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治建设的三个维度

私权保护、国家治理和国际协调是知识产权法治建设中的三个维度。知识产权的本质是人们依法就智力活动成果享有的私权,其客体是通过知识创新或经营劳动产生的特定信息,制度运行中出现的抢占信息资源并将其包装成知识产权客体牟利的乱象应予以纠正。基于信息的无形性,知识产权保护通常需要首先确定客体范围边界,然后对权利人予以及时充分的救济,因此需要行政和司法机关提供专业、便捷的确权及公正、高效的保护。这一建立在“以公开换保护”基础上的公权力介入特色,使得知识产权制度成为国家治理工具。知识产权保护还与国际贸易紧密相关,这一领域存在诸多国际条约。法治建设不能脱离本土实践,应基于地域性原则,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等原理,寻求国内国际法治协调发展的共赢之道。

从RCEP到CPTPP:浅析两大协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启示

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代表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特别在全球数字变革的风口下要注重数字变革与知识产权协同保护。通过对比RCEP、CPTPP两个协定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找到两个协定在著作权和相关权利、商标和地理标志、专利和关于知识产权权利实施的执法程序等方面有相同点,但在版权和相关权、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等方面不相同;基于此分析两个协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影响与挑战,预测国际知识产权的变化趋势,提出对标国际知识产权新规则的中国方案,包括全面加强数字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构建良好的数字产权发展环境、提升知识产权转化效益、推动国内产业创新发展、推进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强调中国应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事务,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日后参与制定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打下基础。

论推动构建包容普惠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

近年来,“推动构建包容普惠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表述陆续出现在我国知识产权政策文件中。在叙事话语层面,其与我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契合。然而,知识产权专有性和法定性与“包容普惠”所强调的开放性和可及性等存在紧张的对立,知识产权的现有规则中的包容普惠条款较为零散。在国际层面,知识产权国际协调的棘轮效应对国家条约义务的约束以及体制转换造成议题切换的灵活性,使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朝着普惠、包容方向发展还存在障碍。因此,我国应在多边体制中积极呼吁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并在国内规则中践行这一指导原则,修订知识产权规范。

外贸、外资与经济再全球化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再全球化,我国外贸外资和知识产权国际贸易面临新的困难、机遇与挑战。通过材料分析和实地调研十个城市的外贸外资和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情况,了解到各地方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如通关便利化水平、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等方面取得新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如国际贸易纷争增多、国内企业内卷所致外贸产品质量下降、部分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够、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差异等十个问题。综合调查研究,该文提出十点政策建议,包括:积极参与经济再全球化过程,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力量;强化优势产品及供应链保障,占领全球市场制高点;构建相关评估体系,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水平;探索跨境数据流动便利,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制定外资认定流程标准,完善市场准入清单;积极减轻企业负担,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改善政府监管模式,发挥行业协会功能;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维护海外中国权益。

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路径——以国际经贸规则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为视角

近年来的新冠疫情凸显了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缺乏有效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机制的现实,以及在整体的利益平衡关系中偏向了主要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私人部门的问题。而国际经贸规则领域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其可包容公共健康的理念,以及存在可用以平衡“公私”利益的成熟的规则实践,从长远角度对解决国际知识产权的制度问题有着很高的借鉴价值。在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视角下,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可考虑:在条约中明确引述可持续发展理念目标;明确跨国公司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社会责任”;与其他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领域的条约标准相衔接并与相关国际组织展开合作;针对突发的公共健康等公共危机规定“例外措施”;防止可持续发展原则被发达国家用以“胁迫”发展中国家。

新一轮国际知识产权规则重构下的中国选择——以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为目标

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面临加速重构的背景下,分析我国在相关国际组织、多边和区域等平台上参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中应持的基本态度与立场,以及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参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当前我国对外开放新形势和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认为我国应以更加积极有为的态度参与新一轮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并从总体策略和具体应对措施两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法律适用规则的新发展——以《ALI原则》与《罗马条例Ⅱ》为视角

传统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法律适用规则坚持以地域性原则为主,美国《ALI原则》的法律适用部分突破了地域性原则的束缚,赋予了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的权利,确定了知识产权原始权利的单一化与明确化;欧共体《罗马条例Ⅱ》则在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法律适用方面平衡了个人私益与国家利益;这些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法律适用规则的新发展值得中国借鉴。

从知识产权协议草案看TPP谈判高标准与国际规则制定

本文以目前TPP谈判唯一泄露的知识产权草案为切入点,通过与另一知识产权高标准协议——ACTA的比较,认为TPP谈判标准是目前之最高标准。知识产权高标准代表了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美国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使得知识产权高标准成为另一种无形的贸易障碍。

涉华经贸协定下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国际法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我国缔结的双边经贸协定或加入的多边经贸协定下知识产权相应规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回顾涉华经贸协定下知识产权保护的由来及发展,有助于理解我国履行国际义务在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等国内立法的国际法问题,并由此认识以往被动接受欧美发达国家提出或建立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规则的历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主张推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统筹国内与涉外法治,协调推进国内和国际治理,主动地从自己做起,通过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共商共建共享,向国际社会提供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公共产品”,值得深入研究。

统一知识产权法新论

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本就零散,加之修补,立法层多,使得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不配套,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应参照国际经验,制定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并界定统一知识产权法的范围,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文章对制定统一知识产权法提出整体设想,对制定技术提出建议。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法律渊源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包括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两种方式 ,分析这两方面的内容可知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法律渊源包括国内法、国际条约和冲突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 ,全面了解各种渊源形式 ,采取相应的保护方法 ,对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各项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研究

内部治理问题是当前制约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内部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缺陷的主要由于内部人控制严重、产权不清晰、激励机制不足、外部人控制等原因造成。这些严重地影响了专业合作社的凝聚力、竞争力和对农民的带动作用。应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我国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路径研究——以应对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发展趋势为视角

当前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呈现一体化、碎片化和高标准保护的趋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达国家霸权谈判式的困境,同时也迎来了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制定的机遇。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知识产权大国,一方面,应当完善国内知识产权规则,逐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另一方面,应当坚持维护多边谈判机制,积极构建“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体系,主动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制定,推动制度型开放,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WTO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加入WTO后,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使国内法与WTO规则接轨。目前,我国很多行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WTO规则和修改后的国内法的要求存在差距。为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应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管理机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从而促进国家技术进步,提高民族工业实力,增加社会财富。

中国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策略选择

当前,嵌入在全球科技创新版图中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不断变迁,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逐渐动摇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电子商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已经超越原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客体范围,给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新形势下,中国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国际知识产权新体例与新范式,多元化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及其相关领域,加强自身知识产权法治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平衡、普惠、共赢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

我国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策略研究

目前,我国企业国内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但我国有关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国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努力,我国政府应该加强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教育及完善立法,企业应该在灵活运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同时积极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之国际协调

知识产权争议之管辖专属性已开始动摇。针对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争议,各国已有一些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创新,但尚未形成取得普遍共识之冲突法规范。电子商务的特点也促使各国法律和司法制度有所创新和分化。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争议所面临的问题乃跨境电子商务与知识产权二者的技术性带来,应以技术创新加上制度创新来应对:协调各国实体法,包括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和对用户友好的司法程序;协调各国冲突法规范,其一要以人而非司法主权为核心,其二要以相对统一的内国管辖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在线司法互助制度,以方便诉讼参与人,甚至建立国际互联网法院或仲裁机构;也可以考虑设置有国界或跨国界的网络司法辖区,与现实司法辖区有一定独立性;还可以升级网络平台自治,依靠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等,形成一个有法律效力但可上诉的网络自动裁决机制。上述各方面的协调,可相互渗透、相互配合,形成代码与法律的共治。所提出的措施,既是应对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争议所需,也是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各个具体领域本来所需要的改革。

国际贸易知识产权数字壁垒研究

文章基于国际贸易中恶名市场名单制度及固化知识产权数字壁垒的国际规则发展历程与特征,分析了这两类知识产权数字壁垒产生的原因,及其引起的发达国家滥用知识产权专有权、强化其数字经济优势、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通过梳理知识产权数字壁垒产生缘由,得出了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数字壁垒加大了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压力,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相关企业对外贸易竞争力以及加剧了发展中国家数字技术鸿沟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应对知识产权数字壁垒的政策建议,认为在国家层面应加大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并积极参与国际相关规则的制定,在行业层面应加大反垄断调查及知识产权诉讼,在企业层面应加大知识产权技术创新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以期更好地完善中国知识产权数字壁垒应对制度。

对我国未来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制度的设想

本文对我国未来的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了宏观的探讨,指出建立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制度的必要性,并对未来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以及管辖、法律适用、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等具体制度进行初步构思。

非接触式犯罪模式:样态、规律与走向

目前,对于非接触式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策法学的范畴,缺少对模式层面的整体关注,有必要在“模式论”下,借助文献研究、实证考察和理论推演,对非接触式犯罪的内容展开探讨。非接触式犯罪的核心要义在于“非物理性”接触,其实践样态分为原发型和衍生型。非接触式犯罪的内生规律呈现“从单一犯罪到复合犯罪”“从独立犯罪到交叉犯罪”“从国内地区到域外国家”的变化,未来走向包括目的变化、场景拓展和地域延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