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小学生歧视知觉对群体信任影响的纵向研究

目的:探究随迁子女歧视知觉与群体信任之间的动态变化及其方向性。方法:选取福州市某小学随迁子女69名,进行为期2年的追踪(基线为T1,2年随访为T2)。使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问卷和信任博弈任务分别测量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和群体信任。采用相关分析、交叉滞后分析检验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结果进行统计。结果:随迁小学生T2歧视知觉得分低于T1(P<0.001);从横向数据看,同时期的歧视知觉得分与内外群体信任负向关联(P<0.05);从纵向数据看,T1歧视知觉与T2内群体信任选择率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P>0.05)。T1内群体信任得分和外群体信任得分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2外群体信任得分低于内群体信任得分(P<0.05)。结论:随时间变化,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水平下降,其对内群体的信任不断增加;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负向预测内群体信任。

群际信任的增进:社会认同与群际接触的方法

群际信任是衡量群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尺度。群际信任指人们在群际互动中对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或意向做积极预期而且愿意承受相应的风险,这种信任主要是由群体成员所属的社会身份所决定的,表现为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影响群际信任的因素包括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和群体之间的接触经验,增进群际信任的方法主要包括社会认同与群际接触两大类方法。未来的研究需结合已有进展和社会现实问题对中国的群际信任问题及增进方法进行深入和系统的探讨。

人际—群际信任的差异:测量与影响因素

在信任的博弈实验中,在博弈双方是个体还是群体时,他们表现出的信任水平是否不同呢?这是过去一、二十年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以往大多数研究表明,群际信任显著低于人际信任,但也有部分研究发现了不同的结果。目前,关于人际—群际信任的差异主要采用投资博弈、礼物交换博弈、最后通牒博弈等任务进行测量,作者仔细梳理了基于不同任务的研究结果,并从群体因素(如群体身份、群体支持、责任分散等)和情境因素(如风险、沟通方式、信息)两个角度分析了可能影响人际—群际信任差异的因素。今后应该进一步改进研究设计,澄清人际—群际信任差异的表现,探讨各种可能的调节机制与影响因素。

医患信任关系建设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构想

本文从社会心理学建构论的视角出发,建构了医患信任关系建设的社会心理机制模型,主张医患信任关系是一种医患双方——信任方与受托方角色互动的信任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医患信任的过程性理论框架：基于就医前医患之间的＂原发性信任＂,通过医患双方的互动产生＂互动性信任＂,最终形成较为稳定的医患信任关系。据此揭示医患信任作为大社会中的医患制度信任、医患群际信任与小社会中的医患人际互动相互嵌入的特性。其中,隐性的＂原发性医患信任＂反映着医患直接接触之前的社会心理活动背景,在医疗活动中为医患双方的互动过程所激活;＂互动性医患信任＂则聚焦于医患接触的始末并且分为＂初始＂状态和＂即时＂状态,反映出医患关系的动态性和建构性。

群际接触对外群体信任的影响:内群体认同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内群体认同在群际接触对外群体信任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内群体认同量表、群际接触量表和外群体信任量表,对570名大学生进行测量,运用SPSS13.0、Amos22.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内群体认同作为中介变量,群体接触通过内群体认同对外群体信任的具有稳定的间接作用。

社会比较倾向和群体认同对群际信任的影响——对品牌群危机过程的实证研究

不同于以往对于品牌危机及其溢出效应的机理解释,文章关注于品牌群危机中的社会心理过程,依据群际关系理论,分析了危机中消费群体的社会比较倾向和群体认同对群际信任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在产品伤害或服务失败事件的启动下,消费群体成员的社会比较倾向和群体认同都会提高群体相对剥夺感,由此激化消极群际情绪特别是愤怒情绪,并破坏群际信任,引发群际关系冲突。社会比较过程成为除了群体认同之外,可以解释集体行动的另一理论路径。所得结论有助于拓展品牌群危机研究的理论边界,并启示管理方发展应对策略时应注意其中的社会心理变量。

我国医患关系的人际-群际嬗变——兼论“师古方案”的可行性

医患关系危机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一些研究者提出借鉴甚至回归到传统医患关系模式的解决方案,这种"师古方案"的可行性并未得到论证。本文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了传统医学模式和现代医学模式在医患互择、人际互动等方面的差异性,认为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人际-群际嬗变,而社会转型和医疗体制改革则凸显了其中的群际属性,使我国的医患关系表现出明显的群际特征。最后,基于医患关系的人际-群际嬗变和转型期的社会背景,本文对"师古方案"的现实可行性进行了考量。

就医形式、媒体传播与对医信任:基于群际接触理论的视角

群际接触理论指出,群体间的互动和接触能够显著影响群际信任。本文假设就医形式影响医患之间的群际接触有效性,进而影响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水平。因此,基于CGSS 2011调查数据,本文探查了不同就医形式如何影响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水平,以及媒体传播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结果表明：（1）有住院就医经历的被试比没有住院就医经历的被试具有更高的对医信任水平;（2）在只有门诊就医经历的被试中,门诊就医（西医）经历越频繁,对医信任水平越低,而门诊就医（中医）经历对对医信任水平无显著预测作用;（3）媒体传播对有住院经历和只有门诊就医经历（西医）被试的对医信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只有门诊就医经历（中医）的被试具有显著影响。

疫情防控时期医患和谐关系的心理动力模型

群际信任是疫情防控时期医患和谐关系建设的初始动力源,其动态建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社会心态嬗变与舆情传播是医患信任危机的外源性动力,群际认知偏差与群体认同错位是医患信任危机的内源性动力。依据人口统计学指标、应激源和疾病影响程度,建立医患信任危机三级评估与预警体系。在此基础上,借助沟通与信任修复归因模型,对医患信任危机干预体系进行动态建构。后续研究可从3个方面推进:(1)根据实验和测量数据,围绕案例分析、行为干预和临床干预3条路径,开展医患信任关系重构与维护的对策研究,最终确立和谐医患关系的一般信任感;(2)围绕社会心态内容维度和形成机制,厘清医患个体或群体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如何逐步成为一种社会心态;(3)借助医患沟通与信任修复归因模型,进一步开展促进技术研究。

医患信任关系的构建:一项社会心理学分析

医患信任是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社会心理学在诠释医患信任关系的内涵与建构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从医患人际信任和群际信任两个层面归结了社会心理学有关构建医患信任关系的相关理论观点,整合性分析了影响医患人际信任和群际信任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际互动-情感交流-人际信任”“群际互动-社会识同-群际信任”的医患信任建构路径,揭示人际信任、群际信任的互动机制以及二者促进医患信任关系形成的循环反馈机制,建立了一个医患信任关系形成机制的社会心理学模型。

医患信任危机的社会心理动力源分析与构建干预体系的探索

探索医患信任危机的外源性动力和内源性动力,是揭示和考察医患信任危机的影响因素及其干预对策的首要前提。医患信任危机干预体系的构建应围绕医学人文与医院文化协同建设、医患信任危机三级评估与预警体系建设、医患沟通与信任修复路径建设,开展系统论证与应用研究,从而确立和谐医患关系的信任模式。后续应用对策研究可围绕医患沟通模式、医学人文与医院文化协同建设2个层面展开。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日本公众的群际接触、社会信任与对华形象认知

了解日本公众的对华民意关乎中日关系大局,是我国对外政策制订的重要依据,也是两国间交流合作的关键推动力。本文以“寰球民意指数”(2020)调查结果为依据,客观评估日本公众的对华形象认知,及其如何受到群际接触、社会信任、国家认同、威胁感知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分析表明,日本公众的总体对华形象认知较为复杂,既普遍认可中国在当今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力,又将中国视为日本当前主要的威胁国之一。本文证实了群际接触对日本公众对华形象认知的正向预测作用。在这一影响机制中,社会信任影响着日本公众在群际接触中的认知和判断,间接预测了他们的对华形象认知;国家认同与威胁感知在个体信息处理过程中作用突出,也影响了群际接触与日本公众对华形象认知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呼应了百年变局深刻演进、中日关系面临关键节点的时势,有助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逾50周年的背景下,推动两国民意相向而行,开创中日友好的新局面。

中国新疆维汉间内隐信任态度研究

信任是社会交往中影响交往安全感的重要因素。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反应/不反应联想测试(Go/No-Go Association task,GNAT)范式,研究了维族和汉族这两个在新疆人口中比例最高的民族对彼此的信任情况。具体而言,维族和汉族被试依照指导语对民族面孔(维族面孔vs.汉族面孔)和描述信任态度的词语(信任vs.不信任)作按键反应,借此测量出不同民族在本族和异族两个条件下面孔和词语之间的内隐关联强度。实验结果与预期相符,两个民族都表现出对本族的信任和对异族的不信任。相较于维族,汉族更加信任本族。并且,汉族不信任维族的程度高于维族不信任汉族的程度。与其他组间关系(例如黑人和白人,或基督徒和穆斯林)研究对比发现,汉族不信任异族的程度处在较低到中等程度上。同时,本研究结果表明对异族不信任程度在新疆不同地区呈现出了区域的特异性。本调查的结果能够为有效地制订民族政策,促进民族间互信团结提供一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