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行露》与周初“乐舞教化”礼制

《诗经·行露》一诗,所谓表现周初“男女之讼”之说不准确,此诗当根据表演性的仪式舞蹈改写而成。周初有“召伯”之类的公卿大夫于仲春时节巡守“听讼”礼制,于仲春男女婚配时节,通过歌舞形式对男女青年“告诫”(教化),将彼时男女青年的婚姻纳入“礼”的轨道。诗中“谁谓雀无角”之雀,指“南方朱雀”之“角”,即称为“鹑首”的东井、舆鬼两星宿。歌舞者装扮成“鵻鸟”,是模拟天上的井、鬼两星,两星的星占特点关乎执法、牢狱等。这是周人以“神道设教”,对百姓进行“教化”的具体表现。诗中“谁谓鼠无牙”之“鼠”,在当时也是礼仪的象征。《行露》绝非所谓的民歌,其作者大约是周代的乐官或史官,作成于西周晚期或东周初期。

《九思》序文及注作于六朝考

本文据《九思序》及其《章句》用词，发现有六朝以后习常词语，遂断其序及注非汉代人所作，盖出南朝宋、齐间好事者。

贬谪心态下的世俗化文学转型——王九思在文学转型中的心态、思想与意义论析

明中叶的古学复兴在遭遇政治挫抑之后,向着弃文入道和遁世入乐两方向转型。王九思在正德六年遭贬后,以狂者心态调适生命的挫折感,把郁勃之气消磨于花月情怀之中,形成"宕而弗激,迫而弗怒"的散曲创作风貌。老庄、郭象一派的"顺性适分"是其生命转化的哲学基础。嘉靖十五年后,他萌生"反正之渐",主张以"发情止义"的自我克制替代"驰情驰志"的自我纵逸,文学思想亦折衷于儒家的伦理诉求。

朱九思大学管理理念研究

朱九思是1949年后中国为数不多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大学校长之一,他在华中工学院的办学实践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的管理理念,并成为了公认的社会主义教育家。本文研究了他的大学管理理念,以便为更多的大学所借鉴。

《思旧赋》中的行程及作者心态

借叙洛阳之行抒发怀人之念,其中看似矛盾的行程描述,实则是作者悲愤难抑之情的幽微折射。

追本溯源,内外兼修——评张树剑《中国针灸思想史论》

针灸既是传统技术,又是现代学科,如何认识其历史真实以及如何面对现代挑战,都是当前的重要课题。张树剑的新作《中国针灸思想史论》一方面对针灸的基本概念的起源及其演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理清了针灸理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同时回答了针灸科学化面临的问题。同时,本书有勇气打破惯性的理论框架,指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另外,学术史和理论史的研究,会受到社会文化思潮、政治变革以及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本书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写作也是正是当前学界所关注的重要视角。

“留与那万古千秋教人做话儿讲”——论王九思和康海对王兰卿的书写

王九思和康海分别以散曲和杂剧的形式,礼赞周至乐户女子王兰卿的爱情,同情其悲剧命运,塑造其忠贞爱情的美好形象和高洁品质,表现出可贵的人文关怀和进步思想,也为陕西秦腔人物保留了珍贵的史料。他们对才子佳人爱情的书写模式,在明代中晚期戏曲发展史上,似亦有津梁之功。

江西樟树四特酒香味成分的GC/MS分析

通过对四特酒进行化学处理、分类收集组分,采用GC/MS联用技术对各组分进行分离与定性定量测定,分离出130多个色谱峰,鉴定出65个化合物.

《四海升平》考

《四海升平》是清代宫廷常演剧目,常用于寿诞和节令演出。由于此剧演出频繁,存留至今的传本甚多。按照版本年代,可分为乾隆抄本、嘉庆抄本、道光后抄本三个系统。通过对各个系统内代表性曲本的校勘,对《四海升平》各版本的创作年代、内容特征以及清代内廷演剧的特点进行了考证和总结。

《九思》序/注非作于“六朝”辨——《楚辞章句》序/注研究之一

词汇虽"最能反映其时代特征",然据此以断《九思》序/注中之某些词"未见两汉之世",并进而将之作为其成于"六朝"之证,则极富挑战性。就现存之甚小部分文献,即使能确证其无,也只是现存者而非当时之全部;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公认为王逸所作之《九思》中。而"先章句,后释词"之例不仅《九思注》有,《远游注》等亦然,故其纵然"与《章句》注释体例不符",亦不过为"例外"之一者;至于说《九思序》非王逸自序"口气",更多的恐只是说者之主观感觉而证明不了什么。《九思》序/注作于"六朝"说之种种理由,均动摇不了《九思》序/注为王逸自作说。

基于反义词构造的短语语义平衡现象研究——以“救死”与“救活”为例

"救死"与"救活"在语义上都强调通过营救使人或物获得重生。但是"救死"强调营救的对象是濒临死亡的人、物或者境况,"救活"强调营救的结果是使人或物活了下来。"救"与"死""活"这对反义词分别结合之所以能够表达出相同的语义,这与"救"是一种积极性的行为有很大关系。

王九思以杜诗入曲现象探微

在明中叶,王九思于官场失意后借散曲消磨壮志,其落寞失意之怀与杜甫长安困守时期有相同之处,故其散曲创作大量融杜诗入曲。其或直用杜诗成句,或化用其意境,或借用部分杜诗以疏放之笔写愤郁之怀的表达方式。王曲热衷用杜,既因与杜甫有同样遭际的情感共鸣,也因推崇杜诗,将其视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典范。他总结杜诗的妙谛在于"情真语自佳",这种诗学观念影响到他的散曲创作:不重托体形式,而注重内容的"顺乎情性",忽略诗、曲的界限,进而拓展了散曲创作的题材领域,丰富了情感内涵,也提高了文学品位,为明中叶散曲文学的繁荣鼎盛做出了贡献。王九思在散曲创作中所看重的"兴激语谑",是在对李白、杜甫部分诗歌特质的把握基础上提出的,这恰好切合了曲体文学的审美特征,也为他卓越的散曲创作成就的取得奠定了坚实基础。

《九章·思美人》新探

《九章·思美人》文本证明,前人对于此诗的诸多相互抵牾的认知是不够正确或不够全面的。《思美人》这面"镜子"十分逼真地"照"出了在楚怀王被扣秦国、楚顷襄王趁机即位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屈原复杂的思想感情及其发展变化的过程。诗中的"美人",前半部分是指怀王,后半部分则是指顷襄王。他先是思念怀王,当年寄言不成,又不愿改变初衷,只好耐心等待。对顷襄王,他先是充满希望,荡志愉乐,窃快在心,且遵江夏娱忧;接着却固形不服,容与狐疑,处幽将罢,只好茕茕南行。

《九歌》“司命”考

《九歌》中的"大司命""少司命",皆属举祷、赛祷的对象,楚国行槱燎之礼以祭祀之,而并非王逸提出的星宿。大司命掌人之寿夭,少司命主人之子嗣,两者是主属关系。后因灶神祭祀的盛行,其职责逐渐被灶神取代和掩盖,遂被民间所淡忘。

中国龙形象的历史演变

从新石器晚期到殷商再到晚清,龙的造型一直在“兽形龙”与“蛇形龙”两种原型之间摇摆渐变。由汉至唐,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度流行兽形龙,唐代逐渐转向以蛇形龙为主。宋代以降,基本确定了“三停九似”的龙纹模式,兽形龙逐渐减少。元代开始,由于统治者对龙纹的管控和垄断,五爪龙开始出现,龙纹造型作为皇权政治进入程式化制作阶段,龙纹越来越繁复,最终走向衰落。封建王朝落幕之后,龙纹回归民间,重焕生机,龙的多变属性及其文化包容性使得龙纹再次获得多样性生长。

继承历史财富 不断丰富发展——由庆贺朱九思同志九十华诞而作

朱九思同志在原华中理工大学(时名华中工学院)领导岗位上的32年中,对学校建设与发展众多极为重要的方面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高等学校肩负培育人才、创新文化、服务社会与交流学术四项任务,朱九思同志在学校的学科建设、科研与教学的关系、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的关系、国际学术交流、师资队伍建设、管理队伍建设以及校园环境建设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办高等学校应抓的四个方面:一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办学思想;二是要建设好师资队伍和干部队伍;三是要妥善解决学校管理的体制与机制问题;四是要有宏观的战略思维。

论王九思的祝寿之曲和自寿之曲

王九思的散曲集《碧山乐府》题材丰富、内容广泛,其中一类为寿曲,即为人祝寿之曲和自寿之曲,反映了他对亲情友情、家庭伦理的重视,表现出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