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法院指示的临时措施

国际诉讼中,临时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工具。近年来,国际法院案件当事方频繁请求指示临时措施,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国际法院几乎都会指示临时措施,这使得作为“附带程序”的临时措施几乎成为国际法院的“标准程序”。从某种角度看,这种发展趋势背离了临时措施的初衷,成为案件启动国的诉讼策略工具。在此背景下,研究国际法院指示临时措施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诸如临时措施的具体过程、双重目的、管辖性先决条件、情形需要以及法律拘束力等,不仅可以加深理解国际法院临时措施制度的理论基础,而且可以认识到该制度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国际法院作用探讨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 ,但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在《国际法院规约》的范围内 ,从国际法院管辖权的角度 ,探讨了加强国际法院作用的现实途径 :有所侧重地利用其诉讼管辖 ;充分利用具有多种优势的特别分庭 ;而咨询管辖则为国际组织提供了预防与解决争端的新途径。

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初探

从常设国际法院到国际法院,其咨询管辖权和“司法性”之间的协调一直是一个难题。要想满意地解决法院当前面临的困境,不必急于扩大有权寻求咨询意见的机构的范围,而必须确保各机构在利用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时,更多的是出于解决法律问题的目的而非政治目的。

国际法院指示临时措施研究

作为国际法院在诉讼过程中的一种附带程序,指示临时措施的实践在冷战后增长迅速。国际法院指示临时措施须满足具备初步管辖权、随后所作判决主体的权利面临直接危险等条件。被请求国不出庭,不妨碍国际法院指示临时措施。国际法院指示的临时措施,有一些未能得到当事国的执行,有一些可能提前介入案件的实质阶段。从当事国的角度,启动该程序可能确实出于情势紧急之需要,也可能是出于诉讼策略的考虑。从国际法院的角度,需要对指示临时措施的程序加以完善。

论国际法院管辖争议中的可受理性问题

有关国际法院的管辖争议中,大量涉及到案件的可受理性问题。可受理性问题在发生依据和后果上都不同于管辖权。有关争议主要表现在是否存在法律争端等五个方面。国际法学界对管辖争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辖权方面,鉴于可受理性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需要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与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纪念国际法院成立60周年

国际社会在历经威斯特伐里亚体系时期和国际社会组织化时期之后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这一时代给国际法提出了如下挑战如何应对国际法的碎裂和国际性法庭大量增多两大现象。作为维护国际社会公正的权威司法部门,国际法院必须对此做出反应。考虑到法院诉讼管辖权的局限,充分利用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应该才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的最佳方法。与此同时,鉴于既往的经验,充分利用咨询管辖权必须坚持正确的理念。

国际海洋法法庭若干法律问题的分析

国际海洋法法庭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附件6增设的新的常设性国际司法机构。设立 国际海洋法法庭是争端解决机制的一大创举,并且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和重要的地位。比如,它 确认了争端当事方资格、克服了海洋法本身的缺陷、实施了强制性的管辖权等。目前,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实践中 主要是处理"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和"临时措施"的案件。国际海洋法法庭对于中国也有重大的影响。

国际海洋法法庭若干法律问题的分析

国际海洋法法庭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附件6增设的常设性国际司法机构。设立国际海洋法法庭是争端解决机制的一大创举,并且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和重要的地位。比如,它确认了争端当事方资格,克服了海洋法本身的缺陷,实施了强制性的管辖权等。目前,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实践中主要处理"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和"临时措施"等案件。国际海洋法法庭对于中国也有重大的影响。

试论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

咨询管辖权是国际法院的两大管辖权之一。国际法院通过对重大法律问题提出咨询意见,既促进了争端的解决,又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发挥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在综合不同改革建议的基础上,认为授予联合国秘书长咨询请求权是扩大国际法咨询管辖权的最佳选择。

“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的国际法问题分析

科索沃境内的民族冲突是导致科索沃独立的一个重要动因,其独立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策划和推动的结果。国际法院认为一般国际法中没有适用禁止宣布独立的规定,并得出结论认为安理会第1244(1999)号决议与《科索沃临时自治宪政框架》构成答复大会征求咨询意见时应该考虑的国际法的一部分。故国际法院在经过分析后最终认为科索沃的独立宣言没有违反任何适用的国际法规则。本文通过分析,指出"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在国际社会的消极影响明显远超过积极影响。中国应通过综合努力促使国际法朝更加积极和完善的方向发展。

国际法院裁决的遵守和执行

本文拟就国际法院裁决的遵守和执行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国际法的实施问题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本文依次论述了当事国遵守国际法院裁决的义务范围,当事国自觉遵守国际法院裁决的原因,联合国内针对不遵守裁决的情况而产生的执行制度,以及阻碍国际法院裁决被执行的有关因素等问题。

初探塞拉里昂特别法庭

塞拉里昂特别法庭是进入21世纪以来,联合国主导创立的国际化刑事法庭之一。通过介绍其创立及创立依据的法律文件、其机构及其管辖权,总结出塞拉里昂特别法庭的特点,指出其兼备了国际特设刑事审判机构和国际化刑事法庭的优点。

同意原则在国际法院咨询程序中的地位再考

现代国际法下的同意原则伴随着第三方解决国际争端的兴起而确立,被公认为国际裁判管辖权的基础。常设国际法院的实践表明,同意原则不仅适用于诉讼管辖权,也适用于咨询管辖权。然而,在联合国时代的国际法院实践中,由于咨询案件的特殊性质以及法院对自身职能的独特定位,已经使同意原则很难单独构成影响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决定性理由。法院在咨询程序中考虑可受理性问题时,并未赋予“法院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的职责”与“法院司法职能的适当性”这两个因素以同等地位,而是明显将前者置于优先位置。鉴于国际法院在联合国系统中的特殊地位,法院的实践对于促进联合国机构依法行使职权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到法院的实践可能具有外溢效果。其他国际司法机构不宜简单效仿,不应忽略同意原则在咨询程序中的重要地位。

“对缔约国整体的义务”概念在国际法院的适用

传统上国际法院认为,只有受害国才可以援引另一国的国家责任。与此不同,《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48条规定,受害国以外的国家基于“对一切的义务”或“对缔约国整体的义务”亦有权援引另一国的责任。本文试图厘清“对缔约国整体的义务”的含义与范围,分析其在国际法院的发展,并回答对公约管辖权条款的保留是否会限制一国基于“对缔约国整体的义务”对另一缔约国提起诉讼的问题。本文认为,对诉诸国际法院的保留是对一国依据“对缔约国整体的义务”主张诉权的限制,但存在两种例外。此外,“对缔约国整体的义务”这一概念在国际法院逐步受到认可,其有利于加强条约的可执行性,并避免有罪不罚现象的发生。但目前国际法院仅认可将“对缔约国整体的义务”的范围限定于有公约规定的、强行法所禁止的行为。只有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国家才能依据“对缔约国整体的义务”享有诉权。

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院“功能并行”的理解和适用

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院通过不同的行为方式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其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关系可理解为所谓的"功能并行",即两个机关可以从不同方面对同一争端行使管辖权。这种"功能并行"也为争端当事方同时运用两类机关寻求互补的救济提供可能性。这种互补运用也可能揭示出安理会与国际法院之间的潜在冲突。实际上,为了避免上述冲突并有效解决争端,两个机关必须相互协调与合作。

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程序中的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

近期联合国大会将巴以冲突和气候变化相关问题提交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程序,凸显了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张力,也反映了部分国家和国际法主体通过法律程序突破政治困局的意图。本文通过回溯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程序界定并区分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历史,提出这一区分源自常设国际法院时期的司法传统,其初衷在于限制法院管辖的范围。然而,实证地考察国际法院的长期实践发现,法院在确认咨询管辖权的阶段,通过适用司法实践发展出的积极标准和消极标准,事实上取消了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对管辖权的约束;在发表咨询意见时,法院则通过将法律意见抽象化、调整发表意见的范围或宣告“法律不明”这些不同的路径回应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这些观察有助于我国形成有效参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咨询意见程序的策略。

国际强行法与国家豁免权的冲突及其解决——以德国诉意大利案为视角

德国在国际法院诉意大利一案已有定论,2012年2月3日国际法院认定即使是德国作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仍然不能够剥夺其应享有的国家豁免权。在司法实践中国际强行法规则屡屡让步于国家豁免权,这也使得国际法学界更加关注国家豁免权与国际强行法之间的关系。为了协调二者的关系,可以考虑将国家管辖豁免权加以限制,将违反国际强行法规则的行为作为国家管辖豁免权的一种例外。就执行豁免而言,还需更为谨慎地处理其与国际强行法的关系。

主权与职权之争——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与当事国同意原则关系的争议与解决

“查戈斯群岛咨询案”再一次引发了各界对咨询管辖权与当事国同意原则关系的关注。在这一问题上，国际法院与当事国持不同态度，对当事国同意原则是否可以适用存在争议。这一争议的存在不利于咨询制度发挥作用，应探寻其存在的真正原因并解决争议。当事国同意原则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而国际法院虽然否认当事国同意对咨询管辖权的影响，但也为该原则的适用留下了空间。在双方对当事国同意原则的支持与反对背后，存在着国际法院寻求发挥作用与国家寻求维护主权的矛盾。解决争议要以解决矛盾为中心，协调双方的意愿，因此不能单一地支持或反对当事国同意原则。参照实践，可以采取将国家参与咨询程序的习惯制度化，并分情况适用当事国同意原则的方式，解决双方间的争议，促进咨询制度乃至国际法治的发展。

“巴勒斯坦诉美国使馆迁移案”的国际法研究

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和美国就迁馆行为的正当性展开法律上的博弈。巴勒斯坦在国际法院起诉美国,该案件在实体和程序上都存在极大争议。从国际法院诉讼主体资格的要求方面来看,巴勒斯坦在本案件中具有诉讼主体地位;从美国退约行为对本案不产生效力方面来看,国际法院对案件拥有管辖权。美国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关系的干预以及单方面迁馆及退约行为构成对国际秩序的破坏,违反国际法。双方应当采取协商、诉讼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国际法院判决执行的典型案例分析及完善方案

国际法院的判决作出后,诉讼当事国是否执行该判决成为新的争议焦点,且该争议不断地增加,而现行《联合国宪章》《国际法院规约》《国际法院规则》更多地规定了争议处理的前半部,而对于判决作出后的执行问题未作出具体规定,由此只能委托给联合国安理会。然而,现行体系并没有明确'未执行'的判断标准以及确定未执行后更有效的处理方式等。为此,目前修订《联合国宪章》几乎不太可能,那么可以在现行体系下检讨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即从确立判决执行与否的判断依据、保障判决执行的监督机制、建议或劝告制度等层面来完善现行体系所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