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峁文化的互动——以玉人头像为中心

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传统很可能有着北方影响,玉人头像中的若干细节,包括“尖顶帽”、纹面、发型等特征辅证着这种北方影响。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的族属不是华夏族,而是北方早期游牧人的可能性是极大的。现有的不少考古资料表明石峁文化受到了游牧文化的影响。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峁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有石峁遗址这一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最大的城址,也是北方地区地缘政治的中心作为中介,后石家河文化传统中间接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渗入是完全可能的。后石家河文化中外来文化因素应该是多元的,来自北方草原的文化因素值得重视。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峁文化的诸多相似,一方面见证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远距离文化互动,另一方面也为后石家河文化玉器寻找到了北方来源。

笏头带·傅大士·五生盆——名物丛考三则

宋代两府高官所佩笏头金带,又称毬路带、毬纹带,含义与形制歧说纷出,本文根据宋人文献记载、福州茶园山端平二年墓出土木仿真带銙与鱼袋等实物,参照《文苑图》等图像资料,厘清了“四方五团”“瑞草地球路文方团胯带”等概念,认为上圆下方的笏头状金带銙,正是“笏头带”得名之源。宋赵仲諲墓出土玉带?尾上的人物雕像,身份一向未有定论,本文根据“道冠儒履佛袈裟”的服饰特点及所持门槌,确定为南朝梁代傅翕傅大士。《瑶台步月图》中左二女子所捧之物,众说纷纭,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和图像特点,确定为七夕节物“五生盆”。

黄帝名号的神话历史编码——四重证据法再释“轩辕”与“有熊”

轩辕,为星宿名,蜿蜒如龙如车,喻指通天的神车,玉璜是通天的虹桥,熊为天熊,通天的神话动物,即天与地、阴与阳之间二元对立的调解者、中介者的形象。在黄帝名轩辕号有熊这一符号现象背后,共有三种作为天地之间中介物的象征存在,即玉璜(天桥)、天车(轩辕)、天熊(有熊)。前二者作为神话想象的运载工具,有着互为象征的对应性:玉璜的形制中有一种雕刻出双龙首(有时则为一龙首)的原型形象,故为龙璜或龙形璜;轩辕神车为龙驾之车,上天入地。所谓黄帝骑龙而升天的传说,成为将三种神话名号统一在一个神话情节中的最佳实例。璜为龙形天桥,轩辕为龙驾之天车。有熊为升降于天地之间之天熊。对于黄帝之多种名号的这种三合一式贯通阐释,能够顺理成章,调和三者间的符码矛盾和语义对立,达成统一的神话理解。充分利用四重证据的论证优势,对此做出多方面的证明,将是找回并有效解读有关华夏人文初祖的文化记忆的一条途径。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与面具在形态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在用途上又各具特色。它既可看作是浅浮雕作品,又类似于图像纹饰,似乎融合了两者之长,应是古代蜀人在审美意识方面别具特色的产物。古蜀国有举行傩仪祭祀活动的传统,玉人头像很可能就是古蜀族傩仪祭祀活动中的使用之物。它可能是一种独特的类似于头的象征,是我们探析商周时期古蜀社会生活情形的一件重要实物资料,对研究古蜀族的崇巫习俗、祭祀活动、审美观念和艺术特色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浅议石峁文化玉人头与眼睛崇拜

石峁文化玉人头为侧面剪影式人像,夸张的眼睛形象并非“一目”,石峁文化并非《山海经》所载“一目国”,而是与山东龙山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中人像造型相似,表明当时区域之间可能已经有上层文化交流。玉人头夸张的眼睛与双眼石雕是“眼睛崇拜”的真实反映,也是石峁文化多元信仰或“泛灵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良渚文化“一神教”的信仰有所不同。

从红山文化中的图腾崇拜探索早期宗教的产生与发展

在红山文化时期,思维发展较为超前的部落可能会以某种有灵的动物或者植物,或者神灵,添加进人的意志和想象力,寄托了先民对生活的某种向往与希望,从而形成了人神合一与图腾崇拜混杂信仰的红山文化早期宗教。

浅析红山文化玉玦在器型上的分类

红山文化玉玦在形制上是单一的,就是环状的并且有缺口的造型。但是,红山人在单一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很多形制上的创新。

红山文化各时期的熊图腾崇拜

红山人对熊的图腾崇拜最早来源于一种万物有灵的思想,熊图腾也应该是部族最早的祖先神和守护神。熊图腾崇拜的痕迹,不仅保留在后世的一些神话传说中,还保留在后代对灵物的崇拜中。这种崇拜不是简单的崇拜,而是涵盖着很多方面,如包含着对强大动物的恐惧敬畏心理、对生命再生的愿望、对母系的生殖崇拜的观念,还包含有一种权力的象征以及精神信仰在里面的复杂的崇拜观。

“以玉帛为草土”解

杨明照先生《抱朴子外篇校笺·嘉遯》:"草土,鄙夷之辞。""‘粪土’与此文之‘草土’,字虽有异,含义固不殊也。"庞月光先生《抱朴子外篇全译·嘉遯》注释:"草土,犹言粪土,鄙夷轻贱之辞也。"译文:"将宝玉绫罗视如粪土。"按,两位先生所言,皆与"玉帛""草土"内涵无涉。"玉帛"乃朝廷礼聘之物,"草土"乃居亲丧所用之物。"草土"指居父母大丧时,寝苫枕块,哀亲在草在土。句谓:把朝廷用"玉帛"礼聘自己为高官这种喜庆事视为居父母大丧时寝苫枕块哀亲在草在土的悲伤事。

用心雕琢,璞玉成器

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学生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在班级之中存在后进生是正常的,普遍的特点就是承受压力大、叛逆、自卑、学习上落后、思想上落后等等,需要正确看待。班主任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环节,所以要真正了解,用心雕琢,因材施教,找出应对之策,做好班主任的工作。

关于在万全县发现的玉髓羊头像的分析报告

从万全县拾得的一块玉髓羊头像造形随形就势,风格稚朴。应为新旧石器过渡期从石器分离出来的文化器物。因为其发现于桑干河洋河流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两河流域是史前人类长期生活的地方。

契丹人的金玉首饰

本文以辽文化圈内墓葬、窖藏所见金、玉首饰为依据,结合传世品,对契丹人的头饰、耳饰、璎珞、项饰、手镯、指环等,作初步的梳理,以展示契丹族富丽而饶具风情的装饰风格。契丹首饰融汇、吸收北方草原民族以及中原汉族文化因素,结合自身的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妆饰艺术。摩竭耳环、琥珀璎珞、盾面指环为契丹人所特有,且男、女皆可使用。耳饰的凤鸟、飞天造型,手镯表面的花蝶、婴戏及缠枝花装饰题材,与唐、宋艺术一脉相承。步摇、镯端的龙首造型、环面的立体动物装饰,则体现了与北方草原金器传统的关联。唐、宋盛行的插梳习俗、宋代异彩纷呈的簪、钗,在契丹人中并不流行,或很少使用。契丹人喜欢佩戴的指环、璎珞、项链,在唐、宋时期则很少见到,或并不使用。这种差异的形成,应与汉人、契丹人文化传统、生活习性的差异,发式、服装的不同相关。

先秦两汉时期的双首龙玉器源流及其文化含义

双龙首璜主要以玉为主,最早见于史前红山晚期,至西周开始逐渐流行,在东周时期颇为兴盛,北及晋、中山,南至楚、吴越,乃至西汉南越国墓都有分布。随着双首龙玉器的流行,战国时期也出现了青铜的仿品,多分布于周和三晋地区。本文通过对史前到秦汉时期大量玉、铜类双首龙璜的研究,结合文献整理,认为这种双首龙造型表现的是古人心目中的虹霓之形,至迟从殷墟时代就将虹视为双首之龙,并能啜饮河水,见之于甲骨卜辞。传世文献中亦多有虹霓饮水、饮酒的记载,或言虹能化为龙,或又化为璜。在古人看来,虹能饮水导致干旱,却也能涸淫雨洪水,是灾祥一体的超自然神物,属于“阴阳不测之谓神”之属,因此古人重之,援其形制以为配饰。

古栉拾零

我国古代的栉,既是一种重要的首服饰物,又是一种必备的梳理用具。作为人类精神创造和物质创造的结晶,栉以其独特的方式,不仅记录了社会生活状态的变化,同时也记录了人们审美理念的变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是,由于人们对栉的使用习以为常,乃至于忽视了它们的存在价值。本文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辨识出"不为人识"、"不明全貌"、"不辨其形"的三例古栉,并通过对相关遗存的分析,指出了这些古栉不仅在标识使用者身份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反映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精神面貌方面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琮”本“玉鼓”论

《周礼》说"以黄琮礼地",汉代以来关于"玉琮"的形制成为谜案。清末至今专家学者将类似"辋头"的"圆腔柱体玉器"定名"玉琮",实属误称。通过对其形制和功用的比较研究,证实所谓"玉琮"的"圆腔柱体玉器",本为远古先民祭祀神灵的礼乐重器"玉鼓"。

崧泽之美:物质表征下的精神实质

崧泽之美主要指崧泽文化特别是崧泽文化晚期各类器物在形制、造型、装饰、工艺、色彩和创意等方面独特的物质表征和审美旨趣。究其成因,一是生业进步使审美创作具备了物质基础和闲暇时间;二是没有强权压制的神崇拜为艺术创作提供了自由信仰和独立创意。崧泽文化神崇拜以陶器为主要载体,神的形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物象;而良渚文化以琮、璧等玉器为主要载体,神的形象日益格式化和神秘化。环太湖地区龙首纹玉器的出现,是神崇拜载体材质由陶向玉转换的标志性事件,可视为划分良渚文化与崧泽文化的重要标尺和界缘。

石门发现一件玉人首

石门县丁家山遗址据推断为一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存。该地曾于1986年出土1件玉人首。此件玉人首保存较完整、出土地点明确,对研究澧水流域新石器时期文化有重要价值,并为新石器时期玉器的断代提供了实物例证。

扬州西汉墓出土的崧泽文化双龙首玉环

近年来,史前遗玉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持续不断的关注。尤其是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风格玉器在商周乃至汉代遗存中不断发现,显示了早期中国对玉文化的统一认知。而作为良渚文化源头的崧泽文化玉器很少在晚期的遗址中被发现。本文通过对2001年扬州邗江西湖蚕桑砖瓦场西汉墓出土的双龙首玉环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这件器物具有崧泽文化风格,为认识汉代早期形制玉器的收藏和使用提供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