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职能与软安保:智能化时代国际私营安保公司职能变化及其意义

[研究目的]国际私营安保公司参与后冷战时代全球安全事务的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安保公司走向海外也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国际安保公司在智能化时代承载着情报职能,而且这种职能的地位与作用愈加重要。这种变化凸显了国际安保公司从传统的“硬安保”向“软安保”的转变。分析新现象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方法]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案例研究和归纳总结的研究方法分析国际私营安保公司的职能转变,重点结合智能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和安全环境、需求等阐述国际私营安保公司的情报服务与软安保形成的过程和动力,并探讨其意义。[研究结论]工业革命后的安全环境和安全需求催生了现代私营安保制度;工业革命后期的现代私营安保制度具有“硬安保”的特点;后冷战时代的安全格局(特别是全球反恐战争)为国际私营安保公司的勃兴提供了动力;信息化条件下,国际私营安保公司的情报职能凸显,从而解开了“软安保”模式的序幕;“软安保”不仅意味着智能化时代更加隐蔽、细密的权力管控,也意味着安全治理的核心理念从恢复转向预防;国际私营安保的“软安保”模式显示了一种保持权力扩张的安全形态。

中国海外私营安保公司:现状、问题、对策

随着我国海外利益日益增多,国家动用各种机制进行安全保护的急迫性和重要性与日俱增。与此相适应,对向政局不稳、环境危险、战乱频发的国家或地区提供安保服务的中国私营安保公司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大。根据国际人道法和国际战争法相关条约,私营安保公司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其雇员不是雇佣军或战斗员。在通常情况下,雇员的法律地位是平民,但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则要根据国际人道法,依其在个案中的具体职能而定。为了对身处武装冲突或战乱地区的中国海外私人安保公司进行监管,在国际法层面,中国政府可以建议完善现有监管规范,修改相关国际条约,支持制定新的国际公约;在国内法层面,中国政府应当通过完善国内相关监管规范和措施,强化安保行业和安保公司自律,为我国海外利益提供切实有效的安全保障。

“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构建中的私营安保公司研究

国际私营安保市场已形成政府、国际组织、产业和社会代表多方参与的国际治理架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安全产品市场化结构比较单一,提供主体主要是国家政府,这种"唯一性"致使"发展中国家式"的国际安全领域产业基础供给与"发达国家式"的海外安全需求间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目前,中国私营安保服务公司面临安保服务频次急剧增加、安保服务对象越来越多元、安保服务内容日趋专业等较好发展机遇;但同时由于中国安保服务公司成立时间较晚,也存在一些发展上的问题。"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既要外交保护、领事保护、执法保护;同时也需要私营安保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支持参与。要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理解和设计中国海外私营安保的发展,遵从私营安全领域的国际运行规则,着力推动中国海外安全保护治理体系结构的顶层设计,加快境外安保市场化改革步伐,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企业参与、社会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构建"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可重点根据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特点、方式,充分发挥私营安保公司在风险评估、情报支持、后勤支援、现场保护、安全培训、战略咨询与设计、紧急撤退和紧急医疗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

论当代雇佣军的发展原因及其功能引导

雇佣军通过抗议国家对合法性暴力的垄断地位,不断挑战着国家权威。在国际法对其明令禁止、国际社会纷纷对其表示谴责的时代背景下仍在不断改头换面、大行其道。既然它短期内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如何减少其消极面、引导其发展值得探讨。本文认为,若能实现现代雇佣军与超国家组织(如联合国)某种程度上的结合,也许能起到一些积极的引导作用。

俄罗斯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及其在对外事务中的角色

近年来,俄罗斯私营军事安保服务行业不断发展,以满足企业客户和政府需求。虽然对西方同类公司进行了效仿,但俄罗斯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又独具特色,既不受关于雇佣军的国际法限制,又很少受国内法律的追究。因此,它具有传统外交工具所不具有的灵活性和隐秘性,可作为俄罗斯政府的准代理人在境外“灰色地带”参与作战行动,而避免产生国家责任。在对外事务中,俄罗斯政府可以利用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在与西方国家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实现有限目标,也可利用其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冲突中扩大地缘影响力。尽管如此,由于国内立法缺失、监管薄弱等原因,俄罗斯政府在对外军事行动中利用私营军事安保公司时面临一系列问题。

国际法视野下的私营军事安保公司——模式、争论及中国应对

本文从分析私营军事安保公司提供的军事和安保业务模式入手,分析各种相关概念,认为研究私营军事安保公司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其概念而在于业务模式。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并非国际法意义上的雇佣军。联合国《供人权理事会审议并采取行动的关于私营军事和保安公司的可能公约草案》中有关政府职能外包化和政府固有职能的争议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关于政府固有职能在国际法上并没有明确界定,各国在规则发展过程中应进一步明确其内涵。中国应有效参与规范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国际法规则的创建,并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构建符合自身需求的海外安保服务体系。

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对国际法的冲击及其规制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全球对军事和安保服务的庞大需求,私营军事安保公司作为一类特殊的工商业实体,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得到了极为迅猛的发展。然而,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活跃,对现有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刑法等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此外,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缺乏国际、国内层面的有效规制,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困扰国际社会的问题。对此,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对于这一特殊的行业,需要为其制定一套完整的法律规范。目前,在国际层面,主要国家签署了规制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软法"性文件——《蒙特勒文件》,联合国拟定了关于规制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公约草案,私营军事安保行业也自发地制定了有关行业行为准则等。在国内层面,无论是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母国、雇佣国,还是其开展业务活动的所在国,都致力于发展并完善有关规制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国内法律体系。

军事化非国家行为体对区域安全的威胁及治理——基于私营军事公司和极端主义恐怖组织的比较

私营军事公司是雇佣军的继承者,以信仰意识形态为掩饰的极端主义恐怖组织是动荡地区的非国家武力持有者,两者都是军事化的特殊非国家行为体。私营军事公司和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因冲突外包和安全私有化而成为区域安全威胁。对军事化非国家行为体的治理和应对需要依照他们的行为模式,切断动源、完善法律、阻断资金链条、隔绝两者联系。政治力量应集中在容易被介入地区的不安定根源,其中关键在于提升动荡地区的国家能力,援助执政府进行国家建设,而不是盲目推翻现有政治结构,培植搅局者。

私营军事安保公司规制中的安全与人权:母国的作用

鉴于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在海外提供的安保服务逐渐增多,同时考虑到这些公司对于东道国人民的人权威胁也在剧增,因而促进对这些国际舞台上的新兴行为者的监管和监督是非常有必要的。出于多重考虑,本文将处理人权义务的重心置于母国身上。通过分析一般国际法和国际法委员会的条款,本文提出了三条可将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行为归于母国的路径。并且提出,母国对于私营军事安保公司所承担的实体国际法义务包括了:保护的责任,保障诉诸法院和司法保护的义务,以及国家之间合作的义务。

论对非国家行为体行使自卫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以私营军事安保公司为视角

非国家行为体的日益兴起,使国际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国际法主体的认定标准,思索非国家行为体与主权国家相比,在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方面有何异同点。遭受武力攻击的受害国,对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行使自卫权,其正当性基础在于国际社会追求自由和正义,世界人民普遍反对与和平相对立的一系列行为;合法性基础来源于习惯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安理会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而通过的决议。根据现行条约,非国家行为体在武装冲突过程中依然需要遵守国际人道法,若违反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主权国家要在合法使用武力的条件与范围内行使自卫权,切忌以此作为推行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工具,威胁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