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犯罪侦查中犯罪财富调查模式的提倡与应用

在网络犯罪层出不穷的AI时代,传统的“反应式”经济犯罪侦查模式略显乏力,经济犯罪侦查的侧重点亟须由“下游应对”向“上游预防”延伸。作为新型大数据侦查措施,犯罪财富调查兼具深挖线索、收集证据、打击犯罪、追赃挽损等机能,可以更加科学精准地预测与打击经济犯罪,弥补当前经济犯罪侦查模式的不足,有利于经济犯罪追逃追赃工作的开展,及时保护公民个人合法财产。构建犯罪财富调查的司法适用体系,应当秉持合法、比例、前置原则,明确犯罪财富调查的适用范围,规范运行机制,完善程序性制裁措施。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捕诉合一的合理根据及完善

在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背景下,捕诉合一的合理根据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整合、办案权限的下放以及追责机制的强化。捕诉合一的实效在于提高办案效率、强化侦查监督、保障审前辩护、减少审前羁押和强化监督制约。捕诉合一的办案模式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定倾向性问题。对此,完善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关键在于:优化捕诉关系,进一步开展逮捕案件司法化审查,细化对侦查的引导机制,平衡检察机关的办案节奏,明确检察官依法履职的监督机制。

“捕诉合一”改革对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捕诉分离"机制下,检察官难以实现对侦查活动全域监督和无法亲历案件审查等制约,促成了"捕诉合一"机制的改革。改革涉及到检察机关的逮捕权、公诉权等变革,无疑将对公安侦查工作产生诸多影响:侦查机关在检方的答辩空间将受到压缩;检方不批准逮捕案件可能增多;审前羁押率可能降低;已批捕案件改变强制措施概率降低,起诉率增大等。侦查机关可从办案质量、工作机制、队伍建设以及工作理念等方面入手,着力推动侦查工作与检务改革相适宜。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

在新的历史时期,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更为人性化的刑事政策导向。宽严相济中更多强调的是要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和其所处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群落来综合考量以决定宽严的选择和尺度。这种刑事政策的推行势必对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产生重大的影响,具体而言包括减少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特殊侦查措施的明确和采用;不起诉范围的扩大;案件审理分流机制的多元化和非监禁刑的推广和扩大适用。

诉前羁押实证研究报告——基于两个基层检察院2017~2021年起诉书和不起诉决定书的统计分析

诉前羁押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基于我国东、西部地区两个基层检察院2017~2021年起诉书和不起诉决定书的统计分析发现,羁押类强制措施的适用率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尤其逮捕适用率呈现稳定、持续下降态势。诉前羁押措施的适用,无论是刑事拘留、捕后侦查羁押还是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均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并且总体上存在羁押率高、羁押期限过长、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师辩护率过低、违法羁押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四大问题。在现行制度下,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协调其他政法机关,继续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在适用刑事拘留、逮捕措施过程中严格遵守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权利保障原则,力争把诉前羁押率降到合理的最低限度,把诉前羁押期限压缩至最短。

追诉时效制度适用中的疑难问题

由于刑法的修正,刑法分则中部分犯罪行为的法定最高刑为拘役,现行刑法中的追诉时效制度难以适用于这些犯罪行为,应当修订时效计算的基准。违法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不起诉决定或无罪判决的案件事实上等同于"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适用时效延长的规定。"逃避侦查"的认定以侦查机关立案为前提,且是对人立案而不是纯粹的对事立案。

由“职能依附”到“适度分离”:我国侦查监督实践路径的反思与突破

侦查监督职能在性质、内容和特征等方面与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职能具有较大的不同。然而,司法实践长期遵循将侦查监督职能依附于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职能的思路,极易混淆检察职能的差异性,削弱侦查监督中立性。内设机构改革将侦查监督职能与捕诉职能相融合使依附性问题更为突出。其产生的危害表现为:不同诉讼角色间冲突被激化、控辩结构的平衡性被削弱、监督活动滞后性加剧、侦查监督流于形式、监督盲区被扩大。为修补内设机构改革加剧的依附性难题,强化侦查监督职能,应借鉴地方检察机关有益试点经验,按照“适度分离”的思路对我国侦查监督职能的实践模式进行改进和完善。具体可通过设置独立的侦查监督办案主体、拓宽侦查监督线索发现渠道、推动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程序、建立类型化的证据收集指引来实现侦查监督实质化。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公检衔接问题研究

公安机关对涉罪企业采取的各类强制性侦查措施,使得涉罪企业的经营状况在启用合规不起诉程序之前便受到影响,从而失去了适用该制度的能力。为解决该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公安机关内部对企业犯罪案件处理制度的改革,使其采取的侦查措施轻缓化,并且协同第三方组织将合规甄别程序提前至侦查阶段;另一方面,检察机关需要通过严控审查批捕、提前介入侦查等方式,在监督公安机关的同时,协助其完成对企业犯罪案件的甄别与侦查,并据此适当提前启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

司法审慎意识深化进程的检察实践研究

以西部地区地级城市Q市检察办案数据为样本,对1979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案件受理数、不捕率、不诉率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由此发现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主要得出五个方面的启示:一是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慎刑”思想应当受到重视;三是全面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的条件更加成熟,应当抓紧历史机遇期加大加快推进;四是“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落到实处需要立法支持;五是应尽快搭建中西部向浙江等先进省份学习的桥梁。

论捕诉合一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的问题,对我国检察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有重大影响。“捕诉合一”由来已久,随着捕诉合一试点的推进,“批捕权”的滥用、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的辩护空间被压缩、检察机关监督地位的弱化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针对这些问题首先应从完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入手,同时建立对逮捕决定的听证程序,并将审判权引入审前程序以平衡捕诉关系。

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的运作原理及实践完善——兼论捕权上提的影响及应对

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推行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是刑事诉讼"互相配合"原则的具体体现。捕权上提改革开展后,给该机制的运作带来诸如办案时间紧张、不捕率上升等问题。检察机关应积极应对捕权上提,整合控诉犯罪资源、采取措施,完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

中国式刑事检察现代化的若干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法治轨道上的现代化。刑事检察是国家法律制度、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法治文明程度和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体现,刑事检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刑事检察现代化是“中国式”和“现代性”的有机融合。中国式刑事检察现代化应当立足国情和司法实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和政策,推动制度机制创新完善,适应数字化时代需要,充分运用大数据,提升刑事检察监督质效,以刑事检察现代化推动法治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检察机关“先行拘留权”属性、程序、效能之逻辑结构

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已经采取留置措施的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先行拘留权,使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能体系增添了一项新的权力。如何在反腐败法治体系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有效实现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监察留置调查程序与刑事审查起诉程序有序衔接转换?当对这一"新族"权力——"先行拘留权"的程序运行聚焦研究。它具有在"法律监督"权力谱系下,作为"子权力"形态承载职务犯罪"种权力"质的规定性功能,进而作为法律监督"元权力"一般制约功能的递进式逻辑表达;它具有在"结构主义"视角下,作为程序转换、程序协调、程序回流开关和枢纽的过渡性价值;它具有在实质化审查进路下,释放依法审查、权力制约、法律适用引导的独特效能。

检察机关批捕权配置的三种模式

审查批捕的功能发挥很大程度上与检察机关批捕权的配置相关。随着检察内设机构改革与地方试点探索的发展,我国检察机关批捕权配置逐渐形成了三种模式。其中,侦查监督模式为检察内部分权制约的结果,但为保障案件质量,该模式下的批捕权被用作了控制侦查的手段;捕诉合一模式则是上述分权的反向操作,通过审查批捕与公诉的集权,试图解决侦查监督模式侦查控制失灵、办案效率低下等问题;批捕独立模式更多关注逮捕必要性审查之实现,通过内部机构的单独设置,保证审查主体的中立与超然,以实现审查批捕人权保障的法治功能。通过分析其生成脉络与理论基础,可总结出一些检察机关批捕权配置应遵循的基本规律,并以此得出模式选择的应然结论。

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研究

我国逮捕实践中存在的批捕率高、羁押量大等问题,很大程度上为现行审查逮捕模式所致。审查逮捕作为一种司法性质的职能,不但应由司法机关行使,更应以司法化的方式行使。在我国刑事司法语境下,检察机关负责审查批捕存在理论与制度上的正当性。基于此,改革的关键在于将检察机关所进行的封闭式、行政化的逮捕审查引导至诉讼化轨道,以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为辩护权的行使架设平台。目前,我国部分地区正在推进的审查逮捕听证程序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域外保释听证的司法实践,亦为逮捕司法化改革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益经验。推进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建设,应当在总结试点成效、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革新办案理念,确立检察官居中听审、侦辩两造对抗的诉讼结构,由检察官遵循客观中立的要求进行审查,并赋予被追诉人相应的救济权利,以此构建我国审查逮捕的正当程序。

批准逮捕决定的公开说理问题研究

检察机关长期以来对批准逮捕的决定不公开说理,其主要原因在于逮捕措施的功能定位异化、审查逮捕程序过于封闭,加之公开说理存在一定的风险,以致于检察机关不愿意说理、难以说理、不敢说理和不屑于说理。构建批准逮捕决定的公开说理机制,既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淡化逮捕的追诉色彩、促使逮捕回归作为诉讼保障措施的功能定位的需要;还是从制度上持续稳定地减少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以及打破审查逮捕程序的封闭性、实现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的需要。在现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批准逮捕决定公开说理机制的条件已经具备。为了确保改革的有序推进,需认真研究解决说理职责、说理模式、律师帮助和救济途径四个重点问题。

刑事证据法视域下特定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规则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有条件地降低了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确立了特定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程序裁量空间。特定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案件具有证据类型固定、证据调查方法有限以及庭外证言笔录缺乏证据能力等特征。检察机关应立足于“人”的证据方法,贯彻“合适成年人在场”原则,优化庭前笔录真实性质证规则,探索检察听证程序的适用空间。办理此类核准追诉案件不仅应明确相对独立的证据规则与证明标准,而且还应改善未成年人参与作证的庭审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