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商业秘密民刑交叉案件法律适用重难点研究

实现对商业秘密宽严相济的保护,需要澄清商业秘密民刑交叉的重难点问题。首先是实体问题:民事法与刑事法认定侵害行为成立时,原则上应对相关构成要件的内涵持一致理解,刑事法仅可在客观方面、主观方面作出一些限缩。民事法与刑事法认定侵害行为造成损害时,存在一定区别,需要从刑事法角度,独立考量民事法的规则是否能在刑事诉讼中适用,但在刑事诉讼能认定的损害,民事诉讼也能认定,是民事损害的底线。其次是程序问题:民事诉讼采用举证义务转移规则,刑事诉讼采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规则,两者不相互排斥;“民刑并行”不存在根本性问题,反而可构建层次分明、作用不同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发挥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各自优势。最后是在先裁判约束力上:就在先刑事裁判对在后民事诉讼的约束力,应区分刑事裁判的裁判主文、主要及定罪案件事实、主要及定罪案件事实所依赖的证据,形成具有梯度的约束力;就在先民事裁判对在后刑事诉讼的约束力,民事裁判对刑事诉讼的约束力较弱,刑事诉讼应按照刑事诉讼自身的法律标准,审查民事裁判所确定的案件事实、所依赖的证据是否应当采纳。

民刑交叉视野下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界分

经济消费领域,消费者以维权名义向商家索要财物,否则就将商品瑕疵或其他商家过错进行举报或是曝光的行为究竟属于维权行为还是敲诈勒索行为,一直是受到重点关注的民刑交叉问题。该行为的界分之所以存在困境,主要原因是对于其究竟是否存在对法益的侵害的疑问。我国现有研究除一律入罪或者一律出罪这两种一刀切的认定之外,还存在着通过对非法占有目的、权利基础、维权手段及索赔数额进行不同排列组合认定的类型化认定标准。但是这些认定路径和区分标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瑕疵。基于此,结合相关域外经验,发现通过剥削原则,以消费者“多次敲诈”进行强剥削关系的认定这一路径更为妥当,不仅可以证明对自由意志法益的侵害,还可以消解敲诈悖论问题。

合规驱动:民行刑协同共治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构建

作为一种新兴经济业态,数字经济的数据信息安全领域、技术运行安全领域、产业竞争安全领域受到民法、行政法以及刑法等不同法律部门的调整,具有全景化风险性和多重违法性特征。为激发数字经济市场活力、提高国家数字经济治理能力,须在合规制度的驱动下搭建民行刑协同化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运用风险分级分类防范的方法,构建“领域融贯的民行刑协同共治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运用技术和管理的风险防范手段,构建“技管结合的民行刑协同共治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最终通过合规驱动建构“三效合一的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实现数字经济安全风险“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治理”的立体防范效果。

知识产权民刑交叉问题的适用省思与路径优化

囿于部门法间的差异,民刑交叉难办案件所引起的争论屡见不鲜。检视民刑交叉既有面相后,得出知识产权具有不同于常规民刑交叉案件的特性。表现出惯有“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适用障碍、刑法同知识产权法的法益认知存有偏差以及“合一制”的形式化并未使知识产权在强国战略中得到充分保障,进而产生权利救济的缺憾。对此,一方面要重视先决条件,以类型化视角观察知识产权的不同客体和民刑交叉事实对程序选择的影响,明确民事确权优先和刑事后置的基调。另一方面采用解释论进路,对具体条文中“物质损失”“唯数额论”内涵扩大解释,从立法论角度设计刑事“空白罪状”条款及优化知识产权法院的配置。从而,最终实现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价值目标和发展效益最佳化。

民国初年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民初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形塑

学界普遍认为《大清现行刑律》民事部分的效力由1912年4月3日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所确立,但梳理史料却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原因在于,该决议由南方政权作出且并未被北洋政府承认,故民事法源的空白未在立法层面得到解决。“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确立,离不开大理院在“司法兼营立法”过程中的塑造。民初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大致经历了通过《大清民律草案》的尝试与挫败、大理院确立“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地位、剥离《大清现行刑律》刑法属性及该律地位的巩固等阶段。纵观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自清末兴起的“诸法合体说”起了关键作用,大理院根据该观点将《大清现行刑律》区分为不同的部门法,既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困境,又避免另立新民法将会遭受的阻力。

非法集资案件财物处置刑民交叉的规范路径

非法集资类案件必然涉及到刑民交叉的问题,相较于一般刑民交叉案件的财物处置,集资类案件的财物处置有其特殊规则,强调多方利益平衡,集资者参与的民间借贷一律纳入非法集资范围,并设置了专门的行政化处置程序。这些处置规则,在强调集资参与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忽视了非集资参与人的权益,不区分"同一事实"与"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先刑后民时未明确法院的民事生效裁决应如何处理,行政化和刑事追赃两种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均难以处理非法集资财物处置中的复杂关系。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应当细化民间借贷的认定标准,依法判断民间借贷是否属于非法集资范围;先刑后民时明确民事生效裁决可作为财产处置依据;同时处置涉案财物程序应司法化。

民刑互动:侵权责任法与刑法的冲突与协调

从诸法合体到刑民分野再到刑民互动,侵权法与刑法的历史关系千丝万缕。侵权责任法是救济法,刑法是惩罚法,两者通过不同的手段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法律的任务在于重建被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的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这一任务的实现离不开刑法与侵权法的互动。刑民割裂是法律关系不正常的状态。正在制订中的《侵权责任法》应正确处理刑民分野、刑民互动等关系,并摒弃所谓刑事优先的错误观念。

集资案件刑民关系的交叉与协调

民间融资事件处置结果的司法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刑民交叉问题缠绕不清的多棱折射。传统以"先刑后民"为主的方式已不适应非法集资案件的特点及司法实践的需要。从刑民关系重构的法理依据看,集资案件的刑民冲突处理应以"先民后刑"原则为主导,以"刑民并行"或"先刑后民"方式为补充。刑民执行冲突的合理协调,应基于风险本位确立集资者债务清偿的优先次序。鉴于公权力不当介入往往对刑民关系处理的社会效果产生不良影响,故引入破产重整的司法程序实为平衡集资各方利益的最优路径。

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类型与规则

民刑交叉问题的复杂性,需要从多个部门法律提供的视角进行观察、解析,进而形成能够在多个部门法学之间证成的判断规则和处理方式。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中止、民事纠纷转为刑事案件处理和自然人与单位刑民双轨处理。实践中通常以“先刑后民”和“刑民并进”来概括这四类处理方式。按照现行司法解释,区分这四类处理方式的学理分析工具,是基础法理学当中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两个概念。以两个概念为分析工具并无不妥,但在复杂案件的处理上,这一处理方式的操作性不甚理想。为此,应从实体法的角度,基于学理提出三条判断规则:一是充分、及时地确认和实现民事主体的实体权益;二是以违反义务的类型和内容判断是否属于“不同法律事实”;三是以责任主体区分判断是否属于聚合的法律关系。

股权代持中显名股东侵害隐名股东权益的刑民认定

股权代持中,显名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变相占有公司财物,进而侵害隐名股东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此类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民商事、行政手段无法对其有效规制的情况下,有必要让刑事手段介入,但前提是坚守罪刑法定原则,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在现行的刑法中,背信类犯罪无法适用于非国有、非上市公司,民营经济需要刑事法的平等保护。民事重外观,刑事看实质,刑事实质可以穿透民商事外观,刑民认定虽表面冲突但实质统一。因此,从刑事实质角度看,显名股东利用经营管理公司之便占有公司财物的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构成要件。对此类行为的刑事认定无需以民事和行政认定为前提。

反思与重构:破产程序中民刑协同模式的选择

破产程序中民刑交叉问题的处理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大难题。通过统计2020—2022年非法集资破产案件法院裁判的相关理由,发现当前我国还没有关于非法集资破产案件刑事程序与破产程序如何衔接的统一规定,以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刑事受害人损失与破产债权人债权清偿范围计算结果差距较大、刑事退赔“空判”现象发生等问题。因此主张适用“民刑协同”模式:即除在特定条件下适用“先刑后民”外,应当民刑程序共同推进,并优先适用破产法统一清偿,通过平衡犯罪受害人与破产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加强司法管辖机关之间的沟通协调等,妥善解决破产程序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与实体问题。

《民法典》视角下非法放贷行为的刑法规制

高利贷、"套路贷"等非法放贷行为与正规金融机构形成的对抗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对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侵犯日益严重,已无法由民事、行政手段进行有效的规制,需要动用刑事手段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击与处罚。在《民法典》视角下,鉴于受害人对高风险的明知与接纳,以及基于对契约自由的保护,亦不能将非法放贷行为贸然入罪,非法放贷的逐利性伴随的风险通过民事手段的前置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在对非法放贷行为进行规制时应当坚持刑法的谦抑性等原则,注重政策倾向与监管力度,多种手段并用,力求以最少的司法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

罪与非罪及其关系——刑民意义上的虚假诉讼

虚假诉讼在民事诉讼法和刑法修正案(九)中相继入法、入罪,相关法律规制体系初步建立。以"当事人"关系解构为进路、以法益保护为基石,探究现行法律规制体系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后,发现虚假诉讼本身并不存在刑民交叉,但在虚假诉讼危害救济途径上却存在刑事实体性制裁与民事程序性制裁的交叉共济。两种制裁的转化衔接是界定虚假诉讼罪与非罪的重要节点,也是司法秩序和他人权益等法益的体系性法律保障。现行虚假诉讼法律规制体系构建进程中的"后盾前移"现象具有其正当性,但伴随规制体系的不断完善,刑法的后盾法规制将实现逐步归位。

民刑交叉案件中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问题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视角

民刑交叉案件中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问题相当复杂。民法刑法价值功能不同,对同一法律事实引起的不同法律后果应依据不同法律进行评价。区分不同类型的民间借贷合同,其中涉及市场准入类犯罪的民间借贷合同原则有效;违法转贷行为所涉民间借贷合同原则无效。最高人民法院新颁布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确立了涉罪合同并非当然无效的原则。

环境污染案件涉及的刑民界限问题初探

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发展速度急速向前,环境污染事故频繁发生,究其原因,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GDP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有很大关系,同时也突显了环境保护司法手段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在面对这些造成巨大经济和环境损失的污染事故时,如何正确使用司法手段进行惩罚与预防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文章从大连康菲石油污染事件为视角切入,分析其中存在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进而通过对现有环境保护法律规定的梳理,析出环境污染案件涉及的刑民界限,为刑法与民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环境污染案件中如何正确适用找到解决途径,同众学者商榷。

图书馆工作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以德治馆,依法治馆是当前图书馆工作的指导方针,而图书馆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已经严重影响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本文从图书馆工作的角度出发,提出正确地认识图书馆工作中有可能出现的各种法律问题,可以规避法律纠纷,更好地利用法律,依法治馆。

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与反思

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新增的公益诉讼,司法实务界在环境犯罪案件中已开始积极推行此诉讼模式。对752件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案件呈现数量逐步增长、检察机关为主力军、生态修复为主要诉讼请求、民事判决影响刑事量刑、民事判决执行率高等特点。然作为新诉讼模式,其面临诉讼主体地位与职责定位不清、新型环境损害责任缺乏规范性、民刑交叉问题、法律依据不统一、诉前公告程序争议等困境。破解困境,首先要厘清诉讼主体的公益性定位,明确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公益诉讼起诉人地位,明晰救济完整的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然后优化案件裁判规则,强调法官的独立判断,合理区分与衔接民刑诉讼,构建法律依据的统一化适用。

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实践展开

法秩序统一性原理要求在处理刑民交叉、行刑交叉案件时关注前置法,不能将前置法上的合法行为认定为犯罪。刑法上的判断虽然需要顾及前置法的取向,但不代表刑法从属于前置法,更不意味着前置法上的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之间仅存在量的区别。在入罪时,前置法和刑法的关系类似于"烟"与"火",违反前置法能够提示司法人员行为人有构成犯罪的嫌疑,但证立刑事违法性还需要行为符合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且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形式上按照前置法的规定认定为违法,但基于刑法上的规范目的考虑得出无罪结论的情形在实务中大量存在,只有坚持实质化、规范化的思考路径,才能准确地在违反前置法的基础上推导出刑事违法性,进而抑制司法实践中随时都可能滋长的处罚冲动。

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几个争议问题之思考

行为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无论是出于放贷等货币、资本经营的目的,还是出于自己生产、经营的目的,均可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公众"是指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所涉及的相关刑民交叉问题,应当区分几种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2019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日子。70年来,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恪守重视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亦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出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弘扬了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以往,2019年度刑事犯罪在涉众型、风险型、科技型等领域较为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9年度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将以下七个板块作为研究重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变迁与反思、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时代刑法挑战的前瞻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腐败犯罪治理防范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适用问题及民刑交叉、行刑衔接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