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治理视角下贿赂犯罪的新解释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的修改是刑事政策刑法化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了贿赂犯罪治理全面转向“受贿行贿一起查”政策。“受贿行贿一起查”政策的推行没有否定“受贿侧重型”政策的历史功绩,而是对新时期贿赂犯罪内部结构和发生态势转变的适应性调整。“受贿行贿一起查”政策的实质是通过严惩行贿追求贿赂犯罪治理的整体利益,而这一整体利益取决于行贿与受贿的对合关系。在“受贿行贿一起查”政策框架下,要实现贿赂犯罪的整体治理效果,需要坚持区分对待,坚持行贿从属于受贿,严惩行贿最终是为了防范受贿泛滥。严惩行贿须用好特别从宽制度,这一制度不属于特别自首或立功制度,而属于特别坦白制度。新时期严惩行贿要注意防范重刑主义、刑讯逼供以及技术侦查措施的不当滥用,同时要重视对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做到保障人权与惩治犯罪并重。

“受贿行贿一起查”之认识偏移及内涵重构

“受贿行贿一起查”作为当前反腐败治理的主要刑事政策之一,是反腐败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的助力,是巩固压倒性胜利态势的现实需求,也是实现腐败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为顺应加大反腐败力度的要求,《刑法修正案(十二)》加大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改变传统“重受贿、轻行贿”的惩治思想。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存在对合关系,对对合犯罪适用同一刑事政策是基本要求,故出现“同等罚”的呼声,但是“受贿行贿一起查”不等于实行“受贿行贿同等罚”的并重惩治模式。受贿与行贿的对合关系并不能表明需要同等处罚,且两者的法益侵害性相差甚远,同等处罚会引起其他社会矛盾,应当重新审视“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刑事政策的实质内涵,严密法网,坚持宽严相济、实事求是,实现贿赂犯罪罪刑均衡。

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制度实践与优化

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党中央在深刻洞察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基本局势之上所作出的重要战略考量,内含深邃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受贿行贿一起查以来,围绕专门制度、补强制度和协同机制,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大量的制度探索和机制创新,推动制度实践取得可喜成绩与丰硕成果。未来,应坚持系统施治,不断汇聚制度合力;坚持规范查办,不断强化制度执行;坚持结果运用,不断拓展制度成效,以制度优化为着力点,切实做好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受贿行贿一起查”视野下行贿罪的立法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对贿赂犯罪的修改述评

十八大以来,贪污贿赂犯罪已作二次重大修改。《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仍沿袭加重行贿罪刑罚的立法思路,这种立法思路虽然克服了对行贿罪量刑偏轻的问题,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立法机关要实现“受贿行贿一起查”刑事政策,必须转变立法思路,从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转向行贿犯罪构成要件的修改上来,即废除所有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主观要件,同时废除行贿罪中的特殊减免处罚情节,并进一步完善行贿罪从重处罚情节。

论单位受贿罪“账外暗中”的若干问题

随着我国政府加强对商业贿赂的打击力度,商业贿赂的手段不断翻新。用规避“账外暗中”的方式以逃避法律制裁,是其中之一。我国要加快反腐倡廉的进程和提高反商业贿赂的质量,单位受贿罪中的“账外暗中”方式应予以取消。

试析中国古代吏治腐败

吏治腐败是中国封建社会私有制的产物,是封建专制国家阶级实质的表现,它主要表现为贪污、行 贿受贿、卖官鬻爵等。

犯罪心理测试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犯罪心理测试,主要是通过准绳问题测试法和隐蔽信息测试法,对职务犯罪嫌疑人进行的心理测试。作为一种有效的心理信息探查技术,在确定侦查方向、深挖余罪及口供核查等方面,可将其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作为技术侦查和证据审查的辅助手段来使用,以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

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制度逻辑与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之前,贿赂犯罪的惩治主要呈现为“重受贿、轻行贿”的状态,行贿案件的查处仍旧是以更有力地查办受贿案为目的和指向。党的十八大之后,国家根据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变化适时明确地提出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政策,从而赋予对行贿行为的查处以科学的治理理念和刚性的行动要求。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制度逻辑,其理论依据在于贿赂行为的本质特征、受贿与行贿的共生互促关系以及当前以预防为中心的政策转向;同时,这也是将反腐败工作向纵深推进、巩固压倒性态势的现实需求,是构建新时代亲清政商关系、破除封建积习弊病、推进清廉中国建设的重要一环。在实践进路上,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刑事手段不是唯一的制裁方式,而是要强调惩处的严密性和必定性,宽严相济、综合施策、分类处理。

现代信息科技在行贿受贿案件查办中的应用

当前,随着现代信息科技的发展,行贿受贿犯罪行为越来越隐秘化、多样化、智能化、复杂化,传统行贿受贿案件的查办模式亟须改变。因此,有必要就现代信息科技在行贿受贿案件查办中的应用背景、具体方法手段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等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