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低碳发展:国际经验与中国策略

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国际视野下农业温室气体减排的先进经验,对于中国践行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倡议、推动自身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为对象,分别梳理其农业低碳发展的主要做法、最新行动和取得成效,据此,结合中国特色农业发展的基本理念,提出农业低碳发展的中国策略。研究表明:1)较之于同为新兴经济体的印度,2020年中国在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上与其相近,但中国的单位GDP排放量[44.52 t∙(106$)^(−1)]远低于印度[278.11 t∙(106$)^(−1)];较之于同作为人口大国的美国,中国在排放总量方面较高,但中国的人均排放量(0.46 t∙cap.−1)明显低于美国(1.15 t∙cap.^(−1))。中国必须充分考虑自身作为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科学合理地展开农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规划。2)美国主要在法律法规完善、财政税收和减排补贴、清洁能源开发及推广、碳排放权和碳汇市场交易等方面做出积极探索,其2020年人均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下降19.58%;欧盟的先进做法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完善、财税支持和生态保护补偿、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其2020年人均排放量同比1990年下降29.03%;日本主要在可再生能源推广、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粮食生产保障和气候适应等方面展开行动,其2020年人均排放量同比1990年下降29.17%。3)农业低碳发展的中国策略旨在保障粮食供给、减少温室效应和实现生态价值。据此,提出持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大财税扶持和绿色金融支持、加强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以及逐步完善碳交易市场机制5个方面的政策启示。

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及其影响

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快、减排潜力大以及较高的生态脆弱性等决定了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随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发展而日渐提升。虽然目前对农业议题的关注度仍然和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不完全相称,但是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已经大为提升。农业在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对气候谈判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鉴于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及其影响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泛温室气体成因及对策分析

温室气体成因认知正在经历着由单一的高度经济活动成因向"泛温室气体成因"的转化,与此同时,《京都议定书》的二元机制也有向单一的减排机制转化的趋势。这两个趋势并行发展,对气候变化问题认知和对策路径提出了挑战。成因的多元化要求应对机制的多元化。实现的路径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导,在重视减排的同时,加强增汇机制的作用,并且应增加水循环改善这一新的机制要素,形成减排—增汇—治水的三元应对机制。减排的主要对象依然是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等碳汇潜力巨大、水循环影响力巨大的国家,则要通过生态保护建设增加碳汇,并加强水利建设改善水循环,加强和培育自然力碳循环和水循环对温室效应的修复功能。

全球减排路线图的正义性--对胡鞍钢教授的全球减排路线图的评价与修正

任何全球减排路线图的绘制都无法脱离国际正义而具有生命力。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性要求全球减排路线图尊重具有两面性的国际气候正义:环境正义和发展正义,需要考虑国家间公平、人的公平和代际公平。仅以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国家承担减排责任的标准缺乏足够的正义,至少还需要加入人均历史累积排放和气候变化脆弱性两个指标。三者分别体现气候变化正义性中的人的平等发展权、减排责任分担和对受害者在排放权上的补偿。综合三大指标后的四分组分类,才是更体现正义性、更容易被接受和执行的路线图。从正义性出发,中国应承担相应的减排责任,并努力推动全球减排进程,但也要注意维护自身的发展权益。中国在全球减排中的作为,应是在国际正义与国家发展战略间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