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参与审判对司法领域的影响研究——以法官自由裁量权为例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发展,人工智能也应用到了司法领域中。在庭审过程中,人工智能具有主持庭审过程、记录庭审笔录、进行证据推定、生成裁判文书等功能,并且还可以根据算法直接聚集案件争议的焦点。由此法官无须提前阅卷,避免了法官对案件先入为主,保证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过程。人工智能参与审判也可以推动司法公开和推进司法裁量统一,以促进“同案同判”的实现和对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从而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促进法律更加公平公正。

论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

在近代刑法学术史上,西方国家曾经围绕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对立,就刑罚价值取向和量刑公正标准量刑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报应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罪行轻重相适应",目的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最后在两者之间形成折中主义刑罚论,认为"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事实情况都是影响刑罚轻重的因素",此说为多数学者所赞同并为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采纳。根据现行刑法第五条规定,我国量刑公正标准属于折中主义刑罚论,表现为"罪责刑相均衡",其精髓在于:刑罚的宽严程度应当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互适应",因此,正确处理法定刑、量刑情节与宣告刑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唯一途径。

量刑规范化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衡平

量刑规范化改革改变了传统的量刑方法,建立了"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出台《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要求法官以此为参考确定基准刑和对量刑情节加以合理的衡量和适用。在我国着力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背景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主动迎合改革的步伐,从提高法官自身素质、改善立法状况以及规范裁判文书制作等方面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以实现量刑公正。

合同解释中的司法能动与克制

法官对合同的解释无法脱离其能动性,而主观性的解释须以客观性为目的。当法官在合同解释出现障碍时应恪守两个标准:理性第三人标准和社会公共利益标准。同时,必须对法官的能动性予以下列限制:法官在适用理性第三人标准时,应尽量避免以所谓的"理性第三人"之名而作出偏离缔约人真意的解释;法官在合同解释中的自由裁量权要受合同解释规则、合同文本内容、法官职业共同体之规则、公平、正义、诚信等基本原则的限制。

论警察执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

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警察权中一种具有特殊地位的行政管理权,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警察自由裁量权有许多积极方面的贡献和价值,但在警察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滥用、乱用和私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因此,在保证警察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如何对其进行必要的控制便显得尤为重要。应针对目前我国警察自由裁量权使用的现状以及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规范建议,从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方面做出具体的规范要求,以期使警察自由裁量权在法制规范的前提下,发挥更好的作用。

从中国司法现象浅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各国司法活动中普遍存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虽自有其存在的根源,但其存在却有悖于法理只有对法官自由裁量权加以控制,才可以减少其负面效应,实现司法公正。

诉讼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 ,使司法裁判过程既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国家、社会、当事人 ,乃至社会公众舆论等各方面正当或不正当的影响 ,正确分析和了解这些因素对司法过程的不同影响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完善诉讼保障体制 ,以尽可能地减少或者防止其对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可能的不良影响。

竞争法中一般条款的司法实现

竞争法中一般条款的存在具有弥补法律“不完备”、衡平社会利益等功能,但司法实践中一般条款的司法适用及其法的价值的实现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消除这些不确定因素,寻找其在司法实现上的途径,必须解决司法中对法官的赋权与对法官自由裁量权限制的平衡问题。

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对释明权的行使路径的思考

释明权的设立初衷是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对比、防止法官的突袭裁判并提高诉讼效率。司法实践中的释明权发生了扭曲。要想将理想与现实的释明权归一,就必须明确释明权的行使限度,法官告知当事人攻击防御的方法并不违背“平等武装”的宗旨;法官公开自己的心证才能够防止裁判突袭的发生;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失为提高诉讼效率的有力手段。