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吗?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在此背景下,探究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提升国有企业资本效率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金融国有企业为样本,从外部成本以及内部治理两个层面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论说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改善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错配,提升国企资本配置效率。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以及改善融资约束,优化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配置。3)从市场、政府以及国有企业自身层面来看,首先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能替代外部不完备的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环境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改善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错配。其次较高的财政补贴隐含过多的政策性负担,弱化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资本效率提升效果。最后在较高水平内部控制环境中,数字化赋能显著提升国企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有助于深化数字化转型赋能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效果和机制,为探究我国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减税激励、企业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小微企业的证据

小微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主体,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增加就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基于2010—2018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对小微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所得税减半征收通过增强小微企业的“投资动机”和“投资能力”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并且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对非制造业、未享受政府补助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强的小微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提升了小微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增强了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但并未增强小微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总体而言,本文肯定了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对小微企业的积极影响,为完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在数字经济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探究收入分配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借助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第二,融资约束效应、人力资本结构效应及内部控制效应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渠道;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存在行业、所有制、科技属性方面的异质性,且对劳动密集型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高科技企业产生明显偏好;第四,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双重效应,实现了员工福利与企业发展的互利共赢。研究结论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提供关于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证据,为新时期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提供了决策参考。

中小型企业融资税收政策:问题及对策

税收优惠是各国支持和保护中小企业发展、增强中小企业融资能力的通行做法,但我国税收政策对中小型企业融资支持有限,表现为:在内源融资上,对初创企业缺乏扶持政策、对小型企业优惠不足、中小型企业普遍存在重复征税问题,削弱企业自我积累能力;在外源融资上,融资税收政策向大企业倾斜,中小型企业遭受非公平对待,同时鼓励中小型企业外源融资税收政策优惠面偏窄,难以引导社会资金向中小型企业流动。为了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建议对现行税收政策进行完善,以增强企业自我积累能力和鼓励社会资金投资于中小型企业。

我国中小板企业融资方式选择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研究

回顾与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情况有关的文献和企业资本结构理论,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技术路线,对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上市前财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研究总结出中小企业融资偏好,进而考察样本企业的融资顺序是否符合融资优序理论,并且再进一步用CORREL函数分析企业融资方式与企业效益之间的联系。通过对成长性良好的中小板企业上市前的融资行为的研究,分析影响企业选择不同融资结构的因素,总结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途径。

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困境和出路——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争议切入

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创业投资企业的所得是否能够适用20%的所得税税率的争议,其实质是我国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在理论上是遵循“集合论”还是“实体论”的争议。根据这两种不同理论构建的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我国对合伙企业所得税只在合伙人层面征收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符合“集合论”的政策选择。如果以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为前提考察有关税收规范中的具体规则可以发现,支撑我国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核心是“实体论”。这种形式上采用“集合论”而实质上为“实体论”的混合模式使得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形成了独有的内在逻辑,即合伙企业虽然不作为纳税主体但其是阻隔所得穿透的实体,这需要一个理论清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单行立法来体现。在不改变当前以“实体论”为主的路径下,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的立法还应当区分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税收待遇,从而更好地促进税负公平。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与企业发展

差别性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是顺应我国改革开放而设置的税制,它适应了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税制的不适应性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税收功能的正常发挥,难以实现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应尽快深化完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以公平税负,促进内外资企业共同发展。

关于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国际协调问题

我国已加入WTO ,我国经济整体开放度的提高将使我国经济日益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客观上要求提高我国经济和税收政策与国际经济的适应性。现阶段 ,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协调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即合理确定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水平。

外部财务报表审计、内部控制质量与税收激进性

从整合审计角度切入,研究财务报表审计和内控审计由不同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时企业税收激进性是否降低;接着,以我国内部控制和外部财务报表审计制度规范化为契机,探讨两者是否分别发挥出降低税收激进性这种代理行为的作用以及探讨两者在影响税收激进性方面有何种交互作用。以2011—2015年沪深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发现:非整合审计反而让税收激进性上升;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质量或外部财务报表审计都能独立抑制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内部控制质量与外部财务报表审计在抑制企业税收激进性方面存在着相互替代关系。研究结论拓展了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对有效利用内外部资源管理企业避税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跨国公司税基的国际协调及中国对策研究

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导致了跨国公司税基的国际化。可以用公地悲剧理论来解释这种税基全球化的不利后果以及对其进行国际协调的应然性。对跨国公司税基的国际协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法律基础和技术基础。法律基础表现在税收条约的发展和公司所得税制度的趋同以及国际社会对国际财务会计准则的普遍采纳上;技术基础则表现为已经在国际税法层面上形成了包括独立交易法、公式分摊法和统一合并公司税基这三种税基国际协调方法体系。作为跨国税源日益增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在国际税收分配公平原则指导下积极参与国际税基协调,并在权衡征纳双方利益基础上实施直接税改革、反避税立法和有利于跨国公司发展的税收环境构建,此外还必须重视对公式分摊法在我国的适用性研究。

资本弱化税制改革的两种主要方式:ACE与CBIT

公司所得税法中对负债和股权的不同税收待遇使资本弱化现象日益突出,公司股权津贴(ACE)和综合经营所得税(CBIT)能够比较彻底解决此类问题,近年来在一些国家施行。在ACE下,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在CBIT下,计算应税利润时,利息不再享受税前扣除。二者都保持投资的税收中性。ACE导致税基变窄、税率提高、资金成本降低;CBIT则导致税基变宽、税率降低、资金成本提高。从对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看,在ACE下法定税率的提高会降低投资回报,投资会流向法定税率较低的国家,但资金成本下降相当于提高了公司的投资回报,会产生吸引投资的效果。在CBIT下,资金成本上升会引起投资下降。

在华韩企撤资引起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思考

韩资企业作为中国境内外资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几年出现了非正常撤离中国市场的现象,这种现象与很多问题有关联,其中与税负的联系更为直接、更为紧密。为此,本文从在华韩资企业撤离中国市场现象入手,就中国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变化及其对在华外资企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优化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的对策建议,即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是完善企业所得税负担的根本,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是完善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关键,加强市场机制和法制建设是完善企业所得税负担的保证。

两税合并及其影响解析

两税合并的出台,经历了十余年的酝酿,这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公平竞争的必要手段。内外税负"双轨制"的存在虽然能在改革开放初期吸引外资,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其合理性,但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来看,"双轨制"不应当,也不可能长期存在。更何况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已从单纯地吸引外资数量发展为全面考虑外资质地,因此"两税合并"不仅不会影响招商引资,相反会促进外资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对国内企业而言,"两税合并"有利于减轻税负,提高竞争力,减少"返程投资"。因此,两税合并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OECD降税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所得税税率结构的完善

随着OECD各成员国对企业所得税税率结构的逐步调整,其对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深。通过比较分析2000—2017年以来OECD各成员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结构的下调趋势及其原因,可以看出,与OECD各成员国相比,中国当前企业所得税税率结构存在多重困境。因此,中国应及时修改《企业所得税法》中有关税率结构的规定,即通过合理降低企业所得税一般税率、适当提高小微企业税率优惠幅度、针对性拓宽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的适用范围等途径,切实降低制造业企业纳税人的税负。同时,中国还应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的有关立法,使其设定和调整能够更好地兼顾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在法治轨道上助推本国现代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发展。

论我国居民企业境外所得重复征税消除制度的优化

鼓励居民企业海外投资以开拓国际市场壮大企业实力是近几年来我国的一项重大国策之一,而消除居民企业海外所得国际重复征税问题又是落实该国策的一项重要税收激励制度。本文在首先探讨居民企业境外所得重复征税消除制度一般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当前消除居民企业境外所得重复征税制度及其所存在的典型问题,认为我国应该依据国际税收竞争有效理论以及借鉴国际经验来优化我国居民企业海外所得重复征税消除制度,增强我国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涉外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我国实施涉外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历时 20余年,其间虽也进行过调整,然优惠的程度不但没有降低,且有提高之势。该优惠制度的积极作用自不待言,但过分的优惠已造成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且阻碍了内资企业的发展。本文试图对该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并提出改革的几点新设想。

制造业资本使用成本、所得税负与固定资产投资——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发展并走向强盛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迅猛发展,但投资效果却不尽人意。税收作为影响资本使用成本及投资收益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根据所建立的固定资产投资课税模型,测算出我国2002-2016年制造业全国和分省的资本使用成本与所得税实际税率,发现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虽明显降低了制造业资本的使用成本和承担的所得税负,但总体上税负仍然偏高。为此,通过建立面板门槛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得出制造业资本使用成本与固定资产投资关系呈倒U型的结论,临界点是8.108%。低于此点,每增加1%的资本成本,投资增加0.1987%;超过此点,每增加1%的资本成本,投资减少0.0789%。同时,制造业资本承担的所得税实际税率与投资呈线性关系,每增加1%的实际税率,投资减少0.1584%。由于现行制造业资本使用成本(除个别省份如甘肃外)超过了临界点,因此,未来还应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继续降低制造业资本承担的所得税负和资本使用成本以鼓励企业投资,为实现“制造强国”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

统一涉内外企业所得税法刍议

目前 ,我国对内外资企业所得进行征税时 ,实行双轨制 ,即涉外企业和内资企业分别适用相应的所得税法。本文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法的角度出发 ,探讨了设置两套所得税法原因、统一企业所得税税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以及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法的统一的框架。

试论实施“走出去”战略下的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

“走出去”是一个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战略决策。我国现行税制特别是涉及企业境外所得的税收制度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改革我国的境外所得税制度 ,包括建立我国对外投资的所得优惠政策体系、健全我国的境外所得税收制度及加强国际间的协调和合作。

税收协定的国内适用——基于《企业所得税法》第58条的考察

《企业所得税法》第58条试图全面解决税收协定在国内适用的三个问题,即条约的国内法效力、适用方式和法律位阶。对于如何理解第58条中的"不同规定"与"办理",存在"绝对主权说"和"国际条约说"之争。虽然两种学说的理论依据和具体主张有所不同,但它们均以维护法律体系的纯粹性为最高目标。这两种学说并不符合中国的混合一元条约适用体制。当前,中国应采取更具实质主义导向的方法适用税收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