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境说”探源新见——台律融合视野下的中晚唐江南士僧交游

中晚唐江南地区士僧交游,实以天台与律学的融合为线索,表现出相应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法慎、玄俨、守直等律师为中心,此时对文士的摄受概因律德之崇高;第二阶段以灵一、刘长卿为核心,这一时期示人文艺、示见谈笑的诗僧风范开始形成;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的过渡人物是灵澈,他既连接越州与长安,又连接越州交游与湖州交游;第三阶段的交游核心是皎然,这一时期皎然表现出明确的干预文学、探讨文学理论、通过文学实现人生价值的志趣,而李华、梁肃、权德舆等文士经过天台影响长期的浸染,表现出对天台法义的深入理解,两方面共同导向了中唐“诗境说”的生发。

从《世说新语》“焦然”句语感差异看语言的社会性

《世说新语·雅量》篇有"衣服焦然神色无变"句,其中"然"是附着于形容词"焦"的词尾,而不是转折连词。《世说新语》中"X然"式双音词使用尤为突出,《雅量》一门表现突发险境中人物雅量的句式多不用转折连词,而对应的现代汉语译文多用转折连词。"然"属上还是属下,受古今汉语语感差异影响,其背后隐含着语言的社会性规律,"焦然"的使用符合魏晋时代崇尚"自然""雅量"的社会风尚。特定时代的社会内涵影响着语言词汇、句式的表达特征,即"文"与"质"密切相关联。《汉语大词典》"焦然"释义将"焦"看作通"憔",未注意到"焦然"的产生与使用事实,将"焦"与"憔"相关用法混同,需作进一步修订。

皎然的“缁素忘年之交”及“以茶论道”

皎然是湖州人,著名的诗僧,以诗首写茶道而开茶道之源。陆羽以湖州为第二故乡,诗人,著名的茶圣,以撰著世界首部茶科全书《茶经》而兴茶饮之风。颜真卿曾任湖州刺史,诗人,著名的书法大师、文字音韵类书编纂家,是皎然与陆羽的贵人、兄长、茶友。对释皎然与陆羽、颜真卿的“缁素忘年之交”进行探讨与论述,兼及“以茶论道”的初步考论,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皎然“文体四变”说及其思想史意义

中唐儒释道三教融合不断加深,而生活在此时期的皎然早年习儒入道,后终归于佛门。皎然在《诗式》中提出“文体四变”这一重要命题。其将“文体”定位于儒家风雅诗教,而“诗道”则被理解为作诗之道。因此,在这一理论支撑下,“文体四变”应该分别为《古诗十九首》、齐梁诗、俗律诗与大历诗。这一方面正合当时儒者重振文道关系的潮流,另一方面也为皎然借阐诗宣扬佛法提供了便利。而于思想史上,尽管皎然以佛教为宗,撰《诗式》也意在彰显佛法之高妙,但客观上依然促进了儒释思想的融合。

中唐至五代江浙吴语区诗人用韵:皎然、许浑、贯休诗韵对比

中晚唐诗歌具备先导性和保守性相统一的用韵特征,反映了唐五代时期的实际语言面貌。中唐时期的皎然、晚唐时期的许浑和五代时期的贯休都是吴语方言区的诗人,他们诗韵的异同印证了中晚唐时期止摄、遇摄、流摄、宕摄、梗摄,以及“涯”字和麻韵沿着之前的合流轨迹进一步趋同等语言事实。中晚唐时期,删、山、先韵逐渐靠拢,咸、摄、覃、谈、盐、添、咸、衔、严、凡、韵合流等语言现象已经萌芽。五代时期,止摄和蟹摄齐韵混同,效摄四韵渐趋不分,臻摄合流趋势日益明显。

唐代诗僧皎然对茶道美学的贡献

通过对唐代诗僧皎然诗文中体现的茶美学思想的梳理,深入剖析了其对品茶境界的审美探索。皎然开创性地以茶悟"道",以"道"论茶;他将僧家的"忘忧"、道家的"成仙"、儒家的"善身"之道与茶的"清心"融于一体,悟得"茶道"之境界,由此演生出中国茶道美学的基础;皎然对静幽的品饮环境、空灵的心境,以及"忘忧"、"若仙"意境的审美追求泽被深远。

皎然《诗式》“作用”与唐五代诗格的“磨炼”理论

"作用"是皎然《诗式》中重要的诗学概念,其内涵学术界看法不一。把"作用"放在从皎然诗论的整体理论体系和唐五代诗格的整体两个不同层面进行考察,我们发现,皎然所言"作用"主要指向"意",指诗歌创作过程中对诗意的琢磨与锤炼,是唐五代诗格"磨炼"理论的一部分。"磨炼"是唐五代诗学的核心理论,其发展线索从王昌龄《诗格》开始,经皎然《诗式》,到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最后成熟,并在晚唐五代以至宋初的诗格中蔚为大观,是唐五代诗格中独具特色的理论之一。

论释皎然的诗歌意象观念

皎然的诗歌意象观念主要受佛教唯识宗思想的影响。皎然认为意象就是心象,意象不仅能表情达意,更高的境界是求真。皎然认识到意象对诗歌创作的关键意义,对诗歌意象的整体性、象征性、多义性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并阐述了对诗歌意象的审美追求。皎然的诗歌意象理论影响是深远的,对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以及后北宋梅尧臣的诗歌创作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皎然的诗歌意象理论还被中、晚唐诗学家们所借鉴,形成了中国古代诗学的"物象"论。

明末清初闽中文人生卒年丛考

孙昌裔、陈衎、叶矫然、林佶、谢道承都是明末清初闽中文人。他们的生卒年,有的未经考证,有的结论有误。对相关第一手文献的考察可知,孙昌裔生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约卒于崇祯十六年(1643);陈衎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卒于顺治四年(1647);叶矫然生于天启六年(1626),卒于康熙六十年(1721);林佶生于顺治十七年(1660),卒于雍正元年(1723);谢道承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卒于乾隆六年(1741)。

皎然“作用”说考论

在皎然诗学中,"作用"是一个佛学意味极其浓郁的诗学概念。在佛典中两种基本用法:一是表示有为法诸相之间的因果联系,强调一种客观性;一是指佛性的外在显现,强调一种主观性。皎然是第一个将之引进诗学的诗论家,不仅以之论诗,还以之评诗,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诗歌"作用"论。皎然引进这一概念并非是对佛典语义原封不动的照搬照用,而是结合自己的诗美理想赋予了它以新的内涵。

道家文化与皎然诗学

皎然与道家文化有甚深因缘,这一方面表现在他曾经信奉过道教,学习过长生驻颜之术;另一方面表现在其作品大量吸收和化用老庄术语和思想。这种因缘对皎然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自然观、"言外之重旨"说、"意静神王"论,以及"逸"格理论均受到道家文化的沾溉。

从自然到自由——皎然咏茶诗的生命意识

皎然是中国最早提出茶道的人。在他的现存作品《杼山集》中,涉及茶的诗歌共有18首,有描写茶事活动的,有与朋友一起饮茶的,主要表达诗人饮茶后的主观感受。皎然的咏茶诗营造了一个平静的世界。生活在这种境界中的人无忧无虑,陶然忘机,人生充满了乐趣,这是皎然对生命的终极意义的体认与追求。

皎然诗家中道观浅谈

皎然继承了儒家中和之美的文艺美学思想,发展了儒家传统诗论中的"通变"概念,借用佛家的"中道"观提出"诗家中道"诗学观点,妥善处理审美过程中诸多相互对立的矛盾范畴,从新的角度拓展了诗歌审美的艺术空间。

皎然诗境说的辩证思维探析

中唐诗僧皎然的诗境理论诞生于他的辩证思维之中;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具有直观性、整体性、和谐性等特征。皎然运用这种辩证思维论述了诗境的产生与特征,发前人之未发,给形成中的意境理论注入了独特的内涵,促进了意境理论的诞生。从皎然诗境说的“取境”———直观把握中的心物融合、“但见性情,不睹文字”———整体观照中的无限超越、“诗家中道”———和谐辩证中的审美追求三个方面分析了它的辩证内涵。

“吴中诗风”与皎然“三格四品”说

“安史之乱”后,唐诗创作进入到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而在此时的江南吴中地区,却活跃者一批身份各异的诗人,他们以诙谐善辩、潇洒自适、放荡不羁的诗歌创作风格为当时笼罩在盛唐诗歌阴影下的中唐诗歌注入了一股新风,为大历、贞元后的中国诗歌指出了一条创新、发展的路径。皎然《诗式》中的“三格四品”说正是对“吴中诗风”的理论总结,它的形成、内涵和“吴中诗风”是紧密不可分的。因此,研究“吴中诗风”,不能不对皎然的“三格四品”说作深入分析。

中唐湖州茶文化圈——兼谈陆羽等与茶道文化的诞生

浙江湖州是南朝至隋唐前期江南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重镇。"所谓苏湖熟天下足",指的就是苏州和湖州。特别在陆羽定居、颜真卿刺湖和僧皎然、灵一、灵澈频繁唱和的大历——贞元时期,形成中国第一个茶人文化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茶道文化,并迅速达到一个高峰。

陈子昂与皎然岘山诗对比分析

在诗歌理论上,陈子昂主张"风骨"及"兴寄";皎然认为诗歌要"真于情性,善于作用"。但通过对比两首岘山诗,不难发现二者在诗歌创作上,是有相近的本质要求的。

论皎然《诗式》的两点局限

唐末诗僧皎然想给诗歌创作树立一个理想的艺术准则,于是创作了《诗式》,使之能“庶几有益于诗教”,能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但是《诗式》对谢灵运的诗歌评价与对唐代诗人的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皎然著作流传考述——《皎然集校注》前言

唐代著名诗僧皎然的诗文和论诗著作数量众多,其流传情况也很复杂。其诗文集历代公私书录均有记载,但著录情况均不一致,差异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关于皎然诗文集的命名;二是关于诗文的数量及编次问题;三是关于版本及校勘问题。皎然的诗论著述有《诗式》。《诗式》的流传,据文献记载有一、二、三、五卷本以及不分卷本等几种版本系统。其中以五卷本和一卷本最为常见。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唐代诗坛及诗学史上崇高的地位。

僧身与士心:论释皎然诗歌的现实性

释皎然不仅是中唐一位著名的诗僧,而且是杰出的诗论家,无论是为僧前还是为僧后,都写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这些具有明显现实性的诗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身现实:求学赶考,求仕不畅,抒发怀才不遇之感;二是社会现实:身遭战乱,忧心国事,体现忧国忧民之情;三是边塞现实:关注边塞,赞扬边塞将士保家卫国英勇杀敌,体现爱国之心。释皎然创作现实性诗歌的原因既有时代使然,又有个人际遇,也有佛教世俗化和禅宗灵活思想的推动等。释皎然诗歌的现实性实际上是一位生活在伟大时代背景下,身为僧人却士心仍存的亦僧亦士文学家的典型文学创作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