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介入限度——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为中心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和《阻断办法》第9条初步搭建了我国反制裁追偿诉讼制度,但前者规定更加宽泛,赋予我国当事人针对根据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作出的仲裁裁决提起反制裁追偿诉讼的权利,会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产生多方面冲突。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将反制裁追偿诉讼中司法对仲裁的介入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以在增强涉外法律斗争能力和支持商事仲裁制度营造良好涉外法治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人民法院应审慎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优先利用《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保留和互惠原则阻断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适用和相关仲裁裁决的效力;特定场景下,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作为兜底性的司法救济渠道。

论联合仲裁机构在海南自贸港的设立路径

海南自贸港在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过程中提出要推进仲裁业务开放,引入境外仲裁机构,但目前面临落地难的问题。海南自贸港引入境外仲裁机构有两种模式,一是境外仲裁机构在海南自贸港设立单独仲裁机构,二是境外仲裁机构与境内主体合作设立联合仲裁机构。现有条件下模式二比模式一更可行,因为其设立更加便捷,成本分担和风险分散更优,仲裁中立性更加突出,能够兼取合作方所长,更有利于国际仲裁人才的培养。联合仲裁机构的性质可明确为仲裁机构法人,内部实行决策、执行与监督权相互制衡的公司化治理。海南自贸港可利用自贸港政策与立法特权,在政策上对境外仲裁机构设立业务机构实行“宽进、严管、多支持”,在法律上暂停《仲裁法》部分条款的适用并进行补充性立法。

多层次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中人民法院主管边界的审查路径

2022年新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确立了我国由各体育协会内部争议解决机构、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人民法院等主管主体共同构建的多层次体育纠纷解决体系,为体育纠纷专业、高效化解提供了多元救济途径。然而,当下对各解纷机制受理纠纷的逻辑关系缺乏梳理,造成当事人救济选择困惑、各机制定位混乱、争议解决效益折损。以一起界定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间主管边界的司法案件为引,分析各机制的法律属性和裁决效力,厘清各机制间的主管边界,确定主管权的审查规则。从人民法院角度,判断体育纠纷的个案主管权,应当以鼓励体育自治为导向,尊重体育纠纷处理专业性、封闭性的特点与效率要求,同时以司法保障当事人救济权益为底线,确保体育纠纷专业、高效、终局性解决。体育协会内部争议解决的约定不产生排除法院主管权的效果,当事人可就相关纠纷直接提起诉讼。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的约定可排除法院主管权,仲裁合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相关规定的,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

CAS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司法审查研究

体育全球化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也是必然趋势。在国际竞技体育矛盾与纠纷化解中,CAS仲裁已成为最主要的途径之一,然而CAS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仍存在一定的障碍。我国《体育法》修订新增“体育仲裁”专章,体育纠纷的可仲裁性已从理论证成走向司法实践,《体育仲裁规则》的发布与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成立为推动我国体育仲裁事业的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基于此,有必要在我国针对CAS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审查中,进一步做好与国际体育仲裁的有益衔接,在司法实践中统一对体育仲裁管辖权、准据法确认、商事保留、公共政策、体育纠纷可仲裁性等问题的判定标准,明确体育仲裁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审查标准,为我国体育仲裁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切实推进我国矛盾与纠纷多元化化解机制的建设。

论国际商事诉讼的仲裁化——兼评我国《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修改

近年来,随着商事解纷法律服务国际化与便利化竞争的加剧,以国际商事法庭(院)为代表的国际商事诉讼普遍出现了协议选择管辖、任意性程序规则、法官选任及一审终局等仲裁化变革趋势。国际商事诉讼与商事仲裁在程序形式上的相互借鉴与交互融合,实质上揭示了当事人自治权与司法职权之间的内在博弈与制度配比。由于涉外商事诉讼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司法属性及内引外联的牵引作用,国际商事诉讼仲裁化无疑会撬动商事诉讼国际化、专业化和自由化导向的司法创新。为改进我国《民事诉讼法》涉外编过于传统和僵化的诉讼程序规则,统筹推进国内与涉外司法质效功能创新,我国应当对商事诉讼当事人程序自治权与司法职权进行合理平衡和适配,以开创和引领国际商事解纷法律服务与跨国司法竞争新局面。

我国竞技体育纠纷仲裁机制缺陷与司法审查的介入

当前我国竞技体育纠纷存在主要两个矛盾:一是价值层面,体育自治性、特殊性与体育全球化、体育商业化在利益诉求特点上的差异与矛盾;二是操作层面,竞技体育纠纷仲裁与行政诉讼孰轻孰重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凸显导致我国竞技体育纠纷仲裁机制显现出以下非常特征:竞争性过于突出而使仲裁范围相对狭隘且依据模糊,垄断性过强而排斥司法介入,仲裁效果上则公正性受质疑且合意性不足.针对以上矛盾和缺陷,有必要进行司法审查,并对我国竞技体育纠纷仲裁机制进行制度创新:协调与礼让是促使各方达成合意的前提与上佳选择;独立仲裁与司法审查合理分工是重点;确保仲裁机构去行政化是难点;改革体育体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根本问题.而确定责任认定和损失评估标准、完善体育纠纷风险基金制度是抓手.

论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与立法完善

作为司法外解决争议手段的国际商事仲裁兼具契约性和司法性的混合特质,从而使得法院对于这一制度进行审查成为必要与必然。仲裁的司法审查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仲裁开庭前的司法审查,仲裁程序进行中的司法审查,仲裁裁决作出后的司法审查。仲裁作出后对裁决的司法审查尤为重要;但这种审查必须是适度的,应当承认仲裁裁决的终局性,简化和明确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标准,审查应以支持和协助为主,控制和干预为辅。支持和促进仲裁发展是法院行使这一权力的立足点。我国应当借鉴国际上的先进做法,通过对《仲裁法》的修改,建立适度的司法审查制度。

国际体育仲裁裁决司法审查标准及其发展趋势

作为体育组织自治解决争端的重要方式,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在解决与体育有关的争端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是保障体育仲裁裁决公正的必要手段,主要包括撤销仲裁裁决及承认与执行裁决两种形式。考察实践可见,国内法院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充分尊重体育仲裁裁决,限制司法审查的事项和内容,这一趋势充分体现了体育行业的自治特性。体育仲裁裁决司法审查标准的完善,尚需在司法介入与体育自治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司法审查,推动体育自治规则法律化的进程,增强体育争端解决的公正性。

论仲裁规则的性质及其与仲裁法之间的关系

仲裁规则是规定如何通过仲裁的方法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程序性规则。仲裁适用的规则既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也可以由仲裁机构或者相关的国际经济贸易组织制定。仲裁规则的本质是契约性,仅在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情况下对相关当事人或者仲裁机构(庭)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当事人也可在不违反相关国家有关强制性法律规则的情况下对他们选择适用的仲裁规则进行修订。国家的仲裁法所规范的是在该国境内进行的一切仲裁活动,无须当事人对此做出选择。仲裁法还是仲裁规则的重要补充。如果当事人或者仲裁规则未能对争议事项作出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可以通过相关国家的国内仲裁立法加以补充与完善。由于仲裁规则与仲裁法在本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在适应范围和法律效力上的不同。

从制度上保证审判独立——以司法独立的国际标准为参照

司法独立的国际标准要求法院和法官在行使审判权的时候不受干预,有关各方也不得进行干预,并且还应当为法院和法官独立审判提供积极保障。我国的审判独立原则包含了法院集体独立和法官个体独立的内涵,但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与国际标准存在着一定差距。只有以国际标准为指导,对我国不符合审判独立要求的制度和做法进行改革,才能够达到从制度上保证审判独立的目的。

论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纽约公约》下的执行问题

根据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规定,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争端解决(ISDS)可以选择提交ICSID投资仲裁或者非ICSID国际商事仲裁。但两种仲裁裁决下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大相径庭,前者依据的是《华盛顿公约》机制,后者依据的是《纽约公约》规则。由于实践中有相当部分ISDS是通过非ICSID仲裁途径解决,因而产生了由其裁决的ISDS案件能否在《纽约公约》下得到承认以及如何执行的问题。所讨论的重点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纽约公约》适用于投资仲裁的可行性问题;二是《纽约公约》下投资仲裁的司法审查问题;三是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问题。国际投资仲裁实践表明,投资仲裁与商事仲裁存在着相互联系与彼此独立的关系。现行的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机制仍然主要以ICSID仲裁所依据的《华盛顿公约》承认执行机制为主,以非ICSID仲裁所依据的《纽约公约》承认和执行机制为辅。

瑞士法框架下体育仲裁“裁决修正”探讨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将裁决修正适用于国际仲裁的先例,使得这一原本属于瑞士国内法上的救济手段可以适用于国际仲裁中,体育纠纷大多属于国际仲裁的范畴。结合孙杨案件,对瑞士法框架下的体育仲裁“裁决修正”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在瑞士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仲裁程序涉及刑事犯罪或裁决作出后发现新的民事证据,当事人均可申请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或其他各州地区法院修正仲裁裁决。刑事犯罪由于具备较强的司法公信力,容易在“裁决修正”中受到法院青睐,应当坚持刑事证据优先的原则。针对发现新的民事证据,需要满足时限条件、勤勉义务、重大影响和法律利益四项条件;同时排除一些禁止性规定才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孙杨案件若以裁决修正理由继续上诉,获得胜诉判决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临时仲裁程序僵局及其机构介入

临时仲裁赋予当事人高度的自治与程序控制权,但其灵活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程序主体的合作,一旦合意不能,易致程序失灵、程序僵局。临时仲裁在启动、组庭、运行、执行四个环节均可能出现僵局:仲裁协议成立要件不明确造成程序无法启动,仲裁庭组成不能导致程序失灵,临时仲裁运作失败后易陷入"三不管"困境,临时仲裁裁决缺乏法律支撑会引发执行难题。破解临时仲裁程序僵局须通过仲裁机构介入及司法机构救济。仲裁机构介入临时仲裁可提供程序协助及管理服务,在临时仲裁程序中指定仲裁员、监督仲裁庭履职状况、为临时仲裁裁决提供转化桥梁。机构介入并不改变临时仲裁的性质,机构介入的理想模式是"服务"而非"管理"。司法对临时仲裁的介入体现为当事人与仲裁员合意不能时的司法救济、临时仲裁程序中断后的司法衔接、临时仲裁裁决的司法承认与执行。司法介入需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协助临时仲裁并进行合法性监督,为临时仲裁僵局提供外部协助和解决方案。

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的纵与限——评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新规定

商事仲裁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作为基础,缺乏司法活动所具有的强制力,为了保障仲裁协议与仲裁裁决能顺利执行,法院既应对仲裁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协助,亦应施以必要的监督和司法审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中的仲裁司法审查新规定,以支持仲裁作为基本方向,区分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就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申请法院撤销仲裁裁决、请求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等案件的审理作出了明确的规范。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司法监督新论

在当今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合意化及其执行国际化的语境下，现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司法监督制度存在着混淆决定型裁决与合意型裁决的司法监督机理、区别对待国内与涉外商事仲裁裁决司法监督，不注重案外人合法权益之及时保护等问题。国际商事仲裁在程序正义供给方面无法与法院审判程序相媲美，仲裁裁决拘束当事人的正当性基础也与确定判决截然不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应当仅具备基于明示或者推定的仲裁确定效。仲裁确定效理论的适用有助于在妥善处理国际司法协助与国家主权独立、意思自治与公益兼顾的基础上，对现行司法监督体系进行整体反思，重构帘严相济的国际商喜仲赫赫凄司法肾督体系．

国际公务员与现代国际法的发展

国际公务员是国际社会日益组织化的产物,联合国60年来的历程对现代国际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将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国际公务员法律制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而形成了一项相对独立并且完善的国际公务员法。国际公务员法在国际法主体、外交关系法、国际司法制度和国际组织责任等领域推动了现代国际法的发展。

南海仲裁结果逻辑瑕疵的法律分析及应对建议

南海仲裁案于2016年7月12日公布了最终裁决结果,仲裁庭几乎满足了菲律宾提出的所有仲裁请求,其中对中国危害最大的莫过于认定"九段线"缺乏法律依据。仲裁裁决在法理上存在严重的逻辑瑕疵,仲裁庭理应无管辖权,"管辖权裁决"自开始即缺乏合法性,最终实体裁决结果与《联合国海洋公约》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且罔顾事实忽视中国在南海早已形成的历史性权利。中国虽然不接受南海仲裁结果,但不应使仲裁案成为阻碍中国融入国际社会、遵守国际法治的负资产。相反,应该以仲裁案为契机,重视国际司法人才的培养,增强法治话语权,成为国际法则的制定者,唯有如此,才能在国际司法争端中有力地维护国家利益。

论当代国际商事仲裁的主要发展趋势

国际商事仲裁作为解决跨国纠纷的有效手段之一,凭借它的高度意思自治性、法律适用和选择的灵活性、裁决执行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以及经济性和效率性,而被广泛应用。本文从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地域分布,法律的适用和选择,立法动态,最新资料统计等诸多方面阐述了国际商事仲裁的主要发展趋势。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研究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问题 ,是我国年复一年的热门话题。在司法改革和纷纷议论制定国际私法之际 ,一系列有关的问题引起了讨论。本文就涉外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过度管辖和不方便法院原则、“一国两制”和“一事不再理”原则、网络环境下的民事诉讼管辖权的确定、涉外仲裁的司法审查制度问题、关于建立我国新的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体系等问题 ,进行简要的综合论述 ,提供建议 ,献计献策 。

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视角下的关键日期

关键日期在20世纪20年代从实践中逐渐被提出并不断运用。关键日期意味着争端有关的所有实质性事实已经发生,关键日期之后发生的事情不能改变关键日期时的既存情势。当事方的权利也因而取决于关键日期时的情势。关键日期的难点在于如何恰当确定争端的关键日期。关键日期的核心作用在于对涉案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的重要影响。国际司法和仲裁中关键日期的实践,对中国从法律角度维护岛屿领土主权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