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腾冲翡翠玉雕工艺的传承与发展路向研究

腾冲翡翠玉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腾冲文化基因的代表,也是中华优秀传统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腾冲翡翠玉雕加工基地和玉雕非遗传承人进行实地考察,总结归纳了腾冲翡翠玉雕目前存在的困境;同时,以传承发展为主线,重点从传统工艺理念的传承与创新,工艺传承队伍的科学构建,地域非遗文化品牌的塑造,多元媒介的动态展示与传播,国际化的交流与互鉴等五个维度对腾冲翡翠玉雕的传承与发展路向展开探讨,以期在当今非遗语境中对区域性玉雕工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参考与范式。

清代梅花玉版笺的科学分析与加工工艺复原研究

梅花玉版笺是一种久负盛名的清代宫廷御用粉蜡笺。本研究通过多种检测方法对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白色梅花玉版笺的制作材料进行了科学分析:在透光摄影中观察到纸张表面施粉时的涂刷痕迹,涂刷工具宽度约为5 cm;三维视频显微镜显示纸张表面描金的泥金碎片宽度为0.8~12μm;通过纤维分析发现此件梅花玉版笺为皮竹混料纸;使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分析纸张表面施粉为铅白颜料;通过大面积X射线荧光成像光谱仪对冰梅纹及钤印进行了面扫,结果显示钤印处主要元素为Hg、Fe、Ca;微区X射线荧光光谱仪检测结果显示冰梅纹所用为两种纯度不同的泥金。根据检测分析结果对梅花玉版笺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复原尝试,制作的复制样品与文物材质相同、外观相似。基于以上工艺流程结合各色粉蜡笺染料成分分析结果,可进一步尝试复原各色粉蜡笺与梅花玉版笺。

当代玉雕文化IP的拟人化形象设计探究

“玉雕文化”是玉雕工艺持续发展并不断创新融合所形成的独特的艺术文化。近年来在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玉雕文化在年轻受众市场的价值逐步攀升,在传统工艺、文化领域与现代文化IP产业领域的影响也逐步加深。因此,如何为当代玉雕文化设计符合其特征的IP形象并推动其发展成为了重要课题。本文聚焦于玉雕文化,做出以下四部分工作:首先对其历史传承特点进行归纳总结,结合实例分析其现代化表达的多个方面;其次通过分析前人的设计研究与成功案例来明确IP拟人化设计的思路方法并进行论证;再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玉雕文化IP拟人化形象设计的可实施性进行分析并为后续工作提供设计方向;最后结合设计实践,将玉雕文化深入挖掘、提炼,对其进行拟人化形象设计,使其转化为IP,为玉雕文化与传统玉雕行业激发新活力。

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出土玉器探析

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出土的玉器,其中玉筀有较大可能来自同时期的环珠江口地区,玉管可能与越南北部文化圈存在一定联系;博罗地区与环珠江口地区在先秦时期共处于一个普遍使用玉的文化圈中,这种用玉传统明显不同于同时期的中原、吴楚地区的玉文化传统,它反映出先秦时期古越族先民独具特色的审美观念和风俗习惯。

卡榫构造岫玉工艺品包装的创新设计

目的通过研究岫玉工艺品包装设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卡榫构造在包装设计中应用的创新思路。方法以卡榫构造包装设计的社会需求与经济需求的关系出发,集中探讨了卡榫构造包装的基本形态、特点和优势,总结了以中密度纤维板为材料开展岫玉工艺品卡榫构造包装的具体设计方法。结论在充分验证人性化设计的同时,提出卡榫构造包装可以避免对环境的危害、减少资源消耗,达到包装、人、环境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

南阳白独玉透明度的研究

从玉石的矿物组合、化学成分和矿物晶体化学特征等方面对影响白独玉透明度的主要因素作了较具体的研究，并对其工艺特征也作了简要的评述。

曾侯乙墓古玉器纹饰与工艺特点

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古玉器是一批工艺精美、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战国早期玉器。通过观察这些古玉器,对比商周春秋与汉代的古玉器的特征,分析其艺术特点,认为曾侯乙墓古玉器纹饰繁缛,以云纹为主,多种纹饰共存。其工艺技术造诣高超,但因手工制作的原因,仍有其缺点。

端砚石余料饰品的开发研究

端砚石余料产品的开发是端砚石愈来愈少及限采情况下,合理利用资源,丰富砚石产品,加快肇庆文化及岭南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在众多产品范畴内,将端砚石余料进行饰品开发具有天然的材质优势、技术优势、社会环境优势。端砚石余料的饰品开发必须对其美学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并以本土特色资源和文化为依托。本土文化是端砚石余料饰品开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端砚石余料的饰品开发还需以端州制砚技艺和四会玉器工艺为指导,并结合其他各种材料和工艺。

中国汉代玉器的工艺进步和艺术创新——以安徽出土的汉代玉器为例

汉代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重要时代。安徽汉墓中出土的多件珍贵、稀罕的汉代玉器精品是汉代玉器工艺进步和艺术创新发展的重要见证。这些玉器显示出当时的玉匠在制玉方面已能娴熟将多种复杂工艺进行综合应用,同时还发展出多层镂雕工艺和较高难度的金属嵌玉工艺;在艺术创作方面,已可实现功能与审美的完美统一,并创作出相对前代同类题材作品或更简约或更写实的作品。对这些优秀玉雕作品进行回顾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汉代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文明进化程度,也更可为我们当今的艺术设计提供有益借鉴。

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玉器的工艺及文化意蕴研究

在整个中华民族琢玉的历史长河中,商代玉器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除出土令世人瞩目的青铜器外,也出土了754件(颗)的玉器,它是商代时期长江南岸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这批玉器既有精湛的雕琢工艺与娴熟的打磨加工技术,也有巧妙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和设计创造;既有形制非常规整而流畅的器形,也有灵活多变,生动传神的玉雕饰品;既有具象写实的,也有夸张、变形的,它向世人展示发达玉器工艺及深层文化内涵的同时,更向我们昭示了大洋洲的先民们用勤劳和智慧所创造的发达灿烂的文明。因此,有着极高的美学、历史、民俗与考古价值,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渊源和传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试论苏州传统工艺美术中的和谐观念

苏州传统工艺美术中,玉器的思想内涵、装饰纹样的题材和内容、明式家具的美学精神等,无不体现了苏州传统工艺美术和创作中蕴涵的和谐观念,无论是"自然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还是"自我身心的和谐",在以物质产品为文化体现的工艺美术中,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表现无限精深,它对建构当今文明和谐社会、对现代工艺美术创作思想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曾侯墓出土玉鱼研究

2011至201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曾侯墓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出土玉器300余件,笔者选取数量约占十分之一的32件完整的鱼形佩饰,从玉器形制、纹饰工艺和微痕迹三方面进行琢制工艺研究。关于玉鱼形制研究,可将玉鱼分为四种类型:直线型(A型)、拱背型(B型)、刻刀型(C型)、工具类(D型)。四种类型的特征如下:(1)直线型(A型)玉鱼,鱼身平直,头和尾在一条直线上。直线型玉鱼又可进一步分为Aa型、Ab型和Ac型。Aa型玉鱼的纹饰简单,具有鱼嘴、鱼眼、鱼鳃、鱼鳍和鱼尾;Ab型玉鱼的造型具有兽足和鸟喙以及鱼身,为复合动物型;Ac型玉鱼通体为流畅的柳叶状素面鱼身,仅有一个孔眼象征鱼眼。(2)拱背型(B型)玉鱼,鱼身弯曲,成一条弧线。拱背型玉鱼又可分为Ba型、Bb型和Bc型,Ba型玉鱼具有鱼嘴、鱼眼、鱼鳃、鱼鳍和鱼尾,鱼身呈流畅的弧形;Bb型玉鱼具有兽足和鸟喙及鱼身,为复合动物型;Bc型玉鱼为素面玉鱼,仅具有鱼嘴、鱼眼和鱼尾,鱼眼由孔眼表示,整个鱼身无纹饰,头尾连成弧形。(3)刻刀型(C型)玉鱼,鱼尾呈刻刀状,鱼身为刀柄状,鱼身后方两侧各有一个方形凸齿为刀格,鱼尾无豁口。刻刀型玉鱼也可分为Ca型、Cb型和Cc型。Ca型玉鱼整体呈棒状,无突出的鱼鳍,鱼身较立体,截面一般呈三角形;Cb型玉鱼鱼腹平直,鱼背呈流线状,鱼身整体略鼓,鱼头和鱼尾较扁平;Cc型玉鱼呈跳跃状,鱼背和鱼腹上拱,鱼头和鱼尾连成弧线。(4)工具型(D型)玉鱼,仅一件,用作挖耳勺,整体呈棒状,鱼尾笔直,呈现代的挖耳勺造型。关于玉鱼纹饰工艺研究,这32件玉鱼皆采用片雕手法,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素面玉鱼,共6件;另一类为纹饰玉鱼,共26件。鱼嘴多呈"丁"字嘴,鱼眼为"圆洼眼";鱼身多数无鱼鳞,鱼身上可见粗阴刻线刻画的鱼鳃、鱼鳍和兽足,鱼鳃处采用斜刀的手法刻画;这26件玉鱼中,仅2件刻有鱼鳞。关于玉鱼微痕迹研究,在全部32件玉鱼中,只有1件玉鱼上可观察到宽约0.5mm的切割痕,该切割痕中间宽深,两端尖浅,笔者推断,此为砣切割工艺留下的痕迹。在具有纹饰的26件玉鱼上,表示鱼鳍和兽足的宽阴刻线同样表现为中间宽深,两端较尖浅,线条宽窄不均匀,为砣具手工琢制的痕迹;在鱼眼和鱼鳃倾斜的部位上可以见到尖锐工具手工推碾留下的"蚂蚁脚"。在30件具有孔眼的玉鱼中,有27件孔眼为双面钻,呈现双面喇叭状孔壁,个别孔壁可见螺旋纹,在孔眼附近有错位的残缺圆形洼凹,推测为桯钻痕迹;有2件为单面钻,其中1件的孔眼处可见管状器具留下的同心圆痕迹,推测为单面管钻;还有1件玉鱼上具有象鼻孔,孔壁较平直,双面喇叭状孔壁斜向下连通成孔。

现代学徒制对高职玉器设计与制作专业玉雕工艺传承的促进研究

玉器设计与制作专业采用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对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玉雕工艺的传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分析玉雕工艺两种传统传承方式的利弊,发现玉器设计与制作专业的现代学徒制在传承中有着积极的影响,高职院校应积极探索现代学徒制对玉雕工艺的传承与创新策略。

苏州、蚌埠玉文化传承特点及对区域性产业发展影响

苏州和蚌埠是中华玉文化传承的典范,两地玉器工艺发展、玉雕品种、仿古玉雕琢手法、玉器纹饰和产业发展创新存在的问题等方面,都有可对比之处。在当代中国玉器雕刻工艺流派中,苏—蚌两地的玉雕工艺有同宗同源的属性,但又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已经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流派,且均在当今中国玉雕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目前,苏州和蚌埠两地的玉器产业发展也都处在瓶颈阶段,国内玉器工艺和产业都需要创新,急需发挥各自的地区特色,寻求有效的文化传承、营销定位和行业创新的方法,以便更好地推动玉器行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可持续发展。

和田玉文化现代性构建及传播:基于传统工艺美术视角

和田玉文化是中华文明文化基因符号的烙印。它未来以何种形态、何种面貌延续下去,是传统工艺美术共同面临的问题。研究以和田玉文化传承、创新、传播为样本,立足和田玉文化现代性构建,对内从现代工作室制度角度整合合作、交流、管理的方法和制度,完善现代工作室制度统筹内部文化交流模式;对外以功能为核心,提升服务内容和消费感受,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传统工艺美术在求真务实、追求实效的改革实践中,以中国精湛的手工艺和智慧为根基,完成“走进来”与“走出去”的使命,展现中国文化图景、文化特质和文化自信,成为中国文化强国的消费符号,引导世界文化消费潮流。

漆与材的互动——中国传统镶嵌漆工艺的历史传承性

以中国传统漆工艺中的镶嵌工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古发掘与文献资料的整理,从艺术学、设计学、考古学、社会学等角度对镶嵌工艺进行分析研究,结合中国传统漆工艺的发展历史,从螺钿镶嵌工艺、金银镶嵌工艺、玉石与骨料等镶嵌工艺3个方面展开,探寻中国传统镶嵌工艺的历史发展过程,梳理出镶嵌工艺的血脉基因联系,深化中国传统漆工艺的体系研究。

西玉东传与东工西传——黄河流域龙山时代玉器比较研究

黄河流域龙山时代存在四个玉器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即海岱地区、晋南地区、陕北地区以及甘青地区。四个区域玉器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互动交流,具体表现为玉料由西向东的逐步扩散以及工艺与器形自东而西的渐进传播。

“乾隆工”玉器的工艺特征

乾隆皇帝对玉器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不仅亲自指导当时玉器的生产制作,而且倡导兼收并蓄,治玉时吸收古代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发挥地方工艺特长,制作了大量的时作玉和仿古玉,将宫廷玉雕推向了集大成的历史高峰。我们常常称这一时期的宫廷玉雕为“乾隆工”。本文重点剖析了乾隆时期宫廷玉雕的工艺特征,诠释了“乾隆工”玉器的概念及其在玉料、工匠和设计等方面的优势。

指间风雅——乾隆御用玉扳指的制作、收藏与赏赐

作为清代玉器高峰中新出现的重要玉器种类,玉扳指与乾隆帝及其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极小的鉴赏性玉器在乾隆时期受到高度重视,制作量很大,而且影响及于后世,从而成为考察乾隆玉器制作乃至整个清代玉器历史的极佳范本。本文旨在对乾隆时期御用玉扳指制作、收藏、赏赐的历史进行全面梳理,探讨乾隆帝关注和掌控御用玉扳指的社会历史情境,并对玉扳指在乾隆时期发轫并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因进行探讨,以填补中国玉器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

生产模式与良渚社会的玉石手工业

结合已有生产模式的理论成果,根据生产者依附关系、产品性质、生产集中程度、规模和强度等方面的不同表现,对良渚文化中与玉石制作有关的遗址进行分类分析,可将目前观察到的玉石生产分为“家庭生产”“家庭副业式作坊”“群聚作坊”以及“依附式核心作坊”四种方式。这些不同生产方式满足了社会中从下到上、从实用生产到礼仪装饰等不同层面的需求,从而共同构成良渚社会庞大的、多维度的玉石手工业生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