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网络犯罪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分析

跨国网络犯罪组织逐渐策划和实施更加复杂的犯罪活动,给社会治安和国家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要惩治跨国网络犯罪,单一国家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各国政府和执法机构必须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这些犯罪行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各国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和协调行动的平台,使得各国能够共享情报、收集证据,协同执法行动,以实现打击跨国网络犯罪的目标。

论美国跨境刑事数据调取中的国际礼让:以《云法案》为例的分析

美国《云法案》确立的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非适格外国刑事数据的取证途径,本质上是绕开外国主权者而开展的单边跨境取证活动。为了应对可能产生的跨境取证法律冲突,《云法案》将国际礼让内嵌其中,并根据产生法律冲突的主体不同而构建了法定礼让分析与普通法礼让分析双重解决路径。然而借镜司法判例,《云法案》的国际礼让体系极可能承袭既往不平衡的礼让特点,在礼让分析的结果上压倒性支持美国单边跨境刑事调取。这是国际礼让理论在美国流变的结果。针对《云法案》国际礼让的特点,我国可兼采完善数据本地化立法的“对抗”措施与推动跨境刑事数据调取双(多)边合作机制升级的“调和”措施,以构建开放而有序的跨境刑事数据调取路径。

境外追诉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选择

面对引渡等传统方式无力解决跨境追逃出现的新情况,境外追诉方式在我国得以应运而生,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提供了新的视野和选择。但也存在立法较为迟缓、实践“适用少”等问题,其背后原因是学界理论关注度不够、相关研究比较薄弱等。要充分运用好境外追诉方式,亟待对境外追诉的性质及法理基础、境外追诉的适用空间及具体程序机制等作出理论回应。“引渡替代措施”的性质界定过于笼统和模糊,整体研究发现境外追诉具有“双重性质”,其法理基础是实质主义法治观。境外追诉的核心问题是适用选择,既要全面考察境外追诉的利弊也要准确界定其适用条件。应当结合实践经验重构境外追诉程序机制。为更好发挥境外追诉模式的治理效能,应加强境外追诉综合配套机制建设和相关法治人才培养。

粤港澳大湾区刑事司法互助之调查取证研究

近年来,随着粤港澳三地交往日趋频繁,跨境犯罪也日益猖獗,通过区际刑事司法互助来增强对跨境犯罪的打击力度已成为必要手段。但实践证明,当前刑事司法互助调查取证仍存在诸多困境,主要体现在粤港澳三地法律制度存在差异、证据适用差异化大、情报信息合作滞后等方面。因此,应协调内地与港澳地区法律制度存在的差异、规范内地与港澳地区刑事司法互助调查取证的法律程序、构建内地与港澳地区犯罪情报信息共享机制,从而构建打击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犯罪的刑事司法互助调查取证机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刑事司法互助水平,提高共同打击犯罪的能力。

追逃追赃与刑事司法协助体系构建

追逃追赃工作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密切相关。我国当前追逃追赃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相关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模糊以及与国内法的衔接不够完善等问题,制约了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成效。我国应当确保国内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现有效衔接,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紧完善《引渡法》,尽快出台《刑事司法协助法》,加强执法司法机关人员的能力建设,更多地运用境外追诉,完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

我国引渡立法的现状与发展

结合国际引渡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我国引渡立法:一是妥善处理国内引渡法与国际条约的关系,在国内立法中规范政府在缔约谈判中的变通权限和程序,以维护法制统一;二是顺应国际公约精神,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避免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矛盾;三是在《引渡法》中设立简易引渡程序,以提高司法效率和适应数量剧增的国际引渡合作需要;四是细化对“被请求国就准予引渡附加条件”的回应制度,以及时有效地引渡和惩治外逃犯罪嫌疑人。

国际反恐怖主义犯罪和我国刑事立法

目前 ,国际社会相继达成一些国际公约和条约 ,加强国际间司法协助 ,以对付国际恐怖分子。这类公约和条约大多针对特定恐怖行为制定 ,将某些性质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非政治化以便作为普通罪行惩罚 ,对恐怖主义的刑事管辖权适用普遍管辖原则 ,同时对恐怖分子不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目前在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方面 ,我国参加了有关国际公约并在1 997年刑法中体现了有关国际公约精神 ,不仅国内立法方面增加了刑事司法协助内容 ,还与一些国家签订具有刑事司法协助的双边条约和加入了含有刑事司法协助内容的国际公约。

国家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义务述评

国际刑事法院是否成功的关键取决于《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和国际社会与之真诚的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反之 ,国家也应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善意履行其自愿承担的义务 ,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本文通过阐述《罗马规约》有关国家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方面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 ,说明国家在国际刑事法院调查。

跨国追逃中引渡措施的困境及其应对

在我国目前开展的跨国追逃行动中,真正采用正式引渡程序被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并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引渡合作中存在诸如条约前置主义、本国国民不引渡、政治犯罪不引渡、死刑不引渡、酷刑不引渡等拒绝引渡理由;另一方还因为存在调查取证困难、司法程序复杂、中外司法理念差异、办案能力和水平有限等因素的制约。对此,我们应采取多种措施,应对引渡合作中存在的诸多困境。如签订更多的刑事司法合作条约及执法合作协定,扩大引渡法律依据的范围,简化引渡程序或采用引渡替代措施,加强追赃,切断外逃人员的经济来源,加强各部门分工协作,加强人才培养,建立相关外国法律专家库,加强法治建设,树立司法公信力等。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承诺免除死刑问题研究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承诺免除死刑是指保留死刑的请求国应已废除死刑的被请求国要求,承诺对犯罪嫌疑人不判处或不执行死刑。承诺免除死刑主要是基于国家开展刑事司法合作以有效打击跨国犯罪的现实考虑。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国内法中尚未明确规定承诺免除死刑条款。《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立法时应增加量刑承诺条款,日后在与其他废除死刑的国家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时,可尝试将承诺免除死刑作为拒绝提供协助的例外条款。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中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研究

自2014年以来,中国开始高度重视对腐败公职人员的国际追逃和国际追赃工作,在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成效,这种成效体现在国际追逃、国际追赃和外交上获得巨大成就。尽管中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立法不断完善,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国际追逃重于国际追赃,适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展开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频率与已签署的国际条约数量不相称,注重个案而不注重制度完善,缺乏适用于国际多边或双边条约的成熟机制,反腐败相关法律之间存在冲突。

对我国引渡审查程序的思考

结合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对我国的引渡审查程序进行思考,并对其如何完善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中加刑事司法协助制度性障碍及解决对策

当前,犯罪的国际性和跨国性需要国与国之间开展国际司法协助,但是我国在惩处外逃罪犯、打击跨国犯罪以及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却存在着制度层面的障碍,中加刑事司法协助面临着同样的制度困境。开展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及其改革问题的研究,对指导中加刑事司法协助立法和司法实践,破除中加刑事司法协助制度障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构建。

东盟刑事司法合作的法律框架建构:挑战与进路

全球化进程带来跨国犯罪的增长,建立有效的区域刑事司法合作机制是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维护区域安全的重要保障。东盟自1967年成立以来,就开始探索其区域刑事司法合作的制度路径。虽然东盟成员国大多有积极合作意愿,但在刑事司法合作法律框架上存在诸多困境与挑战。这些困境与东盟内部既有区域组织文化背景、政治互信度、各国法律制度和司法传统差异等因素息息相关,也对东盟突破传统局限、提升其区域刑事司法合作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厘清东盟相关法律实践与挑战,有助于深化我国与东盟国家在刑事司法领域合作,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论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中的“涉案财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颁布施行是我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立法中的新成果,它明确规定了对于“涉案财物”进行追缴的程序,并且规定无需对财物进行定性的前提即可进行追缴,因此,对于“涉案财物”的范围需要严格界定。文章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中“涉案财物”的概念及其范围展开了分析,并对“涉案财物”启动追缴程序的条件进行了说明。

中国反恐立法的积极转向及其特殊性

2016年1月1日,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和专家的研究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终于出台并开始实施。其中第七章"国际合作"部分规定,中国各反恐相关部门包括武警、公安、国安等部门可以派员到海外执行反恐任务,这一规定无疑对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反恐体系是一大进步和积极转向。随着"东突"恐怖组织与国际恐怖势力不断合流,中国积极介入国际反恐合作机制,并派员到境外国家执行反恐任务,势在必行。

中加刑事司法协助问题探析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与此同时,跨国犯罪尤其是腐败犯罪正急剧增加,对犯罪分子进行审判将面临证据收集、利用、移交以及犯罪分子的跨国移送等国际层面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多数情况下必须通过寻求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因此,处理腐败犯罪案件时,我们应该重视国际司法协助的运用,注意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国CLOUD法案对我国跨境数据获取的挑战及应对

双边司法协助低效率的取证程序难以满足电子取证及时的要求,而美国CLOUD法案的颁布破解了传统跨境数据取证耗时长效率低的问题。CLOUD法案采取的是数据控制者模式,这与大多数国家所确立的数据本地化模式不同,此将引发诸如管辖权冲突、数据主权和网络主权冲突、与其他条约或国家法律条文内容相冲突等问题。我国可合理运用国际礼让原则,适度放开数据本地化模式,完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规范,加强阻断立法,协作治理网络空间,加强国际数据管辖的平等合作,有效应对CLOUD法案对跨境数据获取的挑战。

为执行刑罚目的引渡和被判刑人移管制度的比较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对各国之间的司法合作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作为打击跨国犯罪的利器,引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被判刑人移管制度作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一个崭新而重要的合作领域,也在我国呈现出形式上从无到有、规模上从小到大的发展势头。引渡被判刑人回本国服刑与移管被判刑人去他国服刑,对象上存在交叉,易被混淆,有必要进行比较分析,厘清两种制度的异同,确保在国际司法协助中能对二者正确、灵活运用,达到打击跨国犯罪、实现惩罚目的的最优效果。

全球化背景下边境地区检察机关的直接合作机制——以云南省普洱市为例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全球性犯罪问题日益凸显,有关新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的探索应运而生。在高检院的指导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普洱市开启了边境地区检察机关直接合作机制实践与探索,普洱的探索与实践,有力的证明了边境地区检察机关直接合作机制的可行性及其所蕴含的生命力,为边境地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