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

随着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数字技术越来越广泛地被运用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数字贸易作为新型贸易模式,引领着贸易发展的方向。通过考察数字技术方式交付的数字服务贸易,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综合评价指标,利用2014—2018年OECD成员国和金砖国家为样本,比较分析40个样本国家综合因子得分和排名。结果显示:发达国家在数字服务贸易格局中竞争力较强,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力较弱,处于不利位置;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十分迅速,但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支持环境等方面处于劣势,进而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创新驱动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为准自然实验

将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分析法相结合,系统研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如何影响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发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直辖市相对更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大于其他地区;科研水平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中发挥了正向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与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应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大力培养数字贸易领域技能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视角下我国国际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以大数据技术为背景,通过不断创新应用新型技术带动自身发展从而实现经济价值提升。信息时代,经济发展需要具备物联网及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支持,而数字经济结合国际贸易的发展在未来也会成为经济模式转型的重要手段。当前经济的创新融合中仍然存在未全面转型或不具备核心竞争力等弱点。要促进数字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协同发展,则需深入探索数字技术并科学运用其带动经济治理,以此为国际贸易完善经济链实现真正的转型升级。基于此,本文对数字经济影响国际贸易改革的具体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当前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通过数字经济促进国际贸易改革发展的应对方案,以供参考。

Policy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Evaluation of Digital Trade: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s an extension of traditional trade,digital trade is a new type of trade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In this paper,we first analyze the digital trade-related strategies of eight leading economies through word clouds and dissect China s digital trade-related policies using the word frequency method by sorting through the digital trade-related policy documents of 26 economies and Chinese provinces.We then evaluate the status quo of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in 111 countries and Chinese provinces by building a digital trade index system to determine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market potential.The results show that all countri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digital technology,data and government guid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The results also reveal that"development,""service"and"construction"are the three most frequently used words in various Chinese documents.The overall level of China s digital trade is at the global vanguard,but is characterized by uneven regional development.In the era of digital trade,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is also in urgent need of breakthroughs and innovation.

中国自主的数字贸易知识体系建构——以西方经典理论为参照系的比较

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颠覆了传统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商务的理论范式,中国学者在数字贸易领域的率先实践为中国自主的数字贸易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历史机遇。文章从中国数字贸易发展事实出发,以西方经典贸易和商务理论为参照,在全面梳理中国学者原创性贡献并适当参考西方有价值的前沿研究基础上提出数字贸易一般性分析框架。具体地,数字技术是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数字技术、平台、消费者、数据、全球公司和智能制造六大主体及其内在关系构成了基于数字技术创新的数字贸易主分析框架,是数字贸易核心研究领域;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以贸易成本、多边贸易、全球生态网络、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力市场和数字贸易规则六大重点研究领域构成的基于消费者偏好的全球贸易平台次分析框架,以及平台生态系统、组织变革、商业模式、供应链管理、数字营销和数字并购六大重点研究领域构成的基于需求驱动的全球公司次分析框架。文章构建的数字贸易分析框架是动态演进的学术范式,有利于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形成。

数字贸易规则对“一带一路”国家ICT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数字贸易规则是驱动“一带一路”国家ICT产品出口的关键力量。本文利用2000~2023年间123个国家的双边数据,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了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结构的变化,并构建了衡量其广度和深度的指标。研究发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数字贸易规则广度和深度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国家ICT产品出口,主要通过缩小境内监管质量差异、降低境外贸易成本等渠道改善数字贸易环境。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规则特征层面,贸易方式数字化规则效应更为显著;在贸易关系层面,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对贸易关系疏远国家尤为有利;在网络节点结构权力层面,缔约国度数中心度强化了数字贸易规则的积极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贸易规则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特征,随着缔约国数字基础设施差异扩大,其效应呈现出“强促进-弱促进-牵制”的轨迹。本文丰富了“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支撑”思想的理论研究,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开展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加快ICT产品发展提供了实证参考和政策启示。

新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为推进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赋能作用,具体表现为数字化赋能对外贸易范围拓宽、国际贸易成本缩减、国际贸易模式创新。目前,受法律法规、专业人才、设施建设、贸易壁垒、国际合作等因素影响,数字技术赋能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效用并不明显。据此,本文从加快政策法规建设步伐,稳步扩大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培育高质量数字贸易人才,突破“受制于人”发展困局;积极创新数字贸易技术,不断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深化数字贸易对外开放,适当放宽数字跨境流动限制;推动数字技术和产业深度融合,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我国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问题研究

数字贸易作为当下国际经贸领域最具潜力的新兴贸易形式,不断助推全球经贸格局的深刻变革,加速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的演进,成为本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焦点议题。我国在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谈判的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与发达国家有关数字贸易的基本主张存在分歧;与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对接有待深化;参与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谈判存在局限性。对此,我国应当以自贸试验区为承载地,加快完善国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以贸易协定谈判为平台,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更新,进而实现数字贸易领域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双向互动。

上海自贸试验区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研究

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引擎”,上海自贸试验区应率先全方位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简称“DEPA”)等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以更高水平压力测试推进制度型开放,为数字贸易规则创新和制度建设提供更多“上海方案”。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对接CPTPP、DEPA上总体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对接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尚有所欠缺。对此,应加快建立安全合规、便利有序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持续深化数据技术应用创新,建立高效的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建立和完善数字贸易领域的风险预警和防控机制,构建适应国际规则的争端解决渠道,出台一系列支持和指导中小企业开展跨境数字贸易的政策和机制。

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分析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及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国出口的规模和程度不断扩大加深,如何在国际上享有更大的话语权值得深思。文章着重研究2010—2022年全球经济总量排名前十(包括我国在内)的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测算出衡量国际竞争力的相应三大指标,分析数据可知我国不仅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甚至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略有落后,在数字服务贸易方面的发展仍有不足,需要加强数字服务贸易相关领域各行业的建设,更加重视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从而提升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贸易课程“赛岗融通”教学模式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贸易行业出现了生产智能化、流通网络化、消费数字化的明显特质。面对当前国际贸易中的新业态、新岗位、新技能和专业竞赛,“赛岗融通”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有效激发学习主动性、积极性,还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就业技能。然而,该教学模式也存在授课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缺乏深度的校企合作等问题。高校应该在明确“赛岗融通”教学模式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评价机制的基础之上,通过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产教融合等方式不断推进国际贸易课程改革,从而提高学生国际贸易职业素养和从业能力。

数字贸易背景下国际商务人才培养路径探究——基于可视化分析方法

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企业国际化进程,亟需高校培养一批熟悉数字贸易规则并掌握相关数字技术的复合型国际商务人才。以文献计量作为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运用知识图谱生成、聚类分析等研究手段,对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从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总结数字贸易规则的研究热点,根据关键词时间线、关键词突现将我国数字贸易规则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并总结研究趋势,提出国际商务人才培养的四大路径,为我国专业型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提供了政策建议。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5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文章基于数字创新能力、数字人才建设、数字贸易规模、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营商环境、数字安全6个维度重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全球51个经济体2010—2020年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分析了样本国家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过程,并探究了数字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观测期内全球51个样本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差距明显;中国在数字创新能力、数字贸易规模、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在数字人才建设、数字营商环境、数字安全方面表现相对薄弱;经济发展水平、贸易结构、技术创新是影响一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且各影响因素的贡献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高质量数字连接驱动了数字服务出口增长吗?——来自国际海缆扩展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国际海缆扩展深度作为衡量高质量数字连接的新指标,刻画了国际海缆的连接数量、连接强度、连接广度与一国数字服务出口的关联,提出高质量数字连接是驱动数字服务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它与数据增值服务优势的互补作用是一国数字服务出口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研究结果表明,一国数字服务出口随着国际海缆连接数量的提高而增长。国际海缆通过提供满足大数据跨境传输所需的容量与带宽,来缓解数字鸿沟约束,降低市场进入的固定成本,从而促进数字服务出口。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进一步讨论表明,一国的数字连接能力与数据增值服务优势构成数字服务出口促进的关键互补条件,即国际海缆扩展的数字服务出口促进效应随本国数据增值服务能力的提高而增强,且数据增值服务优势关于国际海缆扩展的数字服务出口促进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随国际海缆扩展的深化而加强。对不同扩展模式即扩展路径、地理范围和投资主体的拓展性分析还表明,连接强度相较于连接广度扩展、洲内相较于洲际扩展、传统电信商相较于数字平台商主导扩展的数字服务出口促进效应更强。上述结论为提高数字连接质量来驱动我国数字服务出口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扩展国际海缆基础设施以实现数字服务出口结构升级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背景下《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改革策略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贸易领域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这对教学内容、方法和师资素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本文首先分析当前《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现状,提出课程改革的新要求,探讨具体的教学改革策略,如搭建外贸+数贸+外语的新型课程体系、利用数字化资源打造双语教学体系、引入企业数据刷新传统教学内容、融入信息技术提高学生实操能力,以及聘请企业专家强化师资综合素养等。旨在提高《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实用性和时代性,培养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专业人才。

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特征、中国的发展现状及建议

数字贸易概念范围随着数字经济发展逐步扩大,在贸易标的范围和主体、交付模式和运作环节、数据化平台和数据要素作用上与传统贸易显著不同,数字可交付服务贸易指标是现阶段度量数字贸易的合适指标。数字技术作为生产要素的特殊性决定了全球数字贸易呈现高增长、强韧性,细分行业领域分化发展,发达经济体绝对主导与发展中经济体高增长并存,美、英等国全面领跑,爱尔兰、新兴国家特定细分领域追赶等特征。中国数字贸易发展迅速,但综合竞争力不强,面临软硬件基础设施国际制衡、制度对接壁垒问题。需有针对性地挖掘细分领域数字贸易潜力,以技术创新提升数字贸易软硬件保障,发挥好在国内国际市场中的比较优势,加快制度型开放,减少数字贸易发展阻碍。

中国与RCEP伙伴文化产品贸易:机遇、挑战与对策

推动文化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实现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路径。近年来,中国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伙伴的文化产品贸易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RCEP其他成员成为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的重要合作伙伴。RCEP全面实施、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以及贸易合作平台的日益丰富,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文化产品贸易带来新机遇。与此同时,中国高科技和高附加值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偏弱,与RCEP伙伴文化产品贸易结构不均衡,数字贸易仍需提质升级。新发展阶段,中国应充分利用RCEP实施的重大契机,提升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拓展文化产品贸易合作渠道,推进文化产品贸易的数字化进程,促进中国与RCEP伙伴文化产品贸易健康持续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中华文化力量。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跨境电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当前,各国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同时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行业的迅速发展为数字技术的日益成熟提供了动力,数字经济快速崛起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还赋予国际贸易数字化特征。在新技术的支持下,跨境电商作为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平台,正面临全球电商环境中的多重挑战。本文通过SWOT-PEST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跨境电商面临法律法规有待完善、物流滞后及跨境支付风险等诸多挑战,并提出了应对之策,以期顺应数字经济的发展。

中国和OECD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OECD主要国家和中国2009—2021年数字服务贸易数据,在测算其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上述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和分行业竞争力的状况,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剖析了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服务业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规模、研发水平对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不显著的抑制作用。对此,我国应立足传统货物贸易优势,带动数字服务贸易“弯道超车”;加大数字科技研发投入,利用科技赋能数字服务贸易行业的效率变革;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加大数字服务行业人才培养,强化数字服务行业的智力支撑。

RCEP数字贸易规则升级与中国应对——与USMCA、TPP、CPTPP、欧日EPA比较的思考

RCEP实施以来,为域内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也凸显其规则设计的不足。利用TAPED数据库对RCEP和当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五个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度进行测度比较,发现RCEP在电子商务、数据传输等七个维度的深度上均显落后。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发展速度处于第一梯队;中国、印尼等第二梯队的国家进一步地在数字贸易规则领域有一定的基础,RCEP的签订使其迅速缩小了与数字贸易规则先进国家的差距;菲律宾、老挝和缅甸则从数字贸易规则“零基础”实现了跨越式发展。RCEP数字贸易规则可能升级背景下,我国在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面临挑战,需要在构建中国式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规则、完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统筹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和确保数据安全之间的均衡、促进RCEP争端解决机制提质升级、搭建RCEP政产学研交流平台等方面采取前瞻性举措,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