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自贸区新实践、新规则与我国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已历十载,综合比较国际自贸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认真研究和落实国际经贸规则对自贸区建设的相关要求,对推动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文章首先对国际自贸区研究的学术文献脉络进行了简要梳理,随后总结归纳了国际主要自贸区的最新实践,阐明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创新演变。指出当前我国自贸试验区总体上偏重于贸易便利化框架下的制度改革,与投资便利化相关领域的制度创新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制度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未来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明确等问题。并提出从投资者视角调校自贸试验区建设方向、从可持续发展和新产业技术革命趋势要求出发促进我国自贸试验区(港)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大湾区如何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与WTO相关规则对比分析发现,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数字贸易、“边境(后)”规则等方面进行拓展和完善,从经济领域和规则领域两个层面对中国产生诸多影响。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实际,粤港澳大湾区可在非关税壁垒领域(削减非关税壁垒,对标国际高标准)、服务贸易领域(促进服务贸易高水平自由化)、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领域(营造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数字贸易领域(审慎管理数据要素,统筹好开放与安全)、中小企业领域(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先行先试部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中国改进经贸规则,提出国际经贸规则的“中国模板”提供智力支持。

制度型开放的理论证成与实施路径——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视角

制度型开放具有丰富的内涵及深刻的时代意蕴,制度型开放聚焦于规则和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创新,其实质是通过国内法的方式将国际经济法的价值和原则制度化,是更高层次的主动开放和单边开放,是以互认和积极的协调为基础的开放。就其意义而言,制度型开放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是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变化新趋势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制度型开放的总要求是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具体而言,我国应在完善外资准入等国内规则体系的同时,在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积极引领国际规则的构建;加强规制透明度的同时,通过互认、遵从良好规制实践等促进国内规制的协调与合作;探索建立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接《投资便利化协定》完善外资管理;通过标准联通、互认等方式加强标准国际化方面的合作。

中小企业规则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阿喀琉斯之踵——以国际贸易协定中小企业条款为视角

中小企业模式的灵活机制与市场适应性强的特点,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稳定市场环境中起到助推作用。但因单个企业规模小、应对风险能力差等自身缺陷,各国普遍对中小企业的发展采取支持和保护的引导政策,各类贸易协定关于中小企业议题也以专门章节或者模块的方式出现在协定文本中。因国内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与国际规则相比,较为羸弱,公私企业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也成为中国加入各类贸易协定的一大阻碍。在厘清中小企业规则国际演变趋势的基础上,应当更新国家行业产业链和供应链思路,形成“双中性”原则思维,可以一方面制定并推动资金、贸易与信息互融“三位一体”的国内扶持体系;另一方面在参与国际事务过程中,主动构建区域经济中小企业交流合作模式,提供中国市场经济观与企业价值观,为国家经济平稳转型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发力重点

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举措。需要在全面把握其规则要求实质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对标态度,力争达标或原则上基本达标,重点要在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协定以及市场竞争政策方面的改革进行对标。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要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国有企业分类、实行不同的监管模式等为改革重点;政府采购协定方面,应对《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修订,积极参考GPA及CPTPP政府采购章节的有关规则做相应整合、修改和完善;市场竞争政策方面,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国内不同省市、不同市场存在的壁垒和障碍,建立公平法治统一的营商环境。

中国服务业高水平扩大开放的路径研究

近年来,在经济发展、国际竞争等因素的推动下,中国服务业开放进程加速推进,并呈现出“边境后”、集成式、主动开放以及供应链融合等特征,这意味着中国服务业开放进入了新阶段,需要采用不同的思路和路径推进相关领域开放。同时,中国服务业开放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服务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发展均推高了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尽管当前中国服务业开放实践已取得良好成效,但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比,在开放广度、深度、精度、韧性与质效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未来,中国服务业应统筹推进边境与“边境后”开放、对内与对外开放,建立多层次协同的开放制度体系,加强产业促进,完善风险防控,并增强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数智时代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边界探析——兼对TikTok剥离法作法律分析

TikTok剥离法的通过,引发其是否违反国际规则及能否援引安全例外抗辩的质疑。在当前数字与智能时代背景下,TikTok面临的挑战并非偶然。文章以TikTok剥离法为例,在更广泛视域下对安全例外条款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适用边界进行了探析,并且发现安全例外的适用虽非不可能,但应满足严格的条件。就数据安全与算法主导的认知域安全威胁而言,至少需证明:跨境数据传输或信息分发已引发社会危机或动荡,或招致与武力冲突相当的危险;措施实施于“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时期(WTO规则)或通过必要性测试(国际投资法)。美国显然并未满足这些要件,不具合法性依据。在多边框架下,安全例外不应成为各国逃避义务、肆意打压对手的工具与借口。

新质生产力赋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研究

党的二十大部署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高到战略层面,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以创新为核心引擎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能够助力自由贸易试验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促进贸易强国建设等,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有着强大的赋能作用。两者之间本是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然而,在此过程中却也面临着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困难、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亟须加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领域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国际营商环境仍需持续优化等现实挑战和主要问题。为此,新质生产力赋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要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营建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

外贸、外资与经济再全球化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再全球化,我国外贸外资和知识产权国际贸易面临新的困难、机遇与挑战。通过材料分析和实地调研十个城市的外贸外资和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情况,了解到各地方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如通关便利化水平、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等方面取得新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如国际贸易纷争增多、国内企业内卷所致外贸产品质量下降、部分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够、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差异等十个问题。综合调查研究,该文提出十点政策建议,包括:积极参与经济再全球化过程,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力量;强化优势产品及供应链保障,占领全球市场制高点;构建相关评估体系,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水平;探索跨境数据流动便利,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制定外资认定流程标准,完善市场准入清单;积极减轻企业负担,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改善政府监管模式,发挥行业协会功能;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维护海外中国权益。

自贸区建设机遇下口岸联动创新发展的现实基础及实现路径分析——以霍尔果斯-阿拉山口为例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为有效应对新时代国际贸易规则变化及新常态下国内经济转型发展需要,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制度设计。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全国第22个自贸试验区、西北沿边地区首个自贸试验区,发挥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优势,对推进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依托新疆自贸区建设机遇,探索以霍尔果斯片区为牵引带动阿拉山口联动创新发展新模式,从战略意义、现实基础及实现路径三方面进行论证。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国际经贸规则理念的融合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涉外法治的关键性步骤。习近平法治思想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其蕴含的全球共治、以人为本、合作共赢、绿色低碳的思想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虽然当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在全球共治以及合作共赢方面与习近平法治思想有些出入,但其以人为本的思想和绿色低碳的构成要素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相融合。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应当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合理评估国有企业、劳工等国际经贸新规则,分阶段逐步接受特殊领域规则并借助WTO等已有的平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路径探析

自2020年起,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经贸合作进入全新阶段。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协定已签署超过七年,与RCEP、CPTPP等最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相比,还存在贸易便利化政策水平有待提高、服务贸易开放承诺水平不高、未涉及新贸易方式和新贸易需求的内容、投资政策不够便利等问题。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中,可以在对标RCEP、CPTPP等先进自由贸易规则的基础上,提高谈判标准,探索解决目前RCEP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和投资自由化水平、拓展新贸易方式和新贸易需求、创新通关便利化条款。

国际经贸规则重塑背景下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战略思考

近年来伴随全球经济低迷的客观走向、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发展以及国家间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国际经贸规则呈现出逆全球化、区域化和“边境内”开放的趋势,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面临瓶颈。因此,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是中国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必由之路。中国在营商环境、自贸区建设和新兴领域发展等方面具有优势,但是行业间、企业间、区域间开放政策堵点有待打通。为了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首先,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其次,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最后,要推进中国规则国际化,引领国际经贸规则重塑。

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与中国方案

金融数据跨境流动是数字经济背景下金融服务贸易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但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就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规制形成统一方案。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一般性规则难以约束各国单边主义立法,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带来壁垒。差异化的自由贸易协定在规制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过程中可能导致不同后果。面对金融服务贸易与监管机制对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巨大需求与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的潜在风险,有必要寻找有效的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方案,以便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同时,最大化地发挥金融数据的经济价值。鉴于我国对于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构建和参与尚处于初级阶段,有必要在处理好金融数据跨境流动与数据安全的基础上,提高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供给水平,以推动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

以制度型开放推进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自由贸易试验区承担着为国家试制度的战略任务,在商事制度改革、服务业扩大开放、构建高质量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面临国际经济格局加速演进的新形势和我国新一轮开放格局提出的新要求,自贸试验区要针对在贸易与投资规则、标准与管理开放程度等方面同国际经贸规则存在的差距,按照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改革开放新任务的需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规则规制开放,推进标准与管理对外开放,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制度型开放推进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经贸规则创新和完善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一套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作为凝聚各国力量、发展沿线国家合作交往、解决分歧的准则。就目前“一带一路”的贸易、金融与投资、税收、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等领域的规则而言,尚存在诸多不敷“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之处:碎片化、陈旧不适应、美式歧视性规则在单边和区域性场域强势登场、世贸多边规则改革艰难、债务可持续性保障机制不足、影响数字贸易的规则阙如以及沿线国家国内法治问题等。在国际经贸规则总体上与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尚不相符的情况下,需要立足现有机制和规则进行创新与完善,以实践为导向,以引导合作、促进交往、规范行动、解决分歧为方向,以构建包容复合型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为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从扩大开放到制度型开放:对外开放平台的演进与升级

在“进口替代—出口导向—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转换中,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经历了“局部开放—全面开放—制度型开放”三个阶段,在政策取向上从扩大开放向制度型开放演进,在空间格局上从东部率先开放向东西协同开放进化,在主要功能上从单一(如出口加工区)向复合(如自由贸易试验区)拓展。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历程反映了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转变和开放制度的演化,不仅形成了从沿海到内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还推动塑造了不同阶段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中国的制度型开放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内制度国际化模式和以日韩为代表的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模式,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特征。应以中国特色制度型开放推进对外开放平台建设转型升级:积极开展先行先试,构建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开放平台体系;推动多区叠加和东西合作,促进对外开放平台红利溢出;深化对外开放平台的跨境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贸关系;加快制度创新成果的复制推广,强化对外开放平台以点带面的功能和优势。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高水平开放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必然具有的时代特色。要推进高水平开放,必须准确把握我们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与开放环境,充分认识经济全球化退潮、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停滞、高标准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成为国际经贸关系主要形式,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构等大趋势。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需要回答好向谁开放、开放什么、如何开放等核心问题。首先,高水平开放应包括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两个方面:前者应当是面向所有地区、所有国家、所有经济体的开放;后者则是面向所有市场主体,以构建公平、开放统一大市场为目标的开放。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准入开放、标准开放、规则规制开放,是下一阶段高水平开放的重点内容和主要方向。再次,以各种双边、诸边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为主要对外开放形式,以推进WTO改革和多边贸易体制重建为长远目标,配合以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容提质,形成主动开放、全面开放的新局面。

中国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的实践与展望——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视角

成立自贸试验区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推出的新举措。十年来,通过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积累的经验,我国将外商投资领域过去的三资企业法合并成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实现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在国内法治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国际法治环境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TFA、DEPA、RCEP、CPTPP为代表的新一代贸易协定不仅比WTO规则更加开放,还呈现出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融合的趋势。在自贸试验区成立之初,我国主动试行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今,中国已经加入或正式申请加入上述协定,适用这些标准已成为现实的需要,范围也不限于自贸试验区。

全球价值链提升视角下完善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体系研究——以广州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产业结构和价值链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利用全球价值链的机遇和挑战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为各行业关注的热点问题。全球价值链提升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同时带来了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如何引导企业对接国际规则成为重点,如何引导企业防范化解境外投资风险成为关键,如何引导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成为难点,这些新变化对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体系提出新要求。本文在借鉴中国香港贸发局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建设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提出对策建议,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