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因素组态与路径研究

以209家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评分的A股医药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内外整合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内部驱动因素(财务绩效、技术创新、高管薪酬、内部控制)和外部约束因素(政府干预度、法律环境)的匹配效应对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复杂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内部驱动因素与外部约束因素的不同组合对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起到“殊途同归”的效果;医药企业社会责任高履行路径有5条,分别是高管引领经济驱动型、内控强化经济驱动型、高管引领内控驱动型、法律保护能力驱动型和内控强化压力驱动型;导致医药企业社会责任低履行的路径有1条,且与社会责任高履行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影响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多重复杂因素间互动本质,并为医药企业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带来有益的实践启示。

环境成本、社会责任表现对重污染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环境成本为切入点,将环境成本区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利用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2016—202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环境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社会责任表现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总成本、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的投入都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绩效;环境总成本、内部环境成本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呈显著正相关;社会责任表现在环境总成本、内部环境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滞后一期的环境成本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绩效,滞后两期的环境成本对企业绩效影响并不显著,且影响逐渐减弱。

内外部社会责任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宏观经济发展质量和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关键指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为依据,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内部、外部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提升作用;企业履行内部社会责任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减轻融资约束压力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履行外部社会责任能够减轻企业面对的融资约束压力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内外部社会责任履行不一致会削弱两者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与非重污染行业中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选择性参与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利用3 759家全国私营企业样本,区分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探究家族企业在承担内外部社会责任上的行为表现及不同发展阶段承担内外部社会责任的行为模式,结果表明:(1)家族涉入会提高企业外部慈善捐赠投入,但会抑制企业内部员工福利投入。(2)相比成熟期企业,新创企业家族涉入与外部慈善捐赠的正向关系更强,而与员工福利投入的负向关系没有改变。(3)企业家的人力资本越强,家族涉入与员工福利投入的负向关系越会减弱。在对样本选择、替代变量等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保持稳定。研究揭示家族企业在承担内外部社会责任时遵循不同的行为逻辑,并且,优先遵循"惠外"的行为模式。

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辩护

随着社会责任意识的普及,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企业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2009—2013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并且基于薪酬辩护假说,进一步检验内部收入差距、高管权力等对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是高管绩效考核的重要的非财务指标,企业社会责任增加高管薪酬。当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较大时,高管可能通过增加薪酬契约中社会责任指标权重的方式进行薪酬辩护,并且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影响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相较于权力较小的高管,权力较大的高管更可能通过增加社会责任业绩指标权重的方式进行薪酬辩护。

ESG表现与企业金融化——内外监管双“管”齐下的调节效应

以2011—2018年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ESG表现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而企业内部监管会放大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效应,外部金融监管则弱化了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抑制效应、放大效应和弱化效应在环境、社会责任方面体现较为明显,而在公司治理方面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能通过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融资约束在公司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不具有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公司治理在非国有企业和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中表现出正向的金融化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ESG表现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理论机制,为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体系、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提供了依据。

论我国环境损害责任制度:以综合性责任分担为视角

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在我国尚未得到立法的专门性规定,亟待建立和完善。在生态文明的要求下,我国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应从污染者(个人)责任制走向综合责任制,尤其是通过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社会化以及环境损害国家补偿责任的分担来不断改进与完善我国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建立以民事赔偿责任为主,社会化责任和国家补偿责任为辅的综合责任分担体系。司法实践中我国存在环境损害责任制度雏形,并在环境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都形成了一系列的原则。结合国外立法以提出完善我国环境损害综合性责任分担制度的相关法律思考。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内部能力与外部关系的调节效应

文章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351家家族企业调查数据,在将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区分为内部人责任、外部人责任和公共责任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及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第一,高内部能力(制造能力、吸收能力)家族企业内部人责任对绩效的影响更大;高吸收能力家族企业公共责任对绩效的影响更小;具有丰富外部关系(高密度、大范围关系网络)家族企业外部人责任对绩效的影响更大。第二,高内部能力家族企业中,内部人责任对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共责任对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低吸收能力家族企业中,内部人责任对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有低密度关系网络家族企业中,内部人责任对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共责任对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有大范围关系网络家族企业中,公共责任对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内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工作意义感的影响机制和差异效应研究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通过对湖南省和广东省12家企业员工的共521个样本的问卷调研,探究了中国情境下内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于员工的工作意义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内外部企业社会责任都对员工的工作意义感有正向影响,其中,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的工作意义感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强烈;组织支持感在内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的工作意义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自豪感在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的工作意义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内外部企业社会责任的不一致(即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大于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的工作意义感具有负向影响。

内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差距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6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本研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内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差距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探讨;同时考察两者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以及不同差距类型时两者关系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内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差距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成熟期企业的内外部社会责任差距与企业价值的负向关系比成长期和衰退期都要显著。研究还发现外部社会责任大于内部社会责任的企业的这种负相关关系要比内部社会责任大于外部社会责任的企业弱。本研究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为企业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投资提供一定实践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取向产生与发展的路径分析

基于全国范围内612份有效问卷,考察了社会责任取向的产生和影响作用机制,研究了外部制度压力、企业社会责任取向、内部伦理制度和企业社会资本4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外部制度压力对社会责任取向中法律取向和慈善取向有正向影响;伦理取向、慈善取向对内部伦理制度有正向影响;社会责任取向对企业社会资本有正向影响;内部伦理制度对企业社会资本有正向影响。首次将4个变量纳入一个框架模型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行为,并进一步促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同时,对于企业经营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小企业社会责任促进因素分析--以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文献研究和专家访谈为基础,通过调查问卷的编制,以湖北长江经济带191家中小企业为样本,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因素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因素可划分为内部动力和外部压力两个维度,其中内部动力主要包括企业家经营理念等8个题项,外部压力主要包括第三方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机构的约束等8个题项。最后,对中小企业管理层和政府部门分别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管理对策和政策建议。

“对症下药”还是“避重就轻”:环境违规企业补救行为研究

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背景下,研究环境违规企业补救行为对加强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印象管理理论将企业环境违规后用来修复组织形象的策略分为"对症下药"(积极进行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和"避重就轻"(实行其他社会责任转移公众注意力)两方面,将"避重就轻"分为外部社会责任与内部社会责任,利用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违规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的后续补救方式,并进一步探究其补救行为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违规行为会降低企业价值,说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已逐渐将企业的环境表现纳入考量;但违规企业没有通过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告知公众有关公司环境表现和行为的改变,而是通过加强其他社会责任以转移公众注意力,且更偏向于加强外部社会责任,内部社会责任反而降低了。进一步研究表明环境违规企业"对症下药"行为在西中东三个地区之间并无明显差异,但"避重就轻"行为存在地区异质性,即主要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文章提供了环境违规企业重获合法性的可能途径,发现面临合法性压力,企业会选择性参与社会责任。这为深化环境管制成效提供了指引,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伪善"。

探索管理层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契合的“暗箱”——对《管理层异质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行为契合研究》的评介

管理者由于个人特征的不同,在个人偏好、风险认知、道德水平和决策行为方面上存在较大差异,这会对包括社会责任在内的企业决策产生影响。《管理层异质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行为契合研究》一书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考察了内部治理环境和外部治理机制下管理者异质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行为契合,同时研究了管理者异质性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经济后果,对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提出了建议。

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形式与选择

公司社会责任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无论从事实上还是理论上,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也是势所必然,但它与公司的目的并不完全对立。本文想要论证的是社会责任并不是公司的目的之一,而只不过是公司在追求长期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守法与寻求某种自治的结果而已;并对它的两种实现形式,即非股东相关者的内部参与和外部限制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能在二者之间有所侧重和选择。

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从沪深两市选取316家上市公司2013—2017年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当期和滞后期的外部社会责任显著正向影响财务绩效、显著负向影响托宾Q;当期和滞后期的内部社会责任显著正向影响财务绩效,且影响逐渐减弱,对托宾Q存在着显著负向影响。

市场化进程、信息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落实“大国担当”的组成部分已经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以我国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讨市场化进程与信息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能明显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无论是外部信息环境还是内部信息环境,信息环境越好都越有利于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但只有外部信息环境越好时越能够明显增强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和企业地区差异考察外部信息环境的强化作用,结果表明外部信息环境对市场化进程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的强化作用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东部地区企业,而在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中并不显著。

矿业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

矿业高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矿难问题呼唤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文章从综合层面入手,重点探讨外部制度环境、企业治理结构、企业内部特征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影响。运用2008-2012年中国上市A股289家矿业企业数据进行混合最小二乘与随机效应回归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优化外部环境,强化内部治理水平及差异化的社会责任战略是矿业企业社会责任提升的必然选择。

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工作激情的非线性关系与作用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产出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探讨了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工作激情的非线性影响,以及组织信任的中介作用和内部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采用286份有效样本证验相关假设,结果表明: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工作激情呈倒U形关系,且组织信任完全中介了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工作激情之间的倒U形关系,内部企业社会责任调节了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信任之间的倒U形关系,以及组织信任的中介效应。本研究丰富了微观层面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产出的关系研究,对管理者有效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内部薪酬差距、外部监督与企业社会责任

完善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有利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本文基于外部监督与产权性质视角,利用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据,实证检验了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增大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分析师跟踪、媒体关注强化了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激励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媒体报道倾向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且内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与外部监督作用在国企与非国企、企业是否存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央企与地方国企分组检验中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对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外部治理机制、深化国企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