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问题研究——以《新加坡公约》生效为背景

2019年8月开放签署的《新加坡公约》通过明确肯定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正式强调了国际商事调解独立解决国际争议的价值。在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起步较晚,长期以来调解协议仅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地位,国内现行的执行途径与公约构建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跨国执行机制存在较大冲突。考虑到《新加坡公约》所体现的全球调解发展趋势,我国应当尽快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内商事调解法律制度,包括加强调解员队伍的建设与制定独立的商事调解法,以良好衔接《新加坡公约》规则。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国际商事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调解是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弥补诉讼和仲裁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不足而兴起,现在已经发展成一种不可取代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方式。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涉及的国际商事纠纷具有显著特征,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作支撑,而调解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可以满足自由贸易港国际商事纠纷对解决机制的要求。下一阶段,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过程中,可以从国际调解中心的建立、国际仲裁院中调解与仲裁的结合、联合调解机制的发展、诉调对接平台的建设以及对律师调解的支持等方面着手,发挥调解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重要作用。

海南自贸试验区国际商事调解机制:理论分析与制度建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对于在海南自贸试验区设立国际争端调解机制具有重大启蒙之效。细予考察这一指导意见的潜蕴深藏,可知,国际商事调解机制于海南自贸试验区之裨益,在于契应海南自贸试验区境内关外的法律地位,善于维系当事人未来商业关系的持久,利于区内高效便捷、成本低廉地解决商事争议,最大程度实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一机制表现为调解机构的建立、完善调解立法、制定调解规则及将调解协议付诸实施等方面,可溯源至国际商业惯例,并在中国已有自贸试验区实践中得以佐证。归咎于海南全省缺乏独立的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服务贸易纠纷的比例居多,加之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饱受质疑,为此建议尽快在区内设立独立的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制定地方立法及彰显服务贸易为特色的区内国际商事调解规则,增强国际商事合同中的调解条款及其调解协议的强制力。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虚假调解的界定、挑战及中国因应

我国已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未来公约在我国生效后将会面临国际商事虚假和解协议在我国法院申请执行的问题。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商事调解法,要界定国际商事虚假调解,明确其认定的准据法。目前,国内法中的虚假调解的立法与实践不能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我国将面临甄别、救济和惩治难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的挑战。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情况,建议设立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审查制度、和解协议执行公示制度以及枉法调解罪等,以采取多方位措施应对挑战,促进商事调解的健康发展。

ADR中的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是ADR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方面由于它能够在协商解决问题的同时实现争议方利益的最优分配而在争端解决中备受青睐,另一方面又因为缺乏法律强制力等缺陷而导致在中国解决商事争端的实践中阻碍重重。调解和仲裁相互配合的多元化设计,应该是既节约成本又利益最优的不错选择,这一切还需要中国相应的国内立法予以确立。

论文化差异在国际商事调解中的表现及影响

文化差异可能存在于国际商事调解的全过程。为了探究文化差异在国际商事调解中的表现及影响,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主要通过研究东西方文化在调解中的差异得出以下结论:受调解中当事人主导特性的影响,文化差异影响到国际商事调解中当事人对争议的态度、争议解决的价值取向、面子观、思维和决策模式、表达利益要求的方式、调解中的沟通模式等各个方面,它会给国际商事调解造成很大障碍,所以应妥善处理国际商事调解中存在的文化差异。

我国商事调解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是国际贸易多边合作重要的国际法保障,也是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法律执行力和国际流动性显著提升的标志。为实现国内商事调解机制与公约的对接,中国应在国际商事调解立法、和解协议配套执行机制、调解机构与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协调和完善,同时利用我国自贸区(港)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深耕商事调解试验田,构建既符合国际标准,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调解法律体系和运行体制。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商事调解和解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不同,采用传统纠纷解决方式解决国际商事争议面临司法管辖、法律适用等方面难题。调解制度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是一种高效、便利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通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其执行力具有不确定性。在我国,经由商事调解机构的调解程序形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具有执行力,其执行主要依靠诉讼程序或仲裁程序来保障,这不利于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国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调解法",对包括民间调解组织在内的商事调解机构制作的和解协议的效力给予明确的法律保障。同时,要严格实施信用惩戒制度,实现商事调解制度与信用惩戒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有关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

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困境与突破——兼论《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法律体系的衔接

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因缺乏统一高效执行机制而使其高效、经济、友好地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优势难以充分彰显。新近生效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统一高效执行提供了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尚未建立完整的调解立法体系,更没有独立的商事调解法,也未形成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调解队伍,还未培育出成熟的社会诚信体系,有碍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为有效应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困境,在中国已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背景下,建议积极研究该公约与中国法律制度的衔接问题,完善商事调解法律规范并适时制定独立的商事调解法,建立专职调解员队伍,培育成熟的社会诚信体系。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后发优势”与中国立场

《新加坡调解公约》是《纽约公约》的追随者和效仿者。通过模仿《纽约公约》的框架结构和规则术语,《新加坡调解公约》意图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创建一套和解协议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借用发展经济学领域“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理论进行分析,《新加坡调解公约》在绝大多数事项上具有“后发优势”,仅在适用范围、运作机制等少数事项中可能存在“后发劣势”。而且,这些“后发劣势”大多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等技术手段加以避免,还可以经由公约内置的修正机制予以克服和转化。考虑到该公约自身的优越性及其对中国的价值和影响,中国应尽早批准该公约,分阶段实现国内制度衔接的三项目标,即确保该公约顺利实施、统一中国商事调解制度、加快建设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论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下的商事调解制度——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视角

中国近年来建立起诉讼、仲裁、调解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其下的商事调解制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下的商事调解制度相比,在调解类型与调解独立性方面尚有很大进步空间。完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下的商事调解,对中国建立现代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国际商事法庭运作机制及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依据多边主义、私法自治、区别对待原则的指引,加快商事调解法的制定,建立对调解人的约束制度,充分发挥当事人意思自治,对国际、国内商事纠纷暂时可适用“双轨制”调解模式,循序渐进地推动商事调解独立性改革,从而促使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下的商事调解制度与现代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接轨,为中国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审查制度探究

《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跨境直接执行机制,但出于对和解协议监督及维护执行地国家利益等方面的需要,仍有必要建立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审查制度。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审查制度在审查对象、审查内容、法律效果等方面区别于外国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制度,兼具支持、监督、控制和解协议质量、权利救济等方面功能。同时,本文从制度模式、基本原则、审查主体、审查范围、权利救济程序等方面对跨境执行审查制度内容进行了分析,并就我国构建跨境执行审查制度作了初步探讨。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机制建构

《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在缔约国直接申请执行的机制,可促进全球商事调解的流动性和统一化。较之诉讼和仲裁,调解在解决“一带一路”商事争议方面具备明显优势。目前,我国在构建“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机制上面临缺乏统一的商事调解法律制度、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队伍不足、调解协议缺乏直接执行力、虚假调解难以监督和避免等困境。对此,我国应当建立以中国商事调解法为核心的商事调解法律制度体系,明确个人调解法律地位,促进专业商事调解组织发展,强化“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协议执行审查机制,为“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机制的构建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诉讼和仲裁、调解衔接机制的研究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CICC)诉讼和仲裁、调解衔接机制大体上遵循我国民事程序法的相关规定,且具有促进纠纷公正、高效和实质性解决的制度优势。但该衔接机制也存在参与主体的范围限制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衔接模式的多样性和完整性不足以及监督机制尚未健全的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CICC需要逐步废除参与主体范围的限制,规范参与主体的选定机构、标准和流程;丰富和完善衔接模式;完善监督机制,规定国际商事专家委员回避、惩戒制度,明确法庭附设调解和法庭外调解程序达成调解协议审查内容和方式。

《新加坡调解公约》框架下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及我国回应

《新加坡调解公约》针对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进行了规定。在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问题上,《公约》界定了所适用的和解协议范围,将和解协议视为可直接执行的法律文件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便利了和解协议的执行,但与目前我国调解协议须经司法确认的制度产生冲突。在和解协议的执行抗辩事由上,我国法律与《公约》不存在实质上的冲突,但在具体抗辩事由上有待进一步的细化;此外,我国法律未对和解协议的执行与其他救济程序之间的关系予以明确。为了更好地衔接《公约》的规定,我国宜从和解协议可执行性这一根本问题出发,明确可执行的和解协议范围及定义,并对和解协议的执行抗辩事由、和解协议执行与其他救济程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予以细化规定,构建与完善国内层面的和解协议执行制度。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研究——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法律制度联系为出发点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至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因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相关活动进行中当事人之间产生了数量较多的民商事争议。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推进与发展,此类矛盾数量将日益增加。我国作为倡议发起国,参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制定国,预计加入该公约。本文根据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等综合分析,提出更加适用的围绕调解这一手段展开的争端解决方案,对于加入《新加坡公约》继续予以考量,这不仅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友好往来,且能为国际社会的类同民商事争议得道更好地解决提供路径和参考。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调解法律问题探析

仲裁和调解作为当今国际商事交往中解决纠纷的两种非诉讼方式,具有各自的运行机制和规则程序。但是随着国际商事交易的不断深入,这两种争议解决机制都面临着各自的缺陷和困境。而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发展出来的仲裁和调解两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结合,正作为一种新型的争议解决方式蓬勃发展。它的优越性何在?解决纠纷的价值和作用又有多大呢?本文试从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相结合的基本理论着手寻找问题的答案。

NEWS FROM CCPIT

On June 26,co-sponsored by CCPIT/CCO- IC Mediation Center and CEDR（The Center for Eff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Seminar was held in Beijing.Before the seminar,CCPIT Vice Chairman and Director of CCOIC Mediation Center,

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问题研究

执行是法律的生命。随着我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跨国经贸往来日益频繁,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国际商事争议的增加。国际商事调解以其特有优势逐渐被各方所认可并已成为解决争议的重要途径。《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颁布建立了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机制,我国虽早已加入该公约,但我国目前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制度尚未得到妥善构建,既缺乏国内法的专门规范,又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执行制度存在较大冲突,难以实现有效衔接。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在执行环节面临着调解协议性质认定存在争议、执行前的调解协议审查指导员缺位、调解员资质认证不明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健康发展。从我国现有国情出发,分别从实行国内与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双轨制、建立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审查制度、建立调解人才队伍以及完善法律制度以实现优化我国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制度并与国际接轨。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新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不断发展,贸易摩擦日益频繁,商事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向着多元化发展。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方式,调解具有灵活、高效、包容的特点,为很多商事纠纷的当事人所青睐。不过由于很多国家将调解定义为民事合同,其无法被强制执行,因而调解制度难以在国际商事中获得进一步发展。《新加坡调解公约》的产生将改变这一局面,在该公约中,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使得商事和解协议可以在不同国家间承认与执行。这意味着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同时也意味着国际商事调解独立于诉讼,仲裁,开始向着独立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具有深厚的调解基础,但我国的调解体系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并不相同,因此我国需要采取一系列行动,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尽快与国际规则相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