简明扼要,涵盖了加速到期条件、请求权主体、出资财产入库公司等三重面向。本条规定体现了立法机关的价值判断,实质上系对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的衡量安排,以公司利益为该制度构建的基点和本旨。该利益衡量方案契合公司法的价值体系,在构成上包括三项旨意:以停止支付而非支付不能为加速到期标准;以公司资本需求为本位允许公司要求加速到期;以入库规则为通道保障公平清偿债权。在规范适用上,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规则衔接董事催缴义务和催缴失权制度,可以协同保障公司的资本需求和公司利益。

公共价值理论视域下乡村价值的识别、取向与实现路径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本质是全面彰显乡村社会的公共价值,但多元乡村价值的识别、取向与实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仍有较大的研究探索空间。本研究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拓展了战略三角模型,从乡村价值的受益人特征与利益相关者属性出发,构建了乡村公共价值管理分析框架。研究识别了生计价值、粮食安全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等五大乡村价值;明晰了乡村价值是复杂多样化的体系,要以全面和重点的统一、利益主体差异性以及惠益的相对平衡性逻辑进行价值取向;最终提出多元性乡村价值实现路径:要在发现乡村价值到创造乡村价值,再到分享乡村价值的过程中实现乡村价值的全面彰显。

全过程人民民主:“谁的民主”的主体应和

民主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本质上是对人民主体价值和利益的应和与表征,“谁的民主”成为民主的核心命题具有应然之义。为了印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一步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属性,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研究视阈,深刻阐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主体地位。研究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新成果和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遵循,以“为了人民”为逻辑起点、“依靠人民”为内生动力、“惠泽人民”为价值旨归,建构起的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研究表明,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表征人民的主体地位,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也凸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更生动应和了“谁的民主”这一根本命题,系统超越了西方民主的人民缺位,有利于构建中国民主话语体系、塑造中国民主形象。

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公平感的中介作用

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非家庭成员的农业雇工成为该新型经营组织的重要劳动力。基于雅安市3区(县)12村109名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实地调研数据,探究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平均水平整体偏高,但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在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立法、普法、劳动行政监督、加强内部管理四方面建议,以保障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的反思与优化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63条首次在国家立法层面专门规定了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该规定对于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维护不特定主体无障碍权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进行反思与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通过研究发现,要正确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实现维护不特定主体无障碍权益的目的,应以《立法法》第99条的规定为依据,在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领域优先适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63条的规定,并通过科学界定违法行为的范围,赋予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民事公益诉权,确立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优先、以民事公益诉讼为补充的诉讼顺位以及明确检察建议的类型与制发对象等方式,全面优化我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

论学术研究的研究性从课题选择、学术旨趣到研究态度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研究性是保证学术创新的第一品格和第一要素,学术成果没有研究性,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创新。因此,必须在课题选择、学术旨趣、研究态度等方面加强对研究性的严格讲求。就课题选择而言,研究性体现在应研究、可研究、能研究三个方面,三者缺一不可。就学术旨趣而言,研究性最终体现在对学术史价值而不仅仅是对学术价值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只有研究成果具备学术史价值和意义,才能形成被学术界认可和铭记的研究性。就研究态度而言,研究性体现在必须秉持客观、纯正的科学态度,具有执着的精神,以精品意识和成品意识要求自己,以自己目前的最高水平来写作,写出来的成果必须体现自己目前最好的研究水平,必须是精心打磨、思虑成熟之作。要努力将严格讲求的研究性贯穿于研究工作的全过程,以具有独到研究性的学术成果推动学术向前发展。

关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实践中主体责任的思考

在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实践中,3R原则是其核心内容。作为这一实践活动主体的实验动物工作者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应承担起相应的主体责任。本文从主体责任的提出、贯彻福利原则的需要、福利伦理技术方法的需要、开发福利新产品的需要、福利伦理相关政策执行的需要以及设立实验动物纪念日和纪念碑以体现主体责任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主体责任在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实践中的作用、实现途径和意义。

论我国科研数据权益保护的困境与纾解

科研数据对于科学研究、市场竞争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科研数据既是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主体进行科技创新的技术基础,亦是关乎国家安全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目前,在科研数据跨界、跨境流通成为常态化的同时,依然存在科研数据权属主体模糊、数据安全管理缺位、数据权益保障不足的困境,有碍于科研数据资源的有序共享与深度挖掘。基于此,应以投入原则、分层原则与责任原则作为科研数据确权的基本原则,通过制度设计澄清其权属争议。建议通过强化科研数据的安全管理、建立全主体+全流程的保护机制、形成行政与司法双轨道协作保护模式,完善科研数据的权益保护。

个人数据主体收益权的理论迷思与制度选择

是否应以法定形式明确个人数据主体收益权,当前在理论界存在较大分歧。个人数据在数据价值链中的价值倍增,主要得益于数据处理者而非个人的投入,其体量上的规模性和分布上的碎片化决定了向个人分配收益存在经济性缺失,即设置个人数据主体收益权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基础。立法应对个人数据主体收益权采取“原则否定,约定例外”的态度,在个人数据价值的初次分配中放弃个人的法定收益权,但允许其以约定方式取得经济利益。同时,在保障个人数据主体在先权益的前提下,探索数据服务税、数据基金等集体利益实现机制,以体现个人在数据价值分配中的应有地位。

正当防卫法理基础的个人主义重述

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无需诉诸超个人主义元素,但个人主义既有学说存在难以契合实定法的局限,以个人主义进路阐释正当防卫的困局有赖于方法论的转变。纵向上,援引民法学领域结构分化的利益衡量论,以公民基本权利为核心的法治国基础利益经由正当防卫制度利益约束当事人利益;横向上,在主体间性视阈下,秉持理性存在者相互承认的权利观,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在于对公民间法权关系的肯认。据此,触发防卫权的不法侵害以公民间法权关系受损为核心,作为防卫对象的不法侵害人仅以自由意志支配为必要而不以罪责为条件,防卫权存续时段以法权关系受损且具有即时修复可能性为限。上述观点基本可以解释当前的刑法理论并与实定法契合,在我国正当防卫司法实践中是较为妥当的方案。

利益平衡视角下的股东查阅权落实路径

股东查阅权源于股东财产权保护,以及股东与公司管理层的受托关系。查阅权有利于股东更好行使股东权利和监督公司经营管理。查阅权既有自益权属性,更有共益权属性。查阅权行使需要平衡股东知情权与公司经营权的关系。《公司法》强化股东权利保护,允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会计凭证,并相应增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规定。《公司法》增加股东查阅全资子公司相关材料的规定,增加股东查阅、复制相关材料应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为更好落实股东查阅权,同时平衡股东权利保护和公司利益保护的关系,应当根据查阅客体的敏感程度设置不同的举证责任和查阅方式。将正当目的作为平衡股东与公司利益的程序性限制,查阅的范围限于实现查阅目的的必要范围。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作为股东行使监督权尤其是制约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重要手段。

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原则及审查要点的分析与思考

医学科技的发展离不开药品研发,从研发到应用,临床试验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其中,伦理审查是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必经程序,也是保障受试者权益的实际手段,更是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和人类生命尊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健全临床试验审批机制,目的是保障公众权益和安全,促进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和寻找科技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平衡点,从而达成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尽快实现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因此,明确伦理审查原则及要点。

职业教育改革中多元主体利益博弈与调适策略

职业教育改革中各主体的行为受利益的驱动,主体间因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博弈使职业教育改革出现了阻滞现象,职业教育改革的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运用米切尔分类法,对职业教育改革中的多元利益主体进行分类,分析主体行为背后的利益动机,总结主体间利益博弈表现,探讨出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的原因在于:优质职教资源的相对短缺、利益分配不合理、利益激励不相容、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因此,从资源配置模式、利益分配制度、利益激励机制、信息公开制度四个方面寻求多元主体利益调适对策,有利于职业教育深化改革。

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寻衅滋事罪适用实证分析

由于立法上部分构成要件重合、相似,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寻衅滋事罪的适用极易混同。通过实证分析586份裁判文书发现:首先,法院对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所侵害法益的定性模糊,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中的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和寻衅滋事罪公共场所秩序的法益区分不明显;其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强拿硬要、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行为方式、外观高度重合。因此,区分两罪也要从法益和行为方式入手,并参考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违法要素进行区分。

师范生教育政策执行模式探究——基于“低模糊-高冲突”动态转化的视角

师范生教育政策有效执行是促进职前教师优质培养和推动教师队伍专业化的重要保障,而当前政策制度与现实情况存在一定冲突。将“模糊—冲突”理论模型与师范生教育政策的动态执行情境相结合,发现2007年以来我国师范生教育政策经历了目标导向多元共存与主体利益短暂兼容的试验性执行、程序操作亟待细化与主体利益冲突显现的象征性执行、制度体系转型优化与违约人数居高不下的政治性执行三个阶段。其中,共识、屏障与自由裁量是自下而上推动试验性执行转向象征性执行的重要因素,政策文本清晰规范与政策制定主体权力持续强化则是自上而下推动象征性执行转向政治性执行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提出优化我国师范生教育政策执行模式的构想,即:中央政府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协力推进师范教育政策的地方辐射过程,地方政府与地方师范院校转变冲突性质以促进我国师范生教育政策主动变通执行,持续完善师范生教育元政策与配套政策体系。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原告主体的确立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原告主体地位在法律适用上遭遇理论与实践双重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为未来社会组织的发展预留了可适用的法条空间,可从法教义学分析视角出发,在多种法律解释路径下挖掘社会组织可适用的实体法依据。社会组织启动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建构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社会组织主体范围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主体外延保持一致,在起诉门槛上不应设置过高准入条件而需关注其资质性事项;社会组织启动涉海公益诉讼的地域范围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划定的法效范围相当;可采用“概括+列举”立法技术规定社会组织提起涉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政社检三元主体在起诉顺位设置上具有二层位阶。

国家保护义务视域下生态权的宪法言说

生态权是以生态利益为法益的一种新型人权,它的提出有助于纾解环境权的逻辑和属性争议。生态权的主观权利功能要件缺失,致使其宪法保障不足,需要借助双重性质理论对生态权的功能进行重新审视。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同时承担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这意味着国家不仅不能侵害公民生态利益,而且应支持公众参与和监督;此外,国家还应通过积极行动,预防、排除生态环境侵害行为,并为权利主体提供有效救济措施,实现对公民生态权的全面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