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形式主义?——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的组态分析

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透视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为的多种组态,以解释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与再生产形式主义。研究发现: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构成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实为“多重复杂并发因果”;六条路径、三类条件组态构成了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产生的主要驱动机制,即“经济约束”驱动型,“注意力兑现悬浮”驱动型与“避责思维”驱动型,各因素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引发形式主义的发生与再生产等。为了防范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福祉,当前亟需在推动产业转型以促进“经济”“环保”目标的平衡、内外协同以兑现政府环境注意力,以及精准问责以疏解官员“避责”情结等方面下大功夫。

一体两翼内外相维:明代中枢政治结构之再认识

作为帝制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中枢政治结构的变革呈现出“因袭与演变”的重要特点。明代中枢政治结构的发展,经历了“皇帝—丞相”的“一对一模式”和“皇帝—六部”的“一对多模式”,最终形成了“皇帝—内阁、司礼监”的“一对二模式”,这是明朝不同于以往任何朝代的中枢决策系统。从纵向结构来看,明代中枢政治结构形成了一种立体的金字塔型结构,皇帝无疑处在权力的最顶峰;就横向分层而言,分居皇权之下的司礼监和内阁互相制约,形成“一体两翼,内外相维”的权力结构。

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逻辑、反馈机制与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权力、责任与信息三维建构的解释框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和发展完善,已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制度逻辑。创新的实践成果需要创新的理论解释。结合文本分析和田野调查,研究提出了基于权力、责任与信息三维建构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①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已形成了由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自下而上的责任反馈和去中心化的信息聚合等三大机制构成的制度运行逻辑体系。②在制度运行的逻辑体系中,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内部形成了两条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正向和负向反馈机制:正反馈机制以权力控制为出发点,中央权力调整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结构,通过信息聚合,提升制度和权力主体的合法性,实现有效治理;负反馈机制以责任反馈为出发点,地方政府落实的治理责任受到政治与行政压力过大,会产生“虚假整改”等无效治理现象;通过信息聚合,无效治理现象能够弱化制度和权力主体的合法性;由于负反馈机制的存在,正反馈机制不能脱离负反馈机制的影响而产生对权力控制的路径依赖。此外,因为负反馈机制再次被整合于正反馈机制的运行过程,所以不影响正反馈机制产生制度有效性。③从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路径和价值目标关系角度看,国家环境治理体系不再以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时空分离为前提。相对于“以有效性累积合法性”的一般路径,具备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的督察制度开创了合法性与有效性“同置”的新路径,提升了制度认同性和稳定性,丰富了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权力制约监督模式;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逻辑体现了生态、民生福祉与高质量发展的一致性,更加契合新时代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就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地位和功能而言,它已经成为实现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手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治理的实践机制与独特价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坚实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其具有领导与执政的双重属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治理,探索形成了以政治领导明确社会治理方向与原则,以思想领导凝聚社会治理目标与行动共识,以组织领导助推社会嵌入与整合,以示范领导培育和推广社会治理品牌,以平台领导搭建社会治理与服务纽带的具体实践机制。中国共产党通过锻造使命型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怪圈,以嵌入式领导打破“悬浮型政党”阻隔,采取稳健式变革破解“寡头统治铁律”预言,依托整合型治理拆穿“精英民主”迷思,为世界贡献了政党领导社会治理的中国智慧与独特价值。

欧美人工智能治理模式比较及启示

在国际竞争加剧的今天,人工智能成为了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人工智能治理不仅是各国国内政策的当务之急,也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全新领域。欧盟和美国是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领先者,也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人工智能治理模式上,欧盟采取的是基于权利和风险的“硬监管”模式,侧重在法律层面搭建全面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以加强监管方面的领导力,发挥其“规范性力量”。美国采取的则是基于市场与技术的“软监管”模式,依赖总统行政令等“软法”进行治理,鼓励“行业自治”和“自我监管”,以保持在技术上的领导力。欧盟和美国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差异具体体现在政策工具性质、治理机构设置以及治理过程中私营部门的参与三个方面。欧美人工智能治理模式的差异可以从政策传统、利益集团影响以及产业生态三个方面得到解释。欧美两种治理模式都是根据各自特殊情况探索出的合适道路,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中国具备调和欧美两种治理模式的潜力,找到一条平衡的人工智能治理道路。

科教兴国战略下职业教育数字治理三重逻辑

职业教育数字治理是推动教育思维模式由一维到多维、教育管理模式由传统到智慧、教师能力由单一到多元转变的重要引擎。职业教育数字治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逻辑起点,聚焦于高阶思维数字化人才的培育、关注于教师职业能力的持续提高、观照于现代化教育教学范式的重塑。然而,职业教育数字治理面临着教学数字化运行平台尚未升级、高质量数字校园建设保障缺失、教育数字治理环境有待改善与数字化教育评估模式亟待创新的挑战。基于此,科教兴国战略下职业教育数字治理应以科技自立自强为宗旨,完善数字化教学服务平台;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为目标,夯实数字校园建设规划基石;以提高创新科教体系效能为指南,营造教育数字治理新环境;以改善人才战略布局为动力,创新数字化教育评估模式。

试论公司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的关系与对接

公司财务治理是确保财务活动的透明度、责任和合规性的管理手段,财务管理则更加强调对财务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管理调控。通过分析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披露与透明、责任与风险管理、外部监督与独立审计、薪酬与绩效管理、战略规划与财务管理等方面结合的策略,尤其是公司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之间的关系与对接策略,可以实现公司的健康发展和利益相关方的共同盈利和创收。这些对接策略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财务管理水平和财务治理效果,不断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管理到治理:新时代教育管理学发展面临的新选择

如何处理管理与治理的关系是新时代教育管理学发展不可回避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教育治理研究基本上代替了以往的教育管理研究,且认为教育治理与教育管理有区别。为此,教育管理学的发展就面临着从教育管理到教育治理转向,或从教育管理到教育管理与教育治理转向两种选择。基于对治理的原意包括管理和平等协调、多元共治两方面的理解,新时代教育管理学发展应由教育管理转向教育治理。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教育治理现象进行分析发现,教育治理学是由教育治理活动、教育治理体制、教育治理机制和教育治理观念四个范畴所组成的学科体系。

社交媒体的焦虑分析及治理路径优化

社交媒体带来了广泛意义上的便利,但是也为焦虑在互联网中传播提供了介质。社交媒体兼具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属性:理性体现在社交媒体的正向功能,非理性体现在社交媒体的负向功能以及正负之间的灰色地带。焦虑是社交媒体运行中非理性的主要体现,通常以群体性、放大性、政治性的公共事件表现出来,破坏网络舆论空间的理性,降低政府公信力以及影响网民的社交体验等。探索社交媒体治理优化的可能性及回归人本位,对于调节网民心理健康,重塑网络公共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董监高责任保险与企业“漂绿”行为:抑制还是加剧?

“漂绿”现象的泛滥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阻碍。为探索治理企业“漂绿”行为的有效方案,本文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董监高责任保险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董监高责任保险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机制分析表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是董监高责任保险抑制“漂绿”行为的内在渠道。同时,本文还发现董监高责任保险对“漂绿”的治理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从外部监督机制来看,政府监管和媒体监督与董监高责任保险的“漂绿”治理功能之间存在一定替代效应,而投资者关注对董监高责任保险的“漂绿”治理更多发挥了互补作用;从管理层团队特征来看,在董监高团队女性比例较多、平均年龄较小以及拥有较多海外背景的情况下更有助于强化董监高责任保险对“漂绿”行为的抑制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董监高责任保险的发展和“漂绿”行为的监管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承德县下板城镇崩塌地质灾害特征及恢复治理研究

崩塌体位于承德县下板城镇,由于长期的地质环境作用,发育有危岩体三处(WY1、WY2、WY3),孤石三块(GS1、GS2、GS3),破坏方式主要以倾倒式为主,直接威胁到山坡下11户53口人生命财产安全。通过清理崩塌危岩体、挂设防护网等工程,可消除崩塌等地质灾害威胁。

社会治理中的专家参与:角色定位与挑战分析

专家参与是实现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的重要一环,直接影响着社会治理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水平,是当前社会治理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基于对“知识—权力—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拓展,从“知识—认知”“价值—利益”“交往—行动”三个维度共同勾勒出专家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面貌,据此界定了三组专家角色及其职能规范,从而廓清了专家的治理主体地位。同时,围绕专家的可靠性挑战、可信性挑战以及民主性挑战的分析表明,实现科学性与民主性、工具性与价值性、专家性与人民性的协调统一是专家参与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这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有益思路。

受工业废水影响的城市河道部分特征及治理建议

【目的】消除河道治理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进入到河道中的工业废水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目标水质的稳定。【方法】通过归纳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工业废水进入城市河道中的危害,并提出相关治理建议。【结果】通过先截污再分流、内源治理、构建良好的水下生态环境等多种方式相结合,有助于恢复水体的自净能力,实现良好的治理效果。【结论】工业废水进入河道后因其成分的复杂性极大地损害了河道生态,对工业废水入河的治理应实行先短期后长期的方式,通过源头治理和后期控制方可实现河道水质长期的稳定达标。

规划引领城市更新——北京五塔寺规划综合实施方案探索与思考

基于北京五塔寺规划综合实施方案,指出实施型规划在思路研判、方案制定和实施对接3个不同阶段的编制重点,探讨其在破解实施困境、加强统筹协商和完善实施机制方面发挥的作用。在思路研判阶段,规划应主动参与政策和规则制定,正确把握规划实施的方向和思路;在方案制定阶段,规划应综合考虑多方诉求,公正处理协商博弈,在让渡和平衡中凝聚共识;在实施对接阶段,规划应合理安排实施主体、实施时序和资金来源,保障实施行动有效推进。

临时型知识团队合作治理中社会约束影响的实验研究

本文在理论回顾基础上,结合横向监督理论,提出将社会约束引入临时型知识团队合作能够有效激励团队合作的假设;为验证社会约束对临时型知识团队合作的影响,本文采用实验室实验中的公共品实验方法,模拟临时型知识团队的构成和运作过程;实验结果表明,社会约束能够提高临时型知识团队合作行为;最后文章为临时型知识团队合作机制设计提出建议:应引入社会制裁和经济约束以促进临时型知识团队的合作,对临时型知识团队成员应进行分类管理,通过社会约束机制营造公平的团队氛围以促进成员之间的合作,进而提高团队绩效。

中国天然气进口空间格局演进及优化路径

在天然气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形势下,如何构建合理、安全的天然气进口空间格局,是关乎我国天然气供应安全的重大课题。为此综合运用市场占有率、多样性指数、进口市场结构优化指数(IBSCI)、进口市场结构与出口国比较优势的匹配度、进口治理安全指数等指标,定量分析了我国天然气进口空间格局的演进及优化情况,并与日本及韩国进行动态比较。结果表明:中国的进口市场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多元化战略实施初见效果,但很多方面与日本及韩国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进而从比较优势、治理安全的视角提出了中国天然气进口空间格局优化路径方向:①LNG方面,积极培育挪威、文莱的进口市场,巩固澳大利亚、卡塔尔的LNG进口份额,探索从加拿大、美国进口的可能性;②管道天然气方面,继续完善西北、东北、西南的天然气战略进口通道建设,加强与俄罗斯、缅甸等国的能源外交。

金字塔底层市场的跨部门合作网络研究述评

金字塔底层(BOP)市场由全球广大的低收入群体构成,蕴含着尚未发掘的巨大财富,而企业在该市场内进行商业创新时与政府部门、非营利机构、社区组织与穷人自身等非传统组织与个体形成的跨部门合作网络是实现多元价值创造与分享的关键组织形式。文章结合相关文献对BOP市场的跨部门合作网络的内涵、形成动因、网络特征与绩效产出等方面进行归纳与阐述,提出后续研究的重点与方向。

元治理视角下“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结构与策略

在中国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拆迁安置小区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显性化。对这一现象的考察,可以把它定格在"过渡型社区"这一理论定位上,还可以把它置于"元治理"的理论视角下。"元治理"理论对于管理与治理是基于历史与逻辑的一种辩证的否定。而且,中国现实中"过渡型社区"的治理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主两辅"的结构,而从策略上看,"党政结构型组织"是社区元治理的主体,并承担着社区"治理校准"的角色。

如何通过集体协商达成社区公共品的合作治理——以蛇口翠竹园小区加装电梯为例

城市既有多层住宅楼建造时多未装电梯,随着住户年龄增长,上下楼梯极不方便,加装电梯成了这部分住户的"刚需"。面对政府各部门的政策限制和各楼层住户之间协商的重重困难,在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下选择"搭便车(free-ride)"而非合作是纳什均衡。但是现实中观察到蛇口翠竹园5栋住户历经集体协商数十次、前后奔走三年多,成为深圳老旧住宅加装电梯的首个成功案例。以理论与现实的反差为切入口,在实地调研和访谈的基础上,尝试解释这些住户们如何通过自愿的集体协商、通过各种利益补偿,形成一致契约,达成合作治理,使得原本理论上无解的问题出现了新的转机,为此类城市社区公共品的业主自发协商、自愿供给提供一种可行路径。

从官吏分途到科层内部市场化:次官僚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以公安机关警务辅助力量为研究对象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形成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人事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这一制度遗产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治理的基本结构。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传统的官吏分途演变成当下的科层内部市场化。为规避传统国家治理中胥吏制度的陋习,强化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次官僚被吸纳到官僚体系中,并被赋予强烈的科层色彩,具体表现为次官僚的薪资结构、职业发展、晋升机制、社会保障等制度设计。论文以公安机关警务辅助力量为研究对象,从国家治理有效性的角度阐述了科层内部市场化治理模式的组织动因与行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