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性雌激素软膏联合苦参凝胶对改善老年性阴道炎患者阴道微生态的作用

目的探讨结合性雌激素软膏联合苦参凝胶对老年性阴道炎患者阴道微生态的影响。方法将67例老年性阴道炎患者按挂号单号码分为观察组33例和对照组34例。对照组给予结合性雌激素软膏0．5—1．0g涂抹外阴及阴道口，1次／d，连续用药16d；观察组采用与对照组相同用药8d，然后采用苦参凝胶1支／d，连续用药8d。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7d和30d分别采用阴道分泌物涂片进行阴道乳酸杆菌半定量检测。结果治疗前对照组阴道乳酸杆菌阳性率48．4％（15／31），观察组为50．0％（15／30），2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16）；治疗后7d对照组阴道乳酸杆菌阳性率74．2％（23／31），观察组为86．7％（26／30），2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62）；治疗后30d对照组阴道乳酸杆菌阳性率80．6％（25／31），观察组为96．7％（29／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3）。结论结合性雌激素软膏联合苦参凝胶治疗老年性阴道炎可明显改善阴道微生态。

马若瑟《汉语札记》中的语法化、词汇化意识——以“以”的研究为例

马若瑟所著《汉语札记》对"以"字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语法化和词汇化意识。马若瑟不仅依据是否做句子基本成分来划分实词和虚词,还点明了隐喻这条语法化路径,并举出一些虚化例证,在衔接中国传统实词虚化思想与现代语法化思想方面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对"所以""以为"等的研究呈现出由分开的两个词到一个凝固词语转化的过程,表现出超前的词汇化意识,这在汉语语言学史和欧洲汉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对文言虚词“而”的研究

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于1728年所著《汉语札记》是目前已知最早对汉语文言虚词"而"进行语法描写的著作。该书比较全面地对"而"的词性、语法意义、两端意义关系以及常用组合进行了描写。研究表明,《札记》很有可能参考过元代卢以纬《语助》和清代袁仁林《虚字说》,是西方语言学素养与汉语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索隐天学:马若瑟的索隐神学体系研究

作为清初来华耶稣会索隐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马若瑟,在华传教期间撰写了大量诠释中国经典的汉语作品。他通过使用基督教神学资源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企图从儒家经典文本中寻找到基督教的信息。马若瑟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一方面是为开放的儒家经典文本提供新的解释,另一方面弥合了儒耶之间的张力,为清初基督教提供思想与文化合法性。其核心内容是:信经不信传,六经地位不可动摇,《易经》是六经之首;经过秦火之后,六经原义丧失,汉儒、宋儒不仅不能恢复原义,反而淆乱经典;因为人类同源异流,上帝所赋之"理义"相同,所以可以用天学(基督教神学)来恢复六经原义;而且古文字中亦含有天学思想;因此,受洗入教不是脱离儒家而是成为真正的儒家,"孔子倒成全于耶稣"。索隐神学综合了儒家以及基督教的释经学传统,但因忽略各自的传统与权威而遭到双方的批判,却为清初信徒及天主教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并可被视作经典辨读的早期尝试。马若瑟的索隐神学重塑了清初汉语基督教神学的样态,为清初基督教思想史注入了新的可能性,也为当下的汉语神学建构提供了有益参考。

清代传教士马若瑟有关汉语判断句式的研究

马若瑟在《汉语札记》中突破了词语的研究范畴,把"者""也"作为句式的标记,进入到了句式层级的研究。其相关内容虽然主要是判断句式,但并不是明确正式的判断句式的研究,而仅是句式研究。这一形式主义的泛性句式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可能是虚字研究发展到汉语现代句式研究的必经环节,可以说马若瑟的《汉语札记》开创了汉语文言句式研究的先河。

18世纪法国翻译理念框架下元杂剧《赵氏孤儿》法译本研究

法国来华传教士马若瑟于1735年翻译了第一部传进欧洲的中国悲剧《赵氏孤儿》,开启了中国戏剧海外传播的序幕。现有针对《赵氏孤儿》法译本的研究多采用历史学视域,探讨《赵氏孤儿》在18世纪"中国热"的语境下在欧洲传播的过程,很少有人从启蒙时代法国翻译理论的视角透视马若瑟译介中国戏剧的策略。然而,翻译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发生的社会互动行为。马若瑟有意选取具有浓郁"悲剧精神"的元杂剧《赵氏孤儿》为译介文本,通过改译、增删等翻译策略,率先把戏剧译介活动作为传播中国儒家思想的手段。本文通过梳理18世纪法国翻译理念,重点考证马若瑟对源语言文体风格的改动,源文化内涵的保留,还原翻译所处的时代语境以及历史表现。

德国巴伐利亚公立图书馆藏《汉语札记》抄本述略

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的《汉语札记》是西方汉学史、西人汉语语法研究史以及世界汉语教育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一部作品。此前面世的有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的两部原始手稿和一个抄本。本文立足于文本史的研究,从德国巴伐利亚公立图书馆所藏的《汉语札记》新抄本入手,对该抄本与马若瑟原始手稿、其他抄本、刊本之间的关系和彼此间的传承流变进行了考察,确立了该本的抄写者、时间和地点,厘清了新发现巴伐利亚抄本的一些基本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