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介入限度——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为中心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和《阻断办法》第9条初步搭建了我国反制裁追偿诉讼制度,但前者规定更加宽泛,赋予我国当事人针对根据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作出的仲裁裁决提起反制裁追偿诉讼的权利,会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产生多方面冲突。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将反制裁追偿诉讼中司法对仲裁的介入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以在增强涉外法律斗争能力和支持商事仲裁制度营造良好涉外法治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人民法院应审慎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优先利用《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保留和互惠原则阻断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适用和相关仲裁裁决的效力;特定场景下,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作为兜底性的司法救济渠道。

反垄断法在国际贸易视角下应对贸易壁垒的机制与策略研究探讨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反垄断法作为重要的经济法规,在国际贸易的大趋势中发挥了保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消费者利益突出作用。本研究探讨了反垄断法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及其应对贸易壁垒的机制与策略。研究发现,反垄断法对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防止和打击垄断行为以及解决贸易争端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针对贸易壁垒的应对,需通过国际合作和协调,加强国内法律体系建设,提高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和效果,加强国际贸易的监管和争端解决机制。研究还强调了不断更新和协调国际贸易规则以适应全球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性。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台湾问题的话语体系初论——以一个中国原则的话语构建为主轴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台湾问题的核心法理依据。围绕一个中国原则的事实基础,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结论形成了以国际法为主要依托,涵盖“自古以来”“中国台湾光复”和“普遍承认”三重逻辑的话语表达。在国家实力、斗争策略和法理依据三个要素的作用下,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法话语表达发挥了卓著成效,但面对“台独”论述与干涉论述复合形成的“内源性话语解构”论述造成的现实困境,传统话语表达的回应尚不充分。对此,应通过诉诸中国人民的内部权威和中国的国内法资源,尤其是宪法资源,进行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源性话语建构”,以补强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法话语表达。

民粹主义对现行国际法体系的挑战及其效应

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法体系的发展与实践正在面临民粹主义的挑战。民粹主义概念模糊,作为意识形态具有尊崇人民、反精英、崇尚直接民主和非制度化的特征。民粹主义对国际投资法、国际贸易法的影响显著,这些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也存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可能;民粹主义政府在欧洲和美国的实践体现了其对国际法影响的可能性和周期性。国际法转向民粹主义的深层原因在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失败者”的出现及其产生的特定政治诉求,以及在全球经济发展困境中凸显的现有国际法体系的民主赤字、霸权衰弱等缺陷和特征。国际法的民粹主义转向是对现有国际法体系的反馈和修正,应该认识到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法的发展需要更好地平衡社会各阶层的诉求。

境外追诉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选择

面对引渡等传统方式无力解决跨境追逃出现的新情况,境外追诉方式在我国得以应运而生,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提供了新的视野和选择。但也存在立法较为迟缓、实践“适用少”等问题,其背后原因是学界理论关注度不够、相关研究比较薄弱等。要充分运用好境外追诉方式,亟待对境外追诉的性质及法理基础、境外追诉的适用空间及具体程序机制等作出理论回应。“引渡替代措施”的性质界定过于笼统和模糊,整体研究发现境外追诉具有“双重性质”,其法理基础是实质主义法治观。境外追诉的核心问题是适用选择,既要全面考察境外追诉的利弊也要准确界定其适用条件。应当结合实践经验重构境外追诉程序机制。为更好发挥境外追诉模式的治理效能,应加强境外追诉综合配套机制建设和相关法治人才培养。

《国际残奥委员会反兴奋剂条例》的最新进展与中国应对

遵循《国际残奥委员会反兴奋剂条例》的最新发展(2021版),我国如何作出高质量应对是现阶段中国残疾人体育反兴奋剂斗争亟待关注与解决的重要议题。修订后的2021版《国际残奥委员会反兴奋剂条例》突出体现国际残疾人竞技体育反兴奋剂制度优化与革新的新态势,主要表现在着重强调残障运动员身心健康与权益保障;革新反兴奋剂防治手段;完善违反兴奋剂行为规范认定;优化赛事兴奋剂违规行为惩处机制;理清反兴奋剂部门内部权责,加强残疾人兴奋剂治理部门间“三位一体”协同。我国残疾人体育反兴奋剂相关部门应内化其条例宗旨,依据其最新发展对我国残疾人体育反兴奋剂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修订和补充,充分发挥反兴奋剂组织的作用,优化残疾人体育组织架构与职能,加强国际互动与协作,促进与国际残奥委会反兴奋剂治理体系的顺畅衔接,达成构建和谐共生的纯洁体育环境愿景。

美国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法律分析及启示

冷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全球霸主地位,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单边经济制裁。健全的国内法律体系和多层次的行政决策体系成为美国对俄经济制裁的重要基础,而强势的执法机构和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则是确保经济制裁措施实现的重要依托。面对制裁,俄罗斯从完善立法、政府扶持和“去美元化”政策多角度实施反制。鉴于此,我国政府应从国际法以及国内立法、执法、司法的角度反思我国反制裁法律体系的建构,企业应注重合规建设以防范化解经济制裁风险。

INGO对华“灰色区域”贸易措施的国际法规制困境与应对

2021年3月下旬,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决定暂停对新疆良好棉花的认证,并与其部分会员企业联合抵制新疆棉花,对我国棉花产业及相关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正常竞争和贸易产生一定的限制影响。BCI因具有国际非政府组织属性,其决定构成对华“灰色区域”贸易措施,游离于国际法规则管制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恰逢其时,BCI及其决定适用于对该法规范的外国组织行为予以调整。美国等个别国家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补充其对华制裁广度和深度的行为,应引起我国重视。有关部门可根据《反外国制裁法》相关规定,将此类组织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相应制裁措施。我国受损企业或个人亦可依据该法及相关法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论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反垄断争议能否适用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条款是目前学界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司法实践表明,我国对于反垄断争议整体上采取不可仲裁的立场。但是,在欧盟、美国等法域中,已经出现了反垄断争议通过仲裁解决的先例,反垄断争议逐渐被纳入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可仲裁的范围之内。然而,分析我国反垄断法与仲裁法中有关垄断纠纷的争议解决制度以及部分典型案例,并与域外国家实践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对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仍持谨慎态度。通过本次《仲裁法》的修订,我国亦应当将反垄断争议纳入可仲裁纠纷范围,并建立法院对涉垄断争议仲裁裁决的特殊审查机制,以协调反垄断法与仲裁制度之间的冲突。

国外反兴奋剂法律规制及借鉴

由于竞技体育和反兴奋剂活动的世界性,反兴奋剂的立法活动也具有很强的共通性,对于国际反兴奋剂法律规制的研究可以为我国反兴奋剂法律的完善提供借鉴。研究了国际上重要的反兴奋剂条约和文件,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国家的反兴奋剂法律,在总结这些反兴奋剂法律规制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反兴奋剂法律完善的借鉴意见。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反垄断法——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国际经济秩序 ,促进人类的共同繁荣 ,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课题。在这一问题上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发展中国家要落实平等发展的权利 ,打破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对市场和技术的垄断 ,对本国民族经济给以更多优惠和保护安排。而发达国家则以国际反垄断来控制跨国公司“非国家化”和“非中心化”倾向 ,维持本国经济的竞争优势 ,打压新兴市场国家日益提高的国际竞争力。因此 ,今后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 ,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严峻挑战。

从国际法层面解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腐败作为一个人类公害越来越受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将全世界反腐败斗争推进一个新的阶段。《公约》在扩大规制主体、强调预防腐败、加强国际协作等方面具有突出特色,解决了一系列国际法问题。《公约》的推行将对我国的反腐败法制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解析

腐败现象已成为许多国家共同关注的一种国际公害。2003年,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5年10月,我国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全票通过决定,批准加入《公约》。它是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的法律文件,被称为“21世纪国际合作的里程碑”。其主要特点:规范内容全面;符合各国法制;体现整体思想;反映协商精神。《公约》的基本理念是注重预防。它将有力推动我国反腐败的实践:奠定封堵贪官外逃的国际法基础,完善反腐败刑事法制,为我国取得反腐败斗争更大成果提供较好的国际环境。

驯服全球化的药方是否适合逆全球化?--再读《驯服全球化:国际法、美国宪法和新的全球秩序》

全球化正在遭遇逆全球化,陷入逆全球化陷阱。全球法治和国际治理体系也随之陷入举步维艰和停滞不前的困境。早在全球化盛行的时代,美国国际法学者就有观点认为全球化侵蚀了美国宪法和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原则,并提出驯服全球化的药方。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逆全球化逐渐抬头,全球化遇到重大挫折,国际法、国际规则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甚至是动摇。本文试图寻找驯服逆全球化的药方,在逆全球化的进程中,理解国际法、国际规则和国际治理体系的发展逻辑。

国际体育法的未来发展趋向初探

国际体育法随着体育活动全球化的深入已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未来国际体育法将在政府参与体育合作和国际立法、消除国家间体育壁垒和各类体育间的独立主义、加强体育商业化规制、反兴奋剂的立法和程序趋于人性化和程序公正、通过仲裁判例发展全球体育法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

中国反腐败追赃执法合作的困境及其破解

境外追逃和境外追赃是中国惩治腐败执法合作的两个重要环节,反腐败工作要得到突破和创新,必须明确国际合作的重点,即境外追赃,必须改变原本以"追逃"为核心的合作机制,应以"追赃"为导向,追逃追赃并重,注重对外逃犯罪经济上的剥夺。目前,中国的追赃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寻求他国对追赃问题的司法协助中应当对关系其中的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进行全盘考量,通过友好协商和对等原则达成平等互惠的追赃合约。同时,必须正视在反腐败执法机制中所面临的困境。首先,追赃问题关系到巨大的经济利益,为调动起有关国家的积极性,建立和落实资产返还和分享机制能够有效地缓解其中的利益冲突。其次,各国不同的法律制度为追赃问题的司法合作带来了困难,要适应国际公约,需要启动配套法律修改程序,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规定,利用民法途径解决相关追赃问题未尝不是一个新突破。再次,网络时代给中国甚至全球的反腐败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但也为追赃工作的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全国性的信用机制能够实现对洗钱活动的监管,同时鼓励国家之间搭建信息交换平台和赃款追缴情报交流,实现国家之间的实时信息交流和司法协助,使境外追逃追赃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国际体育组织规章的法律性质及其在中国的适用问题

对于国际体育组织规章的法律性质,国内观点有国际习惯说、其他国际法渊源说、国际惯例说和合同说等不同观点。但国际体育组织规章因其在实践中的作用及影响力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世界反兴奋剂规则》和"奥运停战"已成了国际习惯,大多数国际体育组织规章属于国际惯例,《奥林匹克宪章》等其他的国际体育组织规章则仅具有合同性质。作为国际惯例的国际体育组织规章可在中国法院得到直接适用,属于涉外合同性质的国际体育组织规章,则必须由法院依据可适用的法律来判断其有效性。

电子商务国际避税问题及中国的对策

跨国电子商务的出现与发展 ,以及国际社会对其征税问题探讨的相对滞后 ,引发了形形色色的国际“电子”避税。我国不仅要针对其特点制定相应的反避税法规 ,还必须切实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网络技术 ,建立严密的涉外税收管理硬件系统。在此基础上 ,积极拓展国际间反避税的交流与合作 ,通过签订双边、多边的税收协定与条约解决税收管辖权冲突及避税问题 ,防止在跨国贸易额剧增条件下税基的缩减与税收的流失。

论反垄断国际合作

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经济纳入到全球竞争的构架中,国际竞争因素对各国国内竞争的影响越来越大。为维护本国竞争秩序和国家经济利益,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反垄断法并在其中规定了域外适用原则。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所确立的相关原则也对各国的竞争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制定国际统一反垄断法的工作也在积极开展。中国必须加强反垄断国际合作,以改善国内竞争与国际竞争秩序。

国际反恐立法趋势及完善中国反恐立法的思考

阐述当前国际反恐立法历史基础,就国际社会在统一恐怖主义的内涵、制定统一的《国际反恐怖主义法》和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协调一致等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完善国内反恐立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