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法典化三题

探索党内法规的法典化对于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诸如“法典编纂的逻辑基础”“法典化的程度”“法典编纂的规范来源”等三个理论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法典编纂的一般规律要求以部门法划分为基础,而党内法规的“1+4”板块划分与这一要求存在逻辑差异,故为保障党内法规法典编纂的科学性,应回归部门法划分逻辑,以部门为单位展开法典化探索。党内法规的法典化程度应根据现实情况适度而为,既不应编纂综合性的“党内法规法典”,也不应认为所有党内法规部门都适合编纂法典。当前,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中,调整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部分展开法典编纂的条件最为充分。编纂党内法规法典,应考虑整合单行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等其他党内法规渊源,在中央党内法规基础上,适度汲取部委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中的适当规范。

论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涵及建设路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进一步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快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加完善的法治体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目标,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抓手,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依托。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明晰中央和地方立法的位阶及判断标准,构建规范高效可行的法律体系形式结构,构建政府职权法定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建设与宪法相适应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更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体系,建设更加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审判体系,建设更加严密的社会主义法治监督体系。

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实施中的地方主体及其责任问题研究

推动落实《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依规治党、高质量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政治任务和行动自觉。地方党委是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法定责任主体,是规划纲要制定实施的基础问题库、重要资料库。随着新时代新征程持续推动依规治党精神落实于地方党的建设,地方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指引下,为规划纲要实施厚植政治、理论和实践基础。其主要努力方向包括提升学习宣传规划纲要的自觉性主动性、厘清规划纲要实施的地方责任、实事求是编制地方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计划以及扎实推进规划纲要的实施。

论国有企业合规管理中党内法规的作用

党内法规是国有企业合规管理的重要规范依据。党内法规能够保障党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领导,是国有企业党组织开展活动的基本依据,为国有企业治理法治化提供规范来源。实践中,党内法规通过规范党组织活动和党员行为,经由企业合规管理相关的具体制度以及嵌入法律等规范的方式作用于国有企业合规管理。为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合规管理中党内法规的作用,需要处理好企业党组织活动与企业市场活动之间的关系,加强党内法规与政策法律等规范在分工基础上的协同,进而实现党内法规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向治理效能转化。

为什么要认真对待党内法规?--从党政关系的宪制功能视角切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政关系是中国宪制的关键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政关系的实践演进,体现了党对其认识的不断深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党政关系的完善与党政机构的统筹设置,彰显了党在组织形态上呈现一定科层制特征的宪制意义。其构成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基础,推动了党内法规的形式理性化。党作为先锋队的政治定位,要求党内法规加强政治领导,强化实质性的价值判断,这有利于促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差异并相协调格局的形成。党内法规的形式理性与实质正当相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构造--以党的政策转化为视角

既有关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的讨论多采用二元对照的线性思维,容易导致对更为宏阔的治理场域下两套规范体系关系定位的忽视,进而弱化相关理论的现实诠释力。在我国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政策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制度创建供给了实质内容。因此,观察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应将党的政策带入研究视野,形成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立体三维结构,这也有助于分析和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法治道路的一些关键特征。从三维结构出发,党内法规不是对党的政策的简单延续,国家法律并不必然构成党的政策转化的最终形态表现;在党的政策的转化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不存在更优法治形式的比较。在中国共产党治理法治化的语境下,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能够经由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的有机结合而呈现出内在统一性;在转化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会因各自功能定位的区分而具有相对独立性。

党内法规保障红色文化资源之理论证成

红色文化资源承载着党的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亟须通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和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党内法规保障红色文化资源具备深刻的历史逻辑、坚实的理论逻辑和科学的实践逻辑。党成立至今通过制度保障红色文化资源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治国的理念和党章党规共同构成党内法规保障红色文化资源的理论根基;与国家法律和党内规范性文件相比,党内法规在红色文化资源保障领域具有的独特制度优势为其提供科学的实践基础。

军队党内法规二重特征探析——一种交汇视角的引入

军队党内法规是党内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特殊的党内法规类型,研究其特征对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具有独特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交汇,为研究军队党内法规的特征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按照“思想—政治—行动”的逻辑进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交汇使军队党内法规在思想引领、政治基础和行为要求三个面向中显示出二重特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与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共同形塑军队党内法规的二重思想引领,党的政治建设与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共同形塑军队党内法规的二重政治基础,党的作风建设与军队优良作风共同形塑军队党内法规的二重行为要求。每一面向的二重特征均对军队党内法规提出了不同的实践要求。

“党的组织法规”与“党的组织建设法规”的概念混淆及厘清

学术界对“党的组织法规”与“党的组织建设法规”两个概念存在认知混淆,通过对权威文献的考察,能够厘清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共性与差异。从概念界定来看,“党的组织法规”是调整党的各级各类组织产生、组成、职权职责和相互关系并规范党的象征标志及其使用的党内法规,而“党的组织建设法规”是调整干部、党员、公务员、人才四类群体与党组织之间的管理、培养和使用关系的党内法规。二者在体系层级、调整事项性质、规范对象三个层面存在区别,也表现出组织结构与制度实效的功能性耦合。由于政治话语惯性的演绎表达、词汇翻译的涵义变迁以及功能主义同规范主义的逻辑张力等原因,“党的组织法规”与“党的组织建设法规”存在概念混淆问题,而通过重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的分类标准,能够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一种可行路径。

论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核心

民主集中制是既先于“党内法规”名词产生又贯穿于党内法规制度的核心原则,集中反映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和主要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民主集中制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构建的价值贯穿作用更加凸显,民主集中制的内涵要素分别与党的组织法规、领导法规、自身建设法规和监督保障法规的价值取向相互契合,成为引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核心原则。新时代强化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要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推动作用,确保党内法规执行的正确方向,促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高质量建设,明确党内法规执行责任,推动党内法规执行更加关注党员权利和党内民主,强化党内法规执行监督效能。

自我革命赋能依规治党的理论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指导下,我们党注重运用党内法规制度从严管党治党,走出了主要以坚持依规治党实现“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政党发展之路。作为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依规治党以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核心目标,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践主题,在时代发展进程中形塑出独特的“大党建”内容格局、“两个重大作用”功能格局、“大法治”治理格局,并且遵循“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方法论指导,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开创了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践,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战略,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充分有力的制度保障。

高速铁路列车调度员日常作业人因安全风险因素研究

高速铁路列车调度员承担着高速铁路行车指挥的重要工作,其表现出的不安全行为易引发严重的安全风险,为系统研究高速铁路列车调度员日常作业全流程中存在的人因安全风险因素,从规章制度角度出发,覆盖交接班作业、计划调整等7项基本作业流程以及教育培训、身心状况2项人员管理工作,提取18项列车调度员在日常工作中存在的人因安全风险因素,应用DEMATEL-ISM法分析各项风险因素间的影响关系及传递路径。通过对各项风险因素的分层研究,发现各因素间存在着复杂的影响关系,通过加强对列车调度员的培训提升其对规章制度的理解,并对列车调度员的抗压能力进行日常管理是避免在调度指挥工作中出现人因安全风险的关键,为管控列车调度员的不安全行为风险提供依据。

论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调整——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要求需要党内法规制度予以保障。相较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在调整方式上有其独特优势。党内法规以义务为本位划定党员和党组织的行为边界,党内法规制度对于执政党建设、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党内法规作为党内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仅应对党内关系进行调整,不应调整党外关系,其只对党员与党员、党员与党组织、党组织与党组织三组党内关系进行直接调整。但党自身特殊的政治法律地位决定了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调整势必会影响党外关系,从而对党外关系产生间接调整作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党内法规调整的要求和特点,但存在超越范围调整党外关系的问题,需要在今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予以矫正。

论党内法规的宪法渊源功能

党内法规具备宪法渊源功能,它既能够在宪法修改中充当修宪渊源,也能够在合宪性审查中充当认知渊源。以宪法文本的认可和党内法规是否涉及宪法关系、是否涉及实定的宪法关系为标准,我们可以识别出具备宪法修改渊源地位和宪法适用渊源地位的党内法规。在修宪活动中,党内法规通过中国共产党和修宪机关互动的方式转化为宪法内容;在合宪性审查中,党内法规主要通过与宪法解释相结合的方式为合宪性审查依据提供内容。在诸多认知渊源中,党内法规、党和国家政策、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成例、部分国际条约都属于合宪性审查机关应该适用的宪法渊源,应当优先适用,民族风俗习惯属于可以适用的宪法渊源,其适用顺位低于应该适用的宪法渊源。

论公务员制度中党规国法的规范构造及其路径优化

追溯公务员制度发展的历史,党规和国法是公务员制度的两根支柱。在规范构造方面,党内法规引领了国家法律的政治性,赋予了国家法律可操作性,激活了国家法律的内容。在理论价值方面,公务员制度中党内法规对党的领导方式的创新,并非“溢出效力”的体现,而是“软法”和“硬法”之外第三种制度形态功能的体现。公务员管理体制经历了从“两部”到“两部一局”再到“一部一局”的转变,配套措施的规范类型也从部门规章转变为党政联合发文,进而转变为党内法规。当前,公务员制度存在党规国法定位有待明晰、授权性立法有待完善、重复和不一致规定有待解决、地方党内法规有待完善等现实问题,应通过扩展依法管理原则、确定公务员管理类党内法规的“特别法”地位、党内法规的备案审查和转化等措施,保持地方党内法规的审慎克制,寻求党内法规作用于公务员管理的优化路径。

中国共产党纪律体系的历史演进、比较优势与现实作用——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侧重的考察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经历了分散化、门类化、规范化和体系化的发展阶段,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一制度形式固定下来。相较于其他政党,中国共产党孕育了更为成熟、规范和科学的纪律体系,形成了依托深厚底蕴、横向边界清晰、纵向层次分明和具有制度保障的显著特征和比较优势。中国共产党的纪律体系深受党自身特质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的鲜明彰显,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总体布局深度耦合,也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同频共振。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纪律体系演变的影响因素以及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不仅有助于科学概括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也能为理解世界各国政党的纪律现象提供新的视角。

宪法对党内法规中民主集中制的观照和引导

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中的共有原则。党内法规层面的民主集中制与宪法层面的民主集中制虽然有不同的涵义,但是在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方面有着共通之处。党内法规中的民主集中制有明显的类型化趋势,其拓展过程明显受到宪法的观照和引导。依宪执政能力的提升对党内法规层面的民主集中制有直接的需求,这种需求可以在宪法层面的民主集中制与党内法规层面的民主集中制的互动中得到满足。宪法层面的民主集中制与党内法规层面的民主集中制之间的互动应当统合于宪法精神之中。宪法精神作为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重要引领,可以在不同的场域对完善党内法规层面的民主集中制发挥作用,而这些场域又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宪法的特点和要求,具体体现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对党内法规层面的民主集中制的观照和引导。

党内法规如何“规范党的领导”——以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为对象

党内法规明确了党领导国家机关的基本尺度、各类党组织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定位、党对各领域工作不同强度的领导,以及党领导国家机关的嵌入式实施机制和外部统筹协调实施机制等。党内法规已然成为规范党的领导、调整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的重要依据。未来有必要在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领域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同构,明确二者在调整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中的定位,进一步健全党对国家机关领导的实施机制,并为党领导国家机关提供更规范的党内法规依据,确保党的领导更好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效力认定规则研究

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存在诸多争议,该问题的产生既源于上位法与行政规章各自功能的局限性,又属于法治理念转变过程中带来的后果。现有各种理论深陷于私法内部危机与外部危机的两难抉择,均非解决合同效力认定问题之良策。相较于对行政规章介入私法领域采取全肯或全否的态度,解释论作为一种更为缓和、明确的方法论,认为只有当行政规章符合对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条款的解释时,才可以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依据。具体的认定规则包括补缺规则、例外规则、限制规则,人民法院在具体运用这些规则时应依照一定的程序,按步骤先后审查规章的适用必要性、合解释性以及其自身的合理性。

融贯性与党内法规体系化建设

基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体系化建设、法治化追求等方面的共通性,引入融贯性标准将有助于从学理层面厘清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在规范形式、正当基础等方面的相关特质和要求,为实现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新目标提供学术支持。作为法哲学上的命题,融贯性指向法律规范的体系化与正当性两个方面的问题。在体系化层面,党内法规体系既遵循国家法律等规范体系建构的一般逻辑要求,也体现党内法规自身独特的制度构造机理,未来需要进一步明确党内法规体系的内部划分标准、内部协调原则、规范区分标准,并加强党内法规体系的数量和质量建设。在正当性层面,既有关于党内法规正当性证成的研究在学理和实践中多存在一定的逻辑自洽问题。基于与法律规范体系共享的规范原理,党内法规体系需要接受外部社会的“效力承认”;基于不同于一般国家法律的价值取向,党内法规体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及领导方式下,有着自主性的建构逻辑。党内法规体系的正当性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之政治合法性与人民利益之代表性,党员群体的政治忠诚以及制度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