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线诉讼法官阐明义务

在线诉讼是诉讼信息化改革取得的重要成果,法官阐明在在线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区别于传统诉讼中法官阐明的双重属性,在线诉讼法官阐明性质界定为义务似乎更加妥当,在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下,在线诉讼程序遵循的当事人同意原则依赖于法官阐明义务的履行。在线诉讼中法官阐明义务的内容、行使方式、时机都有了新的变化。法官违反阐明义务,应当阐明而未阐明,应赋予当事人上诉的救济权。

专利侵权诉讼中获利返还的证明问题研究

我国《专利法》构建了以专利权人损失和侵权人获利为基础的二元损害赔偿评价体系。获利返还性质上仍属于损害赔偿责任的范畴。在责任范围领域,其构成要件包括总获利额和因果关系。技术贡献率是总获利额与侵害专利权之间因果关系在度量上的体现。基于获利的“双边性”特征及其蕴含的价值分层,总获利额由专利权人负证明责任,技术贡献率则由侵权人负证明责任。总获利额的证明困难,适用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来缓解。专利技术贡献率是评价性的构成要件,其本身不是当事人主张证明的对象。决定专利本身价值的法律价值度、技术价值度、经济价值度的因素中与利润相关的因素的基础事实才是当事人主张和证明的对象。专利技术贡献率的法律性质不是比例原则也不是比例心证。专利技术贡献率遵循具体化主张—具体化否认—本证—反证—法官自由心证的证据调查流程。

股东出资“合理怀疑”规则的检视及程序展开——基于《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的实证分析

《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建立了对股东出资情况的“合理怀疑”规则。这一规则与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力图查明事实的功能定位不同,与解决证据偏在问题所设定的两项具体规则衔接并不顺畅。规则本身未确定“合理怀疑”的实体判断标准,规则适用的程序节点不明确,以致司法实务效果欠佳。法官应参照“合理怀疑”的实体判断基准,以现行民事诉讼程序为基础,在庭前会议、证据调查环节,通过原告事实主张具体化,适时对被告科处事案解明义务,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相应举证责任承担主体。

阐明权概念与范围新解

阐明权制度是一种部分权利与部分义务相结合的制度,它的范围是法定性与个案动态性的结合。从其制度构成来看,英美法系没有阐明权制度,它是只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特有的制度。

现代型诉讼中事案解明义务的程序构造

对我国民事诉讼而言,事案解明义务具有保障当事人实质平等、充实审理过程、促使发现事实真相进而公正裁判等特殊价值,适用事案解明义务有助于解决证据偏在案件中的证明困难,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真实义务的体现。考察日本事案解明义务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发现,事案解明义务的要件理论可以限定其适用的范围,为实务操作提供更为具体的指引,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恣意裁判。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事案解明义务自身的复杂特征,应在“类案+要件”的例外化范围内承认事案解明义务,同时事案解明义务的构建应注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应以口头辩论终结前为限制,由法官依职权根据案件情况加以判断和适用,但需提前告知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的效果及违反后果,判决书中也应充分说明适用事案解明义务的理由。

日本解决IP侵权诉讼中权利人举证难的组合拳制度

为了解决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知识产权人举证难的问题,日本知识产权法创设了侵权行为人对其行为具体样态的明示义务、文书提出命令、损害计算鉴定、合理损害额推定、秘密保持命令等制度。这些制度具有我国同类制度没有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值得我国认真研究和借鉴。

侵害人格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证明路径——以《民法典》第1182条为中心

基于财产损失的客观性和确定性,权利人不仅要证明财产损失的存在,而且要证明财产损失的具体数额.根据«民法典»第1182条,“按照被侵权人所受损失或者侵权人所获利益确定赔偿数额”与“法院酌定赔偿数额”之间是递补关系.权利人应首先证明财产损失或获利,至于证明困难,则可通过间接证明和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来缓解.当用尽损失或获利的证据调查手段仍无法给予证明,或者进行审计、鉴定等花费巨大时,法院才能酌定赔偿数额.法院酌定损害赔偿数额减轻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降低了证明标准,但这不是法院怠于进行证据调查的借口.法院酌定的主要内容是人格权许可使用费和侵权获利,其基础事实仍由当事人负证明责任,«民法典»第998条规定的因素是法院酌定的辅助因素.此外,法院应在诉讼过程中行使释明权,引导当事人充分举证,并适时向当事人公开其心证,对酌定结果给予充分说理.

证明困境视阈下当事人协力阐明义务研究

在证据偏在或一方当事人处于弱势证明地位的案件中,负证明责任当事人时常陷入证明困境。从我国现行法及司法实践角度分析,目前破解此类证明困境之手段尚存不足。基于对证明困境域外破解机制的比较考察,在大陆法系事案解明义务理论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现有司法国情,创设协力阐明义务或在缓解乃至破解此类证明困境上更具优势。协力阐明义务之适用应有严格前置条件及限定案件范围。当无证明责任当事人违反协力阐明义务时,应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依据其违反情形及严重程度之不同进行分层化考量与处置。

“债转股”实施中的难点与思考

“债转股”是一举三雕的最佳之举吗 ?不少人对此曾寄于厚望 ,笔者却不敢苟同。“债转股”只是国企脱困的治标之策 ,在实施过程中仍有不少难点 ,比如债转股企业条件的把握、道德风险的防范、资本市场欠发达问题等 ,为此 ,本文特提出若干建议 ,以保证实施“债转股” ,达到预期目标。

前进抑或倒退:事案阐明义务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事案阐明义务论作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前沿理论,在解决现代型案件证明困境问题上发挥了有力作用。但这一概念的提出却对作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基石的辩论主义和证明责任制度形成了挑战,其产生与发展也正是围绕着与辩论主义及证明责任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当今各国阐明义务一般化的趋势比较明朗,这尤其对于传统上注重追求案件客观真实的我国诉讼制度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但目前引进无限制的"事案阐明义务"会使我国司法改革辛苦建构起来的证明责任制度及民事诉讼模式转型前功尽弃。其积极意义只不过在于在特定的案件类型中以此理论可弥补证明责任分配可能的弊端。

书证提出命令的理论革新与路径优化——以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为切入点

书证作为"证据之王",贯穿民事诉讼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程序始终。以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为典型的现代型诉讼中,当事人经济实力与诉讼能力的非对称性导致证据分布非均衡性,使得书证结构性偏在现象愈发严重,证明妨碍行为呈现普遍化特征。为制裁证明妨碍行为、实现"平等武装"、保障裁判的实体公正,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通过司法解释逐步构建起相对完整的书证提出命令程序基本框架。但现行书证提出命令程序存在着诸多理论困惑与制度空白,导致实践中书证提出命令存在适用率低、准许率低、救济缺失、尺度不一等诸多制度失灵问题和司法适用困境。应从理论上将以"规范说"为核心的证明责任论和事案解明义务论加以革新整合,对我国书证提出命令程序的实践路径加以优化完善,最终实现预期制度价值。

不负证明责任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

考察德国事案解明义务的实践与理论可以发现,事案解明义务是解决民事诉讼信息-证据偏在问题的有效手段;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学界主流并未采纳施蒂尔纳倡导的一般性事案解明义务,而是将其限制在例外情形,即通过从属的主张-证明责任来解决问题。考虑到事案解明义务的自身特点,引入该制度有助于解决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调查的空洞化问题,也不会对辩论主义的确立造成重大冲击。我国未来民事诉讼应在例外性事案解明义务的基础上引入这一制度,同时将事案解明义务的设计和推进纳入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制度体系,以免带来意料之外的负面效应。

论书证收集程序的现实困境与模式选择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书证收集渠道十分有限,不足以应对现代型诉讼中证据偏在的问题,应当在自愿型取证程序之外强化对强制型书证收集程序的建构。为弥补客观证明责任理论在强制收集书证上的乏力,主观证明责任领域发展出事案解明义务理论,英美法系的证据开示与大陆法系的文书提出命令皆是落实事案解明义务的具体体现。但是,双方当事人主导的扩张型证据开示制度根植于英美法系的独特制度环境,在内在理念与外在机制上与大陆法系均有所差异。鉴于我国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在诸多方面的极强亲和性,我国应当继续借鉴大陆法系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构建我国的强制型书证收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