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资本化的动力:公司,国家,还是农户?

过去15年间,中国农业经历了悄然但巨大的变化。“旧农业”(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大量使用机械及农药以节约劳动。与此同时,资本与劳动双密集的“新农业”(主要是高产值的蔬菜、水果、肉、禽、鱼)有着极大的发展。这些变化是伴随农业就业人员数的持续下降而来的。结果是中国农业显著地“资本化”了(亦即,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对于这些普遍被忽视的事实,本文将给出详细的量化证据。与通常的假设不同,中国农业资本化主要是由农户投资推动的,其总量比国家和农业企业公司的投资还要大。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在于,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需更注重和依赖农户的能动作用。国家需对农民家庭的经营行为给予更大的服务和扶持,不应像过去10年间那样,一味将政策支持倾斜于“龙头企业”。

外商直接投资的多渠道技术溢出与农业企业技术进步——基于经济发展地区差异的分析

为考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资(FDI)溢出效应的差异,利用中国农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六大地区FDI对农业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吸引外企员工获得正向溢出;发达地区能够从外企竞争效应中获得激励,且企业外资存量的增加也有利于发达地区农业企业技术进步;从产业间关联来看,下游FDI不利于各地区农业企业技术进步,上游FDI对欠发达地区农业企业存在正向溢出。因此,欠发达地区农业企业应注重对外企人才的吸引,同时加强与本地外国供应商的联系;而发达地区农业企业应积极引入外资,充分发挥自身竞争优势。

吸引工商企业投资 发展农业产业化──兼析河源市发展农业产业化的优势

严峻的中国农业形势，诱因之一是长期对农业投资不足，随着宏观资金形势的好转，国家对农业保护政策的实施。工商企业介入农业，发展农业产业化是企业获效益、农业得发展和利国利民的大事业。河源是各界工商企业参与发展产业化农业的理想场所。

FDI是否提高了中国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99801家农业企业面板数据的证据

基于1998~2013年99801家农业企业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加入调节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了逆向选择的内生性,系统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得到如下结论:其一,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直接促进效应促进了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中国农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且直接促进效应会随着年份而增加;其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间接溢出效应促进了未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中国农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但间接溢出效应会随着年份而减小;其三,间接溢出效应对促进中国农业企业总体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贡献始终小于直接促进效应的贡献,但仍不可忽视;其四,企业的国有属性对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直接促进效应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其五,企业的出口行为与研发投入行为,对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直接促进效应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认为,针对进一步利用外资促进中国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相关部门应加大农业外商直接投资支持政策力度,深化市场机制建设,主动引导和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示范效应。

政府补贴对农业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政府创新补贴是一国扶持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是促进农业企业的R&D投入杠杆效应而非形成补贴依赖,补贴绩效如何尚缺乏系统研究。本文利用手工方式从涉农上市企业公开披露信息整理出的2012-2014年三年样本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农业企业R&D投资的影响效应及其差异性。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对涉农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显著,但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涉农企业的绩效增长短期对主营业务R&D投入会发生杠杆效应,但长期来看效应微弱,R&D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补贴依赖倾向。此外,涉农上市企业内部治理与经营水平也是影响政府补贴对R&D创新投入效率的重要因素。最后,本文从政府补贴的资助对象、方式和监管补贴用途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与农业上市公司投资调整

已有研究表明货币政策能够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13年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农业上市公司根据货币政策变动对投资做出了较大程度调整。使用倾向分值配比法的结果表明农业上市公司根据货币政策的变动对投资做出的调整显著大于非农业上市公司。这很可能是因为农业上市公司的投资调整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逆转性。本文结论对理解农业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于农业的影响具有意义。

中国企业海外农业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

近年来,中国海外农业投资呈现出快速增长势态,引起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其动机和区位策略的极大关注。围绕这些问题的系统性实证研究有助于制定合理有效的投资激励政策和风险防范措施。本文基于传统经济因素和制度视角建立了中国海外农业投资区位决策的理论假设,利用2015-2017年1214家境外农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揭示了中国在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不同的投资动机和区位决策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业投资被资源禀赋丰裕的国家所吸引,对高收入国家看重已形成的资源开发能力,对低收入国家则看重资源开发潜力;(2)以市场和战略资产寻求为目标的农业投资更倾向于流入高收入国家;(3)农业投资者不畏惧目标国家的制度风险。目标国家更差的法治力度、更低的投资者保护水平或更高的土地权利不安全程度,对中国农业投资者起不到明显的震慑作用。我们的结果对于不同的投资度量方式、估计策略和制度维度均具有很强的稳健性。考虑到中国农业投资强烈的资源寻求动机,并且此类投资更可能流向治理制度薄弱的国家,政府应当督促海外投资者遵守农业多边投资规则,充分尊重当地民众的资源权属权利,以防继续陷入“资源掠夺”的舆论漩涡;投资者也应当增强自身的制度风险意识,避免做出短视的投资决策。

FDI对中国农业企业创新溢出效应的分解--基于吸收能力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农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角度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农业创新的溢出效应,同时详细考察了溢出效应的6个渠道,通过建立门槛模型对各渠道吸收能力的门槛值进行了测算,还比较了不同类型外商投资企业和不同地理位置FDI溢出效应的差异。结果表明:FDI对国内农业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为负的后向溢出效应、逆向溢出效应和正向人员流动效应,且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更易从FDI溢出中获益;相较于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对国内农业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更显著,省内外商投资企业也更易对国内农业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因此,政府应鼓励合资企业的建立,同时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加强人员培训,提高吸收能力。吸收能力较弱的国内农业企业可以通过吸引外商投资企业员工来提高创新水平,而吸收能力较强的国内农业企业可以选择从上游外商投资企业购买高质量投入品来获得创新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