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对海底电缆和海底管道的投资保障义务与中国因应

作为通讯和能源传输领域的基础设施,海底电缆和海底管道的重要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由于私人投资者控制着绝大部分海底电缆和管道,因此国际投资法对海底电缆和管道保障具有无法替代的现实作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亦为投资保障的落实提供了部分国际法层面的依据。然而因海底电缆和管道自身的独特跨界属性,以及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就海底电缆和管道法律制度供给的短缺,使得海底电缆和管道能否获得国际投资协定(IIAs)的保障,以及东道国对海底电缆和管道肩负哪些具体保障义务,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应重视国际投资法与海底电缆和管道保障的其他法律规则之间的联动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在现有国际投资协定、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与规则中就海底电缆和管道作出针对性的法律制度设计,以实现对海底电缆和管道的有效保障。

制度型开放背景下国际国内外资征收与补偿规则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国内法与国际规则的协调是制度型开放的应有之义和实现路径。这种“协调”并非盲目趋同,而是必须植根于本土,认识到国内法对国际法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国际法对国内法改革不可替代的推动效果。征收与补偿规则是国际投资争端中最常被投资者援引的条款之一,但国际国内征收与补偿规则存在规范冲突与适用差异。一方面,国内法中的征收制度未能囊括间接征收类型;另一方面,表述类似的补偿标准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中的适用结果往往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协调国际国内征收与补偿规则的冲突与差异,我国应适当扩张国内法中的征收概念,在宪法性规范对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问题作出规定前,国内法院可参照“一致性解释”规则适用国际投资协定裁判案件。

投资协定“国家安全”条款的范式优化及其适用

“国家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牵动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调整演变的一大变量,主权国家对国家安全的焦虑逐渐弥漫。国际投资协定“国家安全”条款随之兴起且其解释和适用边界日益模糊,发生了功能异化,带来国家违约成本降低、投资便利化自由化进程受阻等风险。为确保“国家安全”条款始终作为国际投资法制的“法方法条款”发挥其“安全阀”功能,亟需基于统筹投资促进和国家利益保护平衡的视角对其进行范式优化。对此,可以选择赋予“国家安全”条款自决的属性并且与东道国国内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建立联系,做到主客观援引条件并重。同时,在条文中明确对东道国附加善意履行要求和适当补偿义务,进一步增强主权国家和私人投资者对该条款的实践预期。此种优化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家安全”泛化,以增强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双向互动的方式统筹发展和安全、开放和安全。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ISDS机制:欧盟方案与中国选择

2020年年末,中国和欧盟完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但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还有待后续谈判。欧盟的ISDS机制立场已经十分清晰,即以具有公法化属性的常设性、两审制的投资法庭机制替代传统的国际投资仲裁,旨在保障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规制权与推动ISDS机制的欧洲化改造,最终提升欧盟在国际投资治理领域的话语权。有别于欧盟,中国在ISDS机制上的基本立场应更加侧重于对本国投资者在欧盟投资利益的保护,因此在ISDS机制的具体设计上不宜照搬欧盟的投资法庭机制,一方面应对其部分组成事项进行优化,另一方面也应适当保留国际投资仲裁的部分要素。

晚近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条款:国际趋势及中国因应

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仅可能给东道国带来积极影响,也可能对其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晚近国际投资协定开始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纳入投资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义务的条款,以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我国现有的国际投资协定正文中并未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条款,其中仅少数在序言中提及该义务,滞后于国际投资协定发展的新趋势。鉴于《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及我国正在申请加入的CPTPP文本中均包含较高标准的企业社会责任条款,我国应加快制定并推广中国模式的企业社会责任准则、加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并考虑在未来修订或签署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条款。同时,我国企业也应主动承担其社会责任义务。

国际投资视域下单边制裁的合法性分析

当前单边制裁在国际投资领域被越来越频繁使用,其合法性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国际投资协定在投资准入阶段适用的范围有限,难以对东道国实施的正式制裁进行有效规制。对外国投资活动和投资存在采取单边制裁可能违反国际投资协定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公平公正待遇、禁止征收、资金自由转移等投资保护的实体性规定。从资本输入国角度而言,投资审查机制可能被用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实施“变相”单边制裁的工具,国际投资协定例外条款也可能为排除单边制裁的不法性提供抗辩依据。因此,由于习惯国际法规则和判例的相对缺乏,对国际投资领域单边制裁合法性的认定需结合国际投资协定相关条款进行具体分析。我国应加快构建和完善国际投资领域的安全审查和反制裁立法,以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气候治理背景下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气候义务条款研究

国际投资规则正在气候投资仲裁的驱动下发生深刻演变。双边投资协定是最直接作用于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与决策的国际法规范。在以利益平衡为缔约基础的发展趋势下,平衡投资协定下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义务为应有之义。可持续与负责任投资原则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的引入与适用为投资者气候义务的设置提供了正当性法律依据。投资者负有气候义务在现有投资条约文本、国际软法、仲裁实践的支持下具有现实可行性。从实体义务条款和程序义务条款双向建构,投资者气候义务条款不仅应包括遵循东道国法律、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和由可持续与负责任投资原则所衍生的具体义务,还应涵盖气候投资争端解决程序中的磋商、信息披露等程序性义务。

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法律政策分析

投资自由化需要合理的政策法律体系来推进和保障 ,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主要法律因素即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禁止履行要求及法律政策透明化等 ,国际立法应反映国际投资自由化问题 。

金砖国家投资合作机制的发展与对策

本文分析了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改革和调整的新趋势,总结了当前金砖内部投资的发展现状,以及金砖投资合作机制的制度性不足。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了中国与金砖国家谈判签署新型投资协定的重要战略意义,并就协定伙伴国的选择、协定定位及关键条款的改革等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及建议。

论国际投资协定中东道国规制权的实践及中国立场

保护外国投资一直是国际投资协定的价值追求与主要内容。随着晚近以来国际投资协定日益丰富,尤其是投资仲裁案件的不断增多,外国投资者依据国际投资协定挑战东道国规制权的现象也日渐凸显。因此,在国际投资协定的条约实践中有关东道国规制权的内容也逐渐增加,其突出体现于国际投资协定的序言、征收条款、例外条款和程序条款之中。中国长期以来积极参与国际投资协定的谈判,对于晚近在协定中增设规制权的做法应当仍予以支持,同时,不必主张所谓的"身份"混同而有所不同。

国际投资法嬗变中的自由化趋势

全球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国际直接投资提出了种种自由化的要求,这些要求与理论的发展相结合,正迅速地通过国际法形式表示出来。国际投资法的单边、双边、区域层面上的自由化趋势日渐明显,但现有的国际投资多边立法仍然难以适应全球化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需要,国际社会需要完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以满足投资自由化的需要。

论《TRIMs协议》对国际投资法和我国外资法的影响

《ＴＲＩＭｓ协议》作为关贸总协定所确立的多边贸易体系的规范第一次涉足国际投资领域，对国际投资活动和国际投资法影响深刻。我国入世在即，该协议必将对中国外资法直接冲击，这是个亟待研讨的课题。该文在分析协议性质、特点的基础上，就协议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协议与我国外资法的协调问题进行了有建设意义的探讨。

国际投资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冲突与协调——以晚近区域性投资条约及相关案例为研究对象

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环境损害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国际社会已开始尝试运用贸易投资条约防范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消极环境影响。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国际投资法立法新模式,在其投资章节中规定了环境条款,试图兼顾投资自由和环境保护两种利益需求。虽然实践表明,该协定仍然没有有效协调投资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并在执行上出现了诸多法律冲突,但该协议所彰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不得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立法理念和原则,可能会成为未来国际经济法中重要的理念和原则,将会对未来国际投资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国际投资法制框架下的缔约国解释研究

在国际投资仲裁机制面临大变革的背景下,缔约国解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与仲裁庭的解释相比,缔约国解释不仅能对投资条约的内容进行澄清,平衡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还能保证投资条约的有效性与持续的可操作性,并有助于推动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完善。从时间跨度上讲,缔约国解释可以贯穿条约谈判、签订、适用和完善等整个过程。不过国际投资法制除了涉及缔约国利益外,还攸关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因此缔约国解释的应用在时间和范围上要受到一定限制。即便如此,缔约国解释在国际投资法制框架下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藉由缔约国解释与仲裁庭解释之间的相互依存机制,不仅能够推动国际投资法制的变革,还能推动形成一个多边投资条约体制。

论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规则及其演进——兼评析中国国际投资协定的变化及立法

为了平衡投资自由化和环境保护间冲突,早期的环境条约意图规范加入投资规则。晚近以来,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环境规则已经成为新式投资协定发展的重要特色。从国际投资协定纳入环境规则的立法模式看,经历了从投资协定到自由贸易协定的多元化发展;从立法内容看,已经形成从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的日趋完善的发展;从规范对象看,意图直接规范跨国公司的倾向已经显露。我国的投资协定在国际背景下也产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是无论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上都存在不足,需进一步完善。

国际投资协定中知识产权保护的路径及法律效果——以“礼来药企案”为视角

2013年"礼来药企案"是第一起涉及专利无效的国际投资争端,因投资协定中知识产权被纳入"投资"的范畴,知识产权人礼来公司以投资者保护的实体条款为依据,利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程序,对东道国提起国际投资仲裁,质疑加拿大联邦法院对其药品专利做出的无效裁决。该案折射出投资协定中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法律效果:知识产权人作为投资者,可以直接挑战东道国知识产权法的制定和实施;TRIPS协议赋予成员方的制度自主空间在投资协定下受到威胁;虽然有一些投资协定条款试图维持与TRIPS协议的一致性,其后果却是赋予投资仲裁庭解释TRIPS协议的任务,会产生新的问题和不确定性。投资协定在TRIPS协议的基础上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强化了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使得知识产权国际体制更加复杂。

国际投资间接征收的中国关切

21世纪初以来,国际投资条约出现了公益化革新的趋向,其核心是平衡投资者和东道国利益。间接征收是涉及利益平衡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兼具资本输入国和输出国的双重身份,面临间接征收挑战。然而,中国已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间接征收条款存在严重缺陷,亟需改进。因此,必须认真关切间接征收问题,未雨绸缪。应该明确中国的投资协定政策定位,规范和完善中国投资协定的间接征收条款。

国际投资协议中国民待遇原则与清单管理模式的比较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从国际投资协定中国民待遇的基本内涵出发,围绕国民待遇适用标准及与之相配合使用的清单管理模式,比较研究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准入后国民待遇,以及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和混合清单3种清单管理模式的具体内容、特点与实践情况,重点结合当前国际投资协定中国民待遇与清单管理的两种主要组合模式——"欧洲模式"和"北美范本",深入探讨"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在中国的具体适用问题。

制裁解禁后伊朗油气领域发展态势、投资机会、风险与对策建议

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就伊朗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从而对伊朗、国际原油市场和中东地缘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协议达成当天,国际油价有所回落,但伊朗原油进入国际市场是一个逐步增加的过程,短期内不会激增,不会对油价形成大的冲击。伊朗油气行业迎来重大投资机遇,而西方石油公司的介入将使其油气领域投资竞争加剧。西方石油公司对伊朗油气领域有重大兴趣,但短期内不会大量投资。伊朗油气领域的投资机会主要集中在石油开发、二次开采和提高采收率、天然气开发与管道建设、油气勘探、炼油化工等5个方面,同时仍然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中国石油公司在伊朗有一定的发展基础,西方石油公司与中方企业存在竞合关系。中国企业一方面要积极挖掘在伊朗的投资机遇,巩固在伊朗的地位,另一方面必须充分认识到存在的投资风险,采取多种措施规避风险。首先要保持与伊朗高层接触,表达投资的意愿。同时要紧密关注伊朗石油行业的招标动态及发展态势,获取相关项目信息、资料和数据,进行初步评价和优选,为投标报价打好基础。还要发挥下游炼化优势,尝试获取一体化项目。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审慎例外条款研究

作为维护东道国公共政策管制权的重要工具,审慎例外条款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审慎例外不仅适用范围广,而且适用条件相对宽松。在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涉及审慎例外时,投资协定不仅规定了金融主管机构作出共同决定的特殊前置程序,而且要求仲裁员必须具有金融服务法律或实践方面的专业知识或经验。结合审慎例外条款的功能与发展趋势,我国应统一双边投资协定中审慎例外条款的模式,规定严格的适用条件以防止审慎例外的滥用,在维护国家管制权的灵活性与保护投资者利益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