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内生的制度与经济发展

合约形式和制度是市场范围和分工程度的函数在市场范围有限、分工程度低的经济中,人们之间的互动会更多地采取自我实施的“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的形式;在市场范围和分工程度都比较高的经济中,人们之间的互动会更多采取依赖第三方实施的“正式合约”的形式。因此,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是不可移植的。在经济发展初期和分工不发达的阶段,过早地引入正式的制度,或者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且分工发达的阶段,还主要依赖关系型合约,都达不到最优的制度安排。这个框架既可以解释东亚模式早期的成功,也可以解释后期的危机和转型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互联的关系合约没有根本改变,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未必会有效。扩大市场的范围从而深化劳动分工,打破市场的互联性和关系合约存在的基础,中国才能建立起有效的依赖显性合约的正式制度安排,中国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

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个东亚模式的理论框架

本文提出了一个自洽的逻辑,全面地分析了东亚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市场的不完备,具有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政府可以通过与企业家(以及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互联性和关系型的制度安排(如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缺失,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市场的完备化和经济的发展会逐渐打破政府和企业家(以及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这种互联性和关系型合约,促进制度变迁的发生,实现关系型社会向规则型社会的转变。这说明,政府的作用和适宜的制度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关系型治理比较适合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规则型社会则比较适合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东亚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