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援助中的有效辩护——基于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的对比性分析

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在发生基础与价值导向上存在根本差异,因此有效辩护的侧重及实现亦有所不同,应分别探讨。委托辩护以民事合同为基础,以利益为导向,其中有效辩护的界定应是“令委托人满意的辩护”,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可以实现。法律援助是以政府指派为基础,以义务为导向,其中的有效辩护应界定为“尽职尽责的辩护”,实现路径需依靠政府的有效监管,并对法律援助相关制度予以进一步的完善。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加入WTO使我国刚刚起步的法律援助事业面临更大的挑战,要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构建成为既 能适应WTO规则的要求,又切合我国的国情实际的人权法律保障制度,应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 政府的财政预算,建立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并通过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对法律援助的相 关问题予以明确。

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运作机制研究

公设辩护人制度是美国刑事法律援助的主要实施机制。从实际运作来看,公设辩护人组织多设置于人口稠密地区,建构在联邦和州(县)两个层次上,主要隶属于行政分支,运作经费以州(县)政府拨款为主。公设辩护人的任用、薪水及兼职问题都富有争议。公设辩护人制度受案范围由贫困与案件性质双重标准确定,服务于所有刑事程序阶段,常采纵向代理方式。公设辩护人应遵守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从运作机理上分析,保证辩护质量、维护独立性、控制成本、实现司法正义等因素,构建了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运作机制的多元模式。

侦查权的司法控制

同西方各国相比,我国侦查权的运作方式极其独特。侦查机关可以自行采取几乎所有的强制侦查措施,而且,遭受侦查权侵犯的犯罪嫌疑人也无权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我国这种以内部监督为主的侦查权控制模式,客观上存在着权力滥用的可能。为了防止侦查人员滥用国家权力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势在必行。

有效援助论

法律援助制度运行成功与否,以其所提供的法律援助是否有效为衡量依据,而有效援助的实现应以法律援助质量保障体系为后盾。在借鉴各国有效援助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不断完善法律援助的质量保障体系,即确立有效援助的标准,以高素质的法律援助提供者为依托,在法律援助监督机制的保障下,充分利用法律援助的经费。

解析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的侦查阶段辩护制度

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让律师享有了介入侦查的权利,但没有明确律师的法律地位和身份。此次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和地位,增加了辩护人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的规定,健全了侦查阶段法律援助制度,从而完善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与转型——以构建公设辩护人制度为切入点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从无到有,从一般设想迈入法制进程,规模不断扩大,使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受益。纵览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十余载的发展沿革,法律援助机构逐步健全,法律援助队伍不断壮大;法律援助案件数量上升,受援人数增加;国家资金投入加大,法律援助制度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然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和比例却呈下降趋势,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低、刑事法律援助质量无法得到保障。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刑事法律援助相关条文加以完善的基础上构建公设辩护人制度,或许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与转型的一大契机。

论构建始于侦查程序的公设辩护人制度

构建始于侦查程序的公设辩护人制度,重拾国家法律援助义务,矫正辩护服务过度商品化带来的正义偏离,才能最终实现全民法律援助的均等状态。实证研究数据表明,在我国构建始于侦查程序的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在此过程中,须进一步厘清公设辩护人的性质、援助案件的范围,适用案件辩护人的审查方式,公设辩护人的组织体系等诸多争点。

论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及其程序控制——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1条为视角

2018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1条为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权中行使调查核实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程序指引,增强了权力来源的法定性,明确了权力运行的阶段性和功能的监督性。但由于立法的原则性和模糊性,公益诉讼实践中出现了检察调查核实权的适用依据不明确、运行阶段不清晰、运行目标不合理等问题,这导致了权力配置错乱、权力性质模糊和司法资源浪费,从而不利于检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建议适时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并出台规范性文件,明确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享有调查核实权,以补强权力运行的法律依据;将调查核实权运行限定在从立案到发出检察建议这一阶段,以区别于立案前的线索初查和提起诉讼后的调查取证;通过明确调查核实启动程序、规范执行调查核实方案和发挥调查核实终结报告的程序控制作用,规范调查核实权的运行。

“辅助说明材料”的证据法定位及法庭运用规则

示意图、实物模型、计算机模拟品等“辅助说明材料”常见于近年的法庭审判之中,这些特殊的诉讼材料对案件事实不具证明力,仅有解释、说明功能。我国学者受美国证据理论影响将此类材料通称为“示意证据”:或是将其与“示意证据”直接等同;或是将其视为“示意证据”的特定种类。但辅助说明功能不等于示意功能,不能将辅助说明材料等于示意材料;此类材料也非证据,冠以“示意证据”之名不符合现行法。应当在我国的证据法体系中赋予辅助说明材料以独立地位,并根据我国法律的特点构建相应的法庭运用规则。

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兼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构建

美国是目前刑事法律援助运作最有效率的国家之一,其健全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为美国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特别是公设辩护人制度,作为美国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手段,为实现经济困难的被告人的辩护权提供了切实保障。在评介美国刑事法律援助体系之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构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将其作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手段之一,实行多元化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使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事业变得真实有效,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保障体系。

论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职能定位

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的一种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将侦查程序中律师的权利定位于法律帮助,并没有明确规定介入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这不但同国际条约的规定相违背,而且制约了律师作用的发挥,使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落空。因此,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及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国,无论从国际地位还是现阶段国内的法治化进程来看,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地位及相应权利是非常必要的。

论刑事诉讼程序的整体性原理 对阶段式诉讼构造的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强调诉讼阶段独立性、程序分割性、机关主导性,具有鲜明的阶段性构造的特质。阶段性构造是事权分工的权力配置模式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强调实践质效的价值导向。但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阶段性构造,在真实发现、人权保障以及程序协调发展等方面存在内生性缺陷。本质而言,诉讼活动是一个具有统一目标、统一对象的整体性活动,诉讼阶段仅是对各专门机关办案状态的描述与概括,而不能作为程序建构的目标。为此,需要以整体性程序原理改造当前过度阶段化的诉讼程序:在程序运行上,应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整体化建构;在司法改革层面,落实以政法委为主导的整体性协调机制;在诉讼规则完善方面,以人权保障为宗旨指导法律适用。

论我国侦查阶段法律援助的缺陷与完善

侦查阶段的法律援助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国外典型法治国家均以不同的方式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很多做法值得我国借鉴;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历史较短,2003年的《法律援助条例》及相关司法文件初步确立了侦查阶段的法律援助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切实执行;新《刑事诉讼法》以基本法律的高度正式确立了侦查阶段的法律援助制度,但仍然存在一些可预见的缺陷。为了保证侦查阶段的法律援助在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后得到全面落实,需要对立法规定进行更深入的诠释与完善。

论侦查阶段刑事法律援助介入的理论价值与权利构造——以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为核心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明确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将刑事法律援助介入的时间由原来的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申告控诉等权利得到了重新配置,较好地体现了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宗旨。但是实践环节的衔接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细化,辩护律师的权能体系也存在诸多值得完善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