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视角下环境保护税征管探究

环境保护税征管过程中,税率核定应客观,防止行政税收裁定、优惠的权力滥用;污染物计税当量检测标准应统一,防止第三方数据造假;环境保护税涉税协作共享,资料数据复核机制建构;以及征管机制完善及专业人员征缴保障等方面,需要强化、补充。构建税收缴纳争议协商解决机制、司法诉讼程序特殊机制以及公益诉讼介入机制。纳税主体逃缴环境保护税,税务机关在稽查之事实认定、证据审查方面,应由环境保护部门先行确认,应事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行政相对人无异议,可追究其逃税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确保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

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事后免责的可能与路径

近年来,民营企业家涉税犯罪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其中,增值税专用发票类犯罪属于主要类型。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刑事立法及司法有必要在不削弱法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强度的前提下,为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及其经营者提供避免刑事处罚后果的方案。鉴于逃税罪已存在事后免责事由,对法益关联性更弱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类犯罪适用事后免责事由、限制该类犯罪的追责范围,从保护国家税源税基的角度,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为实现这一目的,有两种可能的方案,即“法益恢复”与“积极悔罪”模式,以及以《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为基础的当然推论。相比较而言,以《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为基础的当然推论能在兼顾法益保护及刑罚预防目的的前提下,实现国家与企业的共赢。

税收滞纳金的法律规制研究

我国税收征管法与行政强制法对滞纳金做出了不同的规定,而且对于行政机关履行程序、滞纳金数额上限以及当事人救济途径的规定均存在差异,从而在根源上造成了税收滞纳金的争议。基于损失填平原则的理论框架,从税法的四项基本原则与损失填平原则的关联作为切入点,深入探究税收滞纳金性质的本源。并进一步提出了引入税收利息制度的设想,并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维度为我国税收滞纳金的完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旨在实现国家税收利益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平衡。

合资铁路公司重组税务筹划研究

合资铁路公司整合重组是降低合资铁路公司管理和运营成本、落实交通运输领域分层分类投资建设要求和有效开发铁路资产资源的需要,合资铁路公司重组采取税务筹划方法,可以有效实施合资铁路公司重组和股权调整。通过分析合资铁路公司重组优势、重组思路和重组模式,探讨合资铁路公司重组税务筹划的原因及基本原则,提出合资铁路公司重组税务筹划要点。以浙江省区域合资铁路公司重组为案例,探析重组模式及税务筹划运用,较好地规避潜在税务风险和法律风险。

碳税政策下绿色物流发展的三方演化博弈

各行为主体的博弈均衡是绿色物流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碳税政策导向,以政府、企业、第三方监查方为利益主体,从基础成本、声誉损益、奖励补贴、惩罚损失、税收收入、基准收益、其他支撑等7个方面定义各变量与参数,构造了绿色物流发展三方博弈系统。设计不同策略组合下的收益矩阵,并通过其与策略选择概率的相互关系确定各方的期望收益。运用Malthusian原理,建立碳税政策下绿色物流发展的复制动态方程,分析策略行为的博弈演化规律。数值分析与系统仿真结果表明:1)三方博弈对绿色物流发展的行为特征、主体责任、利益导向明确,分别表现为政府引导、企业落实与第三方监查;监管、减排与督察;碳税税额、减排补贴与上报奖励。2)政府、企业、第三方监查方等均支撑绿色物流的稳定发展,其利益参数正向积极作用于各主体的策略组合与选择,效果上,对第三方监查方的作用要弱于政府与企业方。3)碳税税额、超额碳排量、减排补贴、上报奖励等对绿色物流发展积极有效,各参数均能支撑政府引导方的加强监管策略,且完成演化到稳态;对物流企业落实方的严格减排策略有积极正向作用,其中碳税税额与超额碳排量相较上报奖励效果更好、稳定性更强;对第三方监查方的策略选择表现为正向且相对弱水平,概率变化区间较小。研究结果可为碳税政策下绿色物流利益主体的策略行为选择服务,支撑其高质量发展。

政府审计与企业避税

以2005—2019年地方国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地级市政府层面实证检验了政府审计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审计力度越大,越能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进一步地,这一关系主要存在于税收征管力度较弱、代理成本较高和信息质量较低的样本中。上述结果表明政府审计能够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并且这一效应在治理避税的其他机制较弱时更加显著,即政府审计能够弥补其他治理机制的不足,是一种有效的再监督机制。研究对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维护国家财政经济安全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纳税人的信赖利益保护——基于德天御公司案的分析

纳税人基于信赖税务行政机关的公权力行为而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害应充分予以保护与救济。但是在适用该制度时,不能仅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予以阻却,而应依据存在可供纳税人产生信赖的公权力行为、纳税人做出信赖表现、信赖具备正当性和因该信赖而产生损失等四项要件予以综合判断。为有效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以及避免受害人因信赖利益损害补偿获取额外的利益,应采取“损失补偿”救济方式且根据其受损害类型和加害人对于信赖利益损害发生的主观过错程度来判断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范围。

房产税、信贷政策与房价波动

本文将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三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定量分析了房产税、抵押贷款利率与限贷政策的调控力度及其异同和形成机理,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简洁研究范式。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都表明:第一,价格型调控政策,即房产税和抵押贷款利率政策,不论从调控力度还是从长短期调控效果来看都非常类似,均能有效抑制房价非理性上涨;房产税调控效果最强,贷款利率政策次之;第二,数量型政策,即抵押贷款政策的调控力度最弱,且其在短期和长期内的调控效果完全相反。“限贷”在短期能抑制房价上涨,但长期反而助推房价上涨,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会发生“越调越涨”的窘境。因此在构建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时,要兼顾政策工具的调控力度、短期和长期调控效果,灵活采取不同的或组合政策工具,才能有效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实现“房住不炒”的双重目标。

税收优先权的适用困境与完善路径

《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对税收优先权作了三个层次的效力规定,其中第二层次纳税人在欠缴税款发生后设立的担保物权,税收优先于后设立的担保物权的规定与《企业破产法》的立法本意直接相悖。同时,在执行程序中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的规定也存在冲突。税收优先权适用困境的背后是不同利益间的冲突,因此,协调好各方的利益是化解税收优先权的关键。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应当明确税收优先权的适用前提、厘清税收优先权与相关法律规定间的适用关系、兼顾好各方的利益,从而化解税收优先权的适用困境。

“低利率”环境下财税政策调控效能检验与结构性政策工具选择

构建嵌入低利率环境并包含结构性财税政策的DSGE模型,结合中国宏观数据进行参数校准,检验并比较结构性财税政策在低利率环境下调控有效性。结果表明:低利率环境下不同类型财税政策工具调控表现出不同效果。政府投资性支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消费减税在低利率情形能有效提振经济,避免零利率下限约束。劳动减税与资本减税在低利率情形下会产生负面作用,分别表现出“劳苦悖论”和“节俭悖论”现象。因此,在低利率环境下需要分类对待财税政策工具调控效能,精准施策,进而提质增效。

法秩序统一视角下虚开案件行刑认定冲突与协调

虚开案件的违法行为以虚开行为和非法抵扣行为为核心,受税法和刑法的共同规制。实践中一些虚开案件在刑事司法中因抵扣行为未使国家税款受损不构成犯罪,而在行政执法中被认定为偷税,引发行刑认定冲突。税收违法行为的共通本质在于对法益的侵害,法益是虚开案件行刑认定的联结纽带。偷税罚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均以保护国家税款利益为共同法益,只是刑法在逃税罪之外,对利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违法手段作特殊评价,而税法包含在偷税罚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偷税罚具有相同的构成要件要素,均可涵摄非法抵扣行为和国家税款损失结果。因此,两法域对非法抵扣行为造成的国家增值税款损失的认定应保持一致,综合增值税全链条作实质判断,禁止形式推定,从而区分“脱税罚”和“秩序罚”,以实现过罚相当。

“营改增”后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所涉增值税辨析

2016年“营改增”实施以来,纳税人对结构性存款利息取得的收入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的问题存在一定认识上的模糊和争议,文章从结构性存款的特点及相关税收条文出发进行了研究探讨,对在何种条件下进行纳税进行了辨析,并提出针对2018年以后银行监管机构对银行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进行新的划定情况,建议应做税收条文上的进一步明确。

企业避税行为与多元化经营

避税和多元化经营都是企业的策略选择。基于2003—2018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避税行为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策略的影响,并且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拓展性分析。研究发现:(1)避税行为会显著抑制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2)避税行为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抑制作用存在时间上的持续性;(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小企业、信息透明度低以及公司治理较差的企业中,这种抑制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4)进一步研究表明,避税行为通过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不利于企业多元化经营,具体地,避税增加了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和成本,相对于长期贷款利率,主要是增加了银行短期贷款利率。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避税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围,同时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策略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经济法视角下环境公共产品优化路径研究——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中心

确保环境公共产品之良性供给,不仅是现代社会法治国家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的重要体现,更是国家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抓手。但受限于历史路径的影响,经济法并未在立法规制(尤其是环境保护税)上实现其调制功能,而创设于10年前的环境公益诉讼则在立法不足、行政监督有所欠缺的时代环境下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推动了中国式环境治理体系的成型。但其中存在的路径不够清晰、责任未能厘清等问题,仍需在以实现经济社会化条件下实质公平正义为目标的经济法视角下进行优化,经济公益诉讼作为经济法上旨在平衡和实现社会整体共同经济利益的司法构想,能够在以实现责任承担的司法路径上以“私负担”“公负担”之续造更好地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的供给优化。

纳税人信息权益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与优化路径选择研究

在数字政府、数字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数据与信息的流转利用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税务机关获取信息的能力,打破了税务机关涉税信息管理权与纳税人信息权益之间的平衡。传统的纳税人保密权已经不足以为纳税人信息权益提供全面的保护。《税收征管法》应当与《民法典》及《个保法》衔接,更新纳税人权利保护理念,将保密范围拓宽至纳税人信息权益,采用纳税人信息保护的概念,构建纳税人信息保护制度:划定权力范围,明确权利性质,完善救济措施。构建从原则到规则,从权力制约到权利保护,再到权利救济的完整制度框架。

利息税冲击对稳态消费的一般均衡影响

利息税冲击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了利息 ,于是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 ,利息税冲击会减少储蓄并鼓励消费 ,从而扩大总需求和总产出。本文在一个简单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 ,通过分析利息税冲击的两种效应———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和降低资本存量 ,发现利息税冲击对稳态 (steadystate)消费的瞬时是正的 ;而长期来看 ,则可能导致消费和收入的稳态水平有所下降。在时间偏好率和折旧率不变的情况下 ,利息税本身也具有准拉弗曲线的特征 ,即稳态消费和稳态收入随着利息税税率的提高而先增加后减少 ,出现倒U型关系。

不完全市场、不确定性和中国利息税

通过建立具有利息税的不完全市场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均衡利率和均衡资本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利息税使得储蓄更低而利率更高。但是,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等不完全市场因素的存在使得资本供给曲线显著向右移动,导致储蓄增高。因此,当我们评价利息税对经济的影响的时候,必须考虑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的逆向作用。

我国利息税税负累进程度分析--以北京地区为例

税负累进程度是指税收负担随收入数额的增加而提高的程度,它是衡量税收公平的指标。对我国现行利息税税负累进性的分析表明,当前5%的税率下,利息税的税负累进性微弱,20%的税率更能增强利息税的税负累进性。要强化利息税的公平功能,可能的政策途径有:提高利息税税率;设定起征点,采用累进税率;并入个人所得税实行合并征收;加强对利息税收入的二次分配。

我国财产征收程序的评价与重构

我国现行有关财产征收的立法虽然规定了征收程序,但存在重大疏漏和严重缺陷,特别是在公共利益的审核认定、征收补偿以及救济等关键程序方面存在严重不足,这对征收实践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建构公正、合理、完善的财产征收程序,对于规范公权、保护私权,以及维持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至关重要。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税收政策研究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而税收政策是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有效手段。本文从PPP项目的准公共物品属性、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减轻财政投资压力,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三个方面,分析指出了税收政策支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理论依据。最后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税收政策现状和问题描述,以及对典型国家PPP项目税收政策国际经验借鉴,本文给出了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税收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