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复原理解论系统之重构——两种“以意逆志”理解实践和阐述的结合

由于不满汉儒断章取义的解诗传统,朱熹不仅提出了“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四重维度的学诗法。在更高的理論层次上,这一学诗法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双层次“以意逆志”的复原理解论。第一层次是开展章句训诂,舍弃对文辞实指的穿凿释义,同时又进行摆脱理念说教的动态结构分析,其中特别强调通过“兴”去把握诗篇文本的空隙,从而复原诗之本义。第二层次是超文本层面的理解,即在把握诗篇结构、文本之意的基础上,反复熟读涵泳,以求感通圣人之志。这两种紧密关联的“以意逆志”理解活动,使文本理解的实与虚贯通条畅,且从基本文意的理解上升到超文本层次的精神升华。朱熹这个四维度、双层次的理解论,可谓将孟子“以意逆志”说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实乃集古代文学理解论体系之大成。

重返“孟子第一义”的致思场域——《孟子·滕文公上·道性善章》考释

以“道性善”为“孟子第一义”,以“称尧、舜”为“第二节功夫”,这是人们对《孟子·滕文公上·道性善章》的一般看法。作为考释价值显著的大章,《道性善章》既涉及文史考证问题,又涉及哲学诠释问题,需要考证与诠释双管齐下。唯有在《孟子》单章研究的新范式下,《道性善章》那些鲜为人知的文史考证问题方能引起深切的关注,那些众所周知的哲学诠释问题方能得到更深的理解。全面地成就《道性善章》的单章研究,实质就是真切地重返“孟子第一义”的致思场域。

《周易》诠释若干问题思考

将《周易》置于何种语境之中加以诠释;《周易》究竟是占筮书还是以类比为特点的思维工具书,直接关系到吉、凶断语是"贞占"之辞还是价值判断的诠释。必须屏除象数派与义理派的门户之见,只有象数与义理的结合诠释,才能准确把握和完整体现《周易》思想。《易传》在《周易》诠释中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但也应注意《易传》在某些方面的失误。能否运用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哲学尤其西方符号学等理论诠释《周易》,《周易》现代诠释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将其类比思维方式从形式方面加以发掘整理,为建立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思维特点的类比逻辑理论体系提供最直接的帮助。

杨简释《易》的路径及其省察

杨简解《易》,以"一"摄"多",以"己"融"形",以"心"解"理",但最终归结为以"道心"解《易》,将"道心"贯注于《易》卦辞、爻辞及其他经文中,《易》涉及所有事象,其通其阻、其喜其忧、其福其祸、其吉其凶,无不与"道心"关联,从而对《易》的解释注入了新的方法和精神,并开启易学的心学方向。但是,杨简解《易》实践中所显露的主观化、简单化、随意化等倾向,于《易》义理之真实呈现多有遮蔽,而于一般性文本解释实践则需三致其意。

论清儒经典诠释的拓展与限制

人与宇宙始终为相即相融的关系,在诠释的活动中,主体客体始终无从分离,儒家经典的汉学解释和宋学解释,均不例外。通过分析《易经》"身体→语言→义理"思想架构,发现,其中《易》卦与人的身体对应,并反映客观的外在世界之规律。卦爻辞以身体源出天地阴阳之规律,视语言为发自身体而建构一切政治伦理价值,以字、词为核心,在卦爻辞中作种种的延伸衍释,等于运用语言来作为身体之内在价值与外在世界相遇的媒介。以此一宇宙观为基础,可了解到宋儒对于先秦经典中生命与宇宙一体的奥义,实有瑰丽而深邃的阐扬,但却忽略了语言的重要性;清儒注意到经典语言作为身体及义理实践的桥梁,也了解"语言多义性"的奥义,将宋明儒诠经忽略语言的偏失扭转过来。汉宋典范对儒典的解释,长短互见。儒家经典传统是跨越千百年时代交替的有机生命体,随着不断继起的新诠释,而持续发生转变与发展。

焦循“以《易》释《孟》”的实践及其方法考察

焦循认为《周易》相比于《孟子》,具有哲学和历史的双重权威性。《孟子正义》"以《易》释《孟》",用"通变"观对以"辟异端"、"道统"、"性善"等为代表的孟学关键命题进行了新的诠释,以此为基础,从"因"、"用"、"规矩"等维度构建起新的孟子学。"以《易》释《孟》"是经学注疏中"经典互证"方法的代表,这种方法在保证经学文献体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内部整合,丰富了经典的意义结构,发展了儒家的哲学思维。

《彖传》诠释对《易经》的哲学突破

《彖传》之所以能在诠释《易经》的过程中实现"哲学突破",关键在于它创建并运用了新的适当的诠释方法,即诠释卦象以为先导、诠释卦名以定基调、诠释卦辞以明义理、揭示文本隐含诠释空间以引申义理的诠释方法。而《彖传》诠释对《易经》"哲学突破",主要表现为它立足时代前沿,在诠释过程中建构起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的哲学理论,即"天施地生"论、"顺天应人"论、"与时偕行"论、"刚柔皆应"论。

《焦氏易林》之《诗》学探微

西汉焦赣所著《焦氏易林》涉及《诗经》之处甚多,其中包含丰富的汉代《诗》学信息。其《诗》学不仅仅局限于汉代四家《诗》中任意一家,而是四家《诗》兼采并收,且与楚竹书《孔子诗论》有一定关系,兼有作者个人独到见解。将其中的《诗》学看作《齐诗》或《韩诗》都是不正确的。探究《焦氏易林》之《诗》学对于研究汉代《诗》学及《焦氏易林》文本本身的创作手法和特征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三家诗异文反映的西汉齐鲁方言韵部系统

与毛诗即《诗经》音系比较,三家诗异文表现出共同的韵部系统特点,反映汉代齐鲁方音特征:脂、微相混;歌部细音与支部细音合流,与脂微相近;鱼部一部分字读入麻,与歌戈合为一部;侯部三等与鱼部合流;侯部一等与幽部合口合流;幽部开口与宵部合流;后鼻音韵尾在中元音后演变为前元音韵尾,前鼻音韵尾在低元音后弱化或脱落;入声韵尾有大量的弱化和脱落的趋势。三家诗异文反映的语音特点,既有方音变化的性质,同时也有历时音变的性质,它们演变趋势很多地方代表汉语语音历史音变的趋势,因而可以与利用其他材料研究得到的结果相印证。

“说卦”在诠释《易经》卦爻辞中的作用

《易经》六十四卦爻辞中有“阴阳”和谐的“天道”,也蕴含“自强、厚德、诫骄、守正、中正、和谐”等“人道”。历代哲学家、易学家解读《易经》六十四卦的卦爻辞,象数派一般注重“象数”进行解读;义理派一般注重“义理”进行解读;象数、义理兼容派一般既关注“象数”又重视“义理”进行解读。但是,任何派别对《易经》六十四卦卦爻辞的解读,都离不开《说卦》。朱熹说“易本是卜筮之书”,只有精道德教化通卦象,才能真正理解、阐释卦义。正因如此,历代哲学家大都借助《说卦》的象例解读《易经》六十四卦之卦爻辞,释其“天道”以明“人道”,从而阐释《易经》博大精深之意蕴。脱离《说卦》解读《易经》六十四卦之卦爻辞,一般会出现对人文关怀义理理解的偏颇问题。

困卦:儒家君子的处困、解困之道

困卦难懂,困卦之象,水性润下,在泽之下,势必流渗以涸。如何对待困,可以检验出君子、小人的德性水平。陷入困局,君子、“大人”应当理性面对现实,“有学有守”“操持已定”,甘享其窘,自我亨通。《象》辞“致命遂志”则要求君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九二有刚中之德,九二之困即君子之困,虽身陷困厄之中却能够安处俟命,审时度势,韬光养晦,谨慎所为。面对泽上无水的困境,君子的态度是积极有为、奋力拼搏、杀出重围,而意志薄弱、缺乏控制力的小人则做不到。出困、解困是需要借助于信仰,建立起主体精神与独立人格,不可以阉割掉自己的生命冲动,不能泯灭自己追求解放的意志力。

《周易本义》与宋代理学的《易经》阐释

《易经》为宋代理学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北宋理学家便充分利用这一资源,辟佛破老,创为新说。从北宋中期理学初创到南宋的一百多年里,理学家在运用《易经》的过程中,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渐趋深刻,《周易本义》是这一认识变化过程的反映。在这部著作中,朱熹恢复了《易经》的本来面貌,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思想方法,体现了一个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无疑,《周易本义》是宋代理学成熟时期的标志性著作。

论易学与古代乐律学的文化解释功能群叠加

中国古代乐律学的理论体系与架构,是在整个思想文化大背景的笼罩、影响下发展的。其中,通过阴阳五行、天文历数、地域方位等自然哲学的观念及其相应的值配模式,使《易》学象数模式的象征体系与乐律学的理论体系与架构形成了通融互摄的阐释发挥的关系网络,这一形态,对古代乐律学有着极大的影响。本文对《易》学与古代乐律学的文化解释功能群叠加的问题展开论述,以探明古代乐律学的重要文化特征。

孔、孟、荀三家说《诗》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儒家学派的三位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用《诗》、说《诗》的角度却不尽相同:孔子着重从道德教育角度以兴说《诗》,孟子注重从辩难角度以意说《诗》,荀子则擅长从修辞角度来阐述《诗》的文学价值。三家说《诗》不同之最大原因在于时代赋予的命题不同。

《周易正义》标点献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周易正义》是第一部横排标点本,有利于经典的普及与阅读,但也存在"断句不当"、"引号专名号使用不当"、"因标点使用不当使经文与疏文的关系不明朗"等缺点,笔者就这三个方面对标点本《周易正义》的几处标点提出商议,以资讨论。

学习经典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以《周易》为例

以《周易》为代表的当代经典传播,尤其在民间传播领域,还在继续延续着历代过度诠释的两大主流,即极端象数诠释和义理诠释。我们应摆脱过度诠释,走向正解途径:结合时代,回归元典,重温经典。我们在了解作者、读者、世界和经典思维方式的基础上,破解其密码,了解其精要。

归有光经解文研究

目前对于归有光在他的时代树立其文章家地位的经解学术性文章的研究,完全是一个空白,这类散文对理解归有光的成就而言,实际上是除事关天属类散文外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归有光的经解学术文基本上承继了吴澄的学术观点,试图拨去后世儒者的附会及象数、阴阳学派的神秘玄虚论,这是难能可贵的。

“道南”视域下的《淙山读周易记》探析

以宋代莆田学者方实孙的《淙山读周易记》为个案,通过文献深入比较,分析道南学派对程氏易学的继承与发展。《淙山读周易记》以《程氏易传》的思想为基础,融汇其他义理学派的观点,表现出宋代义理易学的特色。另一方面,《淙山读周易记》以爻象解释《周易》,将卦爻辞融会贯通,作整体上的解读,颇多新见。《淙山读周易记》是对程氏易学发挥,是道南易学研究的重要著作。

中国上古的官学特征——围绕《易·系辞上传》"形而上"章所作的解析

本文由《易传》的官学传统分析其具体性的学术特征。以《系辞上传》第十二章的上下文语境为主,指出文中"形而上"之所指乃"当下未形"之状,所以此"道"近似《易传》屡屡提及的"(?)"之语义。由此出发,分析了"形而上"之"道"的形式化过程:"形而上"→"形以前"(汉)→"形"之"上"(魏、晋、隋、唐)→"形而上"之"理(宋)。通过比较以评价《易传》"形而上学"的得失:由对"当下未形"之"(?)"的把握,而重视感受性及知识中的"默会"成份,由此导向重视知识及境界的圆融性,不主抽象偏执;但感受性须落实到具体个体,不利于纯粹知识系统的建立。由对"当下"状态的重视,而强调"道"的合(人)情、合(天)理、合(法)则,不以偏概全,而以"时"为"中";但"随时变异以从道",客观上不利于"正义"观念的绝对化,所以中国缺少"自然法"传统。用"中"之"道"在"王"则容易蔽于"具体的政治性",而以"时""中"为手段,在百姓则容易流为"乡愿"的两可态度。"道德"和"法"的绝对化、神圣性皆付阙如。

中国古代医易学说探究

中国古代医易学说是指在中国古代,以易理阐发医理,以易学汇通医学为主要思想的中医学说。本文在明确中国古代医易学说概念的基础上,以该学说为研究对象,论述其产生的理论基础,并依据发展阶段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次根据每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学术思想、代表医家及其著作,梳理了古代医易学说的整体发展脉络,旨在为当代中医学的发展思路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